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与当代美育建设

曾繁仁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最基本的立足点就是将自由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促进人类实现自由解放，获得审美的生存。这也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美学与美育的主要目标之一。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人学观通过与时俱进的理论建构，获得了更加全面、科学的发展。这一发展过程也促进了我国当代美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美育；文化转型；自由解放；审美生存

当代美育理论建设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在于如何坚持，经过认真地学习与研究，我们认为，从更直接的角度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指导。因为，美育理论的产生就是，现代哲学领域由思辨哲学到人学、美学领域由认识论到人生美学、教育领域由知识教育到通识教育转型的反映。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美学，就是这一转型中最具科学性的理论形态。

一、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生成发展的历史背景

问题的提出还是要回到现代经济社会文化与哲学美学的转型上来。众所周知，欧洲从17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就开始出现进步与危机共存的二律背反现象。在经济快速发展进步的同时，也出现了贫富悬殊、道德滑坡、人性分裂等社会危机问题。席勒于1795年将之称作社会的“混乱失调”、人性的“异化”。斯宾格勒于1918年将之称为“西方的没落”。而胡塞尔则于1936年将之称为“欧洲生存的危机”。这种危机的形成首先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弊端，那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对于剩余价值的剥削本性和资本的无限扩张本性，以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于效益最大化无限追求的本性。而从另一个层面说，就是工业革命所导致的对于科技力量无限崇拜的神话，乃至工具理性的极度膨胀。这一切都从精神的和物质的层面造成贫富的严重分化和对人的极度压抑，从而形成愈来愈严重的社会危机。这种危机的形成还与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相应的本质主义的认识论哲学观念密切相关。近代以降，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唯理论哲学命题，黑格尔更将“绝对理念”提到决定一切的高度。这种本质主义的认识论哲学极大地影响到美学、艺术与教育，致使美学学科以对美的本质的探索为其最高宗旨，艺术领域则以“再现”为其指归，而教育领域则以“智商”的追求为其目标。

从19世纪中叶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文化危机的日渐尖锐，许多有识之士加大了突破传统哲学美学文化形态的步伐，以黑格尔的逝世为标志，逐步发生哲学与文化领域的转型。从哲学与美学领域来说，开始从本质主义的认识论哲学—美学向注重人的生存状态的存在论哲学—美学的转型。以叔本华与尼采为代表的生命意志哲学—美学，抛弃了传统的“理念论”哲学—美学，转向对于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命状态的关注。此后的表现论哲学—美学、精神分析心理学哲学—美学以及现象学哲学—美学等，也都是着眼于人的深层心理发掘及其提升。但现象学哲学—美学仍然没有摆脱认识论的束缚，还没有完全将人的生存问题提到重要地位，胡塞尔甚至对于海德格尔将现象学引向存在论表示强烈不满。其实，将现象学引向存在论就是彻底摆脱传统本质主义认识论，走向当代形态的存在主义“人学”理论。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美学的问世，直接提出著名的“存在先于本质”的命题，表明以现世的人的存在为其关注重点的当代存在论人学及其美学理论的正式诞生。当然，当代存在主义人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还有待于胡塞尔后期的“主体间性”理论、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理论、德里达的“延异”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对话”理论以及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补充。海德格尔的“此在本体论”及其真理观、审美观，尤其是他提出的“人诗意地栖居于大地”的命题，更使当代存在论人学及其美学理论进一步走向成熟。这种当代哲学—美学由本质主义的认识论向存在主义的人学理论的转型，就成为当代美育理论与实践产生的理论动因与发展根基。

从教育领域来说，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形态的教育诞生，现代大学制度建立，培养了大量适应社会和工业发展的人才。但另一方面，见物不见人的单纯重智型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不断发展，并愈来愈显现其弊端。首先是夸美纽斯提出著名的“泛智论”教育思想，明确将其培养目标定为将人培养成“理性的动物”，提出“为生活而学习”的口号，将自然科学与语言等纯智力因素的学习提到首要位置。法国心理学家比奈与西蒙于1905年发表关于学生接受力和表达力测试的报告。这个测试报告经斯特恩进一步完善为“智商测试法”(IQ)。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有关智力测试的标准和方法，它将资本主义教育的“唯智性”和“实用性”充分地反映出来，因而很快得到广泛推广。这种“智商”测试理论，将数学、语法、自然科学等智力因素提到唯一重要的高度，排除了人文教育特别是美育等非智力因素。这种教育的片面性和严重后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显现出来。正如马克思与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教育时所说，这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把人训练成机器罢了”[1]。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法西斯主义的倒行逆施给人类造成的巨大灾难，充分显示了唯科技主义和唯智力教育的危害，向人类敲响了警钟。20世纪初、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各国开始关注教育的改革，将包括美育在内的人文主义教育逐渐提到重要位置，使见物不见人的“纯智教育”逐步转向人的培养。当然，资本主义制度盲目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性，使其不可能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放到根本位置，但局部的改革还是可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文教育进一步引起发达国家的重视，并形成“通识教育”。1945年，哈佛大学提出名为《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报告，俗称“红皮书”，是美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通识教育的著作，成为战后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这个文件出于对“纯智教育”造成学生知识能力过分专门化的忧虑，提出本科生所学课程中应有八分之三的通识教育课程，其中自然学科、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课程各占三分之一。1947年，美国高等教育委员会发表《美国民主社会中的高等教育报告》，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把通识教育提高到与专业同样的位置”。以上两份文件都具有经典性，标志着“通识教育”逐步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

据美国卡内基教育基金会的统计，从1970—1985年，由于对通识教育的倡导，在美国开设艺术类课程的院校由44%上升到60%，而开设西方文化课程的院校则由40%上升到45%。美国欧内斯特·博耶对于通识教育中的“艺术：美学素养”课程作了这样的介绍：“人类的某些经历是难以用言词表达的。为了表达这些深存内心的最强烈的感情和思想，我们就使用一种称之为艺术的更敏锐更精巧的语言。音乐、舞蹈和视觉艺术不仅合乎需要，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因此，综合核心课程就必须揭示这些符号系统在过去是如何表达人类意愿的，并且说明它们怎么继续存在到今天。学生需要了解艺术所具有的表达和颂扬我们的生活以及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独特功能”[2]。在这里，他突出强调了审美与艺术所特具的“表达和颂扬我们的生活以及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独特功能”，以及作为“深存内心的最强烈的感情和思想”的更敏锐的语言，应该说这种把握是比较到位的。哈佛大学校长尼尔·陆登庭1998年在北京大学所作演讲中介绍了哈佛大学有关开展通识教育、加强人文审美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他说：“我要谈的重要的事就是人文艺术学习的重要性……最好的教育不但帮助人们在事业上获得成功，还应使学生更善于思考并具有更强的好奇心、洞察力和创造精神，成为人格和心理更加健全和完美的人。这种教育既有助于科学家鉴赏艺术，又有助于艺术家认识科学。它还帮助我们发现没有这种教育可能无法掌握的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有助于我们无论作为个人还是社区的一名成员来说，度过更加有趣和更有价值的人生。”[3]在这里，陆登庭校长向我们介绍了哈佛大学的极具当代性的办学理念。当然，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抵触，因而由“纯智教育”到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的转向是非常困难的。在美国，高等教育是职业教育还是全人教育之争始终在进行，而对于通识教育是否有效的看法也分歧颇大。据韦尔森1986年为国家艺术基金委员会起草的一份报告中统计，当时只有19%的9年级和10年级学生、16%的11年级和12年级的学生注册了艺术课程，1982年全美只有18%的学区强调与美的艺术相关的毕业要求。正如阿瑟·艾夫兰所说：“我们有理由说[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艺术教育史是一个成功地把艺术引进普通教育的诸运动的历史，但它同样也是各种反对普通教育进行艺术教学的诸理由和原因产生的历史。”[4]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以人的个体存在为出发点、扩展到对于人类终极关怀的人学理论，是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大势所趋。在哲学与美学领域，表现为当代存在主义人学理论的蓬勃发展；在教育领域，表现为当代以全人培养为指归的通识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勃兴。这是人之本真冲破遮蔽走向澄明之境的强烈要求，是人类冲破物欲束缚寻求新的自由解放的内在需要，也是新时代新的人文精神生成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资本主义制度和当代西方哲学-美学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痼疾，却极大地阻碍了这一当代人学理论的蓬勃发展，因而需要一种新的更加科学的人学理论给予必要的纠偏与补正，更重要的是，这种人学理论也将为社会文化的发展提供理论的支撑。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生成发展的历史背景。适应历史需要，促进社会文化转型，推动人类社会前进，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肩负的历史重任。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存在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形态。尽管长期以来对于这一理论存在诸多争论，但我们认为，在人学已经成为当代西方哲学与文化转型的标志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作为反映社会文化发展方向的哲学理论形态，对于人学理论没有回应无疑是一种缺憾。而我们发掘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人学内涵，使之充分发挥纠正当代西方人学理论偏差之作用，也是时代的需要和我们理论工作者的责任。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而无产阶级解放的前提则是整个人类的解放。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5]。整个社会的解放，也就是人类的解放，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奋斗目标。因此，我们从无产阶级乃至整个人类解放的意义上阐释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应该是科学的、符合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本义的。其实，早在1843年底至1844年1月，马克思就在著名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人学理论。他说：“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6]有的理论工作者认为，这个思想不仅不是马克思当时思想的核心，而且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痕迹。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不尽妥帖。因为，这里其实包含两层紧密相关的意思：第一层就是关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学说；第二层是一条“绝对命令”，亦即人学理论的前提是推翻使人受奴役的一切社会关系。这正是1885年恩格斯在解释“导言”时所说的，“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7]，也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重要原理。事实证明，如果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的核心归结为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的解放，那么，这一理论其实是一直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始终的，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的扬弃，到我国今天对“以人为本”的倡导，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

马克思主义实践存在论人学理论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从社会历史层面来说，这一理论恰恰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人类解放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广大被压迫阶级的利益，他们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剥削的本性，以及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制的内在矛盾，从深刻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出发，进而提出人类解放这一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8]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就是无产阶级解放的精神武器。正是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谋求解放的伟大历史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才得以产生和发展。我们可以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再到马克思恩格斯后期的著作，清晰地描绘出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发展的一条红线。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产生的社会政治根源。从哲学层面上看，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恰恰是批判各种二分对立的旧哲学的产物。众所周知，近代以来，与工业革命相对应，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从主客二分的角度将对抽象的本质的追求作为哲学的终极目标。这种见物不见人的哲学理论，实际上远离人类现实生活，是脱离时代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充分地看到了这种哲学理论的弊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学理论对其加以超越。马克思首先超越了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这种旧唯物主义将人的本质归结为抽象的生物性的“爱”，这是一种“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的思维模式。同时，马克思也超越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从抽象的精神观念出发的另一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马克思以人的唯物实践存在将主客统一了起来，从而超越了一切旧的哲学，成为人类历史上崭新的哲学理论形态——唯物实践存在论人学观。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实践存在论人学观与西方当代人学理论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与其它人学理论一样都是对西方近代认识本体论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突破。它以其独有的唯物实践存在范畴突破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主客二分，并将作为实体的两者加以统一。在这里，实践作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是一个过程，它不可能成为本体。但唯物实践存在，即实践中的具体的人却可以成为本体。因此，这是一种唯物实践存在本体论，也是一种“存在先于本质”的理论。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存在论人学理论也同当代其它人学理论一样，是以现实的在世的个别之人为其出发点。海德格尔是以在世之“此在”为其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存在论人学理论则以个别的、活生生的现实之人为其出发点。诚如马克思所说，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9]。“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0]。由此可见，实践中的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就是马克思唯物实践存在论的出发点。这是一个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中实践着的活生生的个人。正如马克思所说：“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11]而且，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存在论人学理论也同当代西方其它人学理论一样，是以追求人的自由解放为其指归的。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以无产阶级与整个人类的自由解放为其最终目标，它把“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写在自己的战斗旗帜之上。马克思在论述共产主义时曾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2]。

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又具有当代西方人学理论所不具备的鲜明的实践性和阶级性。对于这一点，西方当代理论家也都承认。萨特指出：“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是处于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开始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13]马克思所说的人首先是处于社会生产劳动实践之中的人，社会生产劳动实践是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方式。诚如马克思所说：“所以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4]这就将以社会生产劳动为特点的实践放到了人的生存的首要的基础的地位，从而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奠定在唯物主义实践观的基础之上。这就迥异于当代西方以胡塞尔现象学为理论基础的人学理论。马克思的“实践世界”理论也迥异于当代西方人学提出的“生活世界”理论。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还具有极其鲜明的阶级性。它是一种以彻底改变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阶级的生存状况为其宗旨的理论形态，是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阶级获得解放的理论武器。这种人学理论迥异于呼唤抽象的爱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它公开宣布反对资产阶级的压迫与统治，是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阶级获得解放的必要条件。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价值取向所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将个人存在与社会存在有机地结合起来。它一方面强调人是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同时也强调人是一种社会的存在，是个体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统一。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马克思既强调了人的存在的现实性与个体性，同时，更加强调人的存在的社会性与阶级性，强调个人的自由解放要依赖于社会的进步和整个阶级与人类的解放。这就超越了西方存在主义“他人是地狱”的理论观念。

当然，时代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本身实践的、革命的品格决定了它必然与时俱进，吸收当代人学理论的有益成分。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人类社会经历了20世纪的风云变化，经济社会发生了极大变化。尽管历史的发展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科学性与前瞻性，但西方当代哲学及其人学理论的发展，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中有诸多内容与马克思原典的相融性等，都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必须吸收西方当代各种哲学与人学理论的有益成分，从而使自己更具时代性与活力。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应该吸收西方当代哲学与人学中有关人的非理性因素的论述。众所周知，西方当代哲学主要在非理性层面探索人性，甚至将其抬高到主导性地位，这自然是偏颇的。但人的“此在”的在世性的确又包含许多非理性成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充分强调人的理性时，对人的非理性成分是有所忽视的，应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缺失。今天，我们应将西方当代哲学中有关人的非理性的论述吸收到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之中。西方当代哲学与人学理论为了克服主观唯心主义，曾经提出“主体间性”理论加以补充，并因此而派生出“交往对话”、“共生共戏”等理论观点。虽然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注意到了交往对话理论，但在理论的广度和深度上还有必要吸收西方当代哲学与人学理论中的有关内容。在19世纪，由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还不够充分，人对自然的破坏的严重性还没有充分显露出来，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学理论中，尽管比同时代的人已经具有更多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内容，但总体上对于生态问题的重视和论述还是不够的。例如，他们的哲学与人学观中还没有更自觉的生态维度，在他们的经济理论中还没有更自觉的包含自然的生态价值。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生态问题的日渐严重，出现了大量的有关生态哲学、伦理学与生态批评的理论。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建设应该自觉地吸收这些生态理论，努力将人文观与生态观统一起来，构建人的生态本性理论与新的生态人文主义。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在新的形势下，通过与时俱进的建构性发展，一定会更加全面，更加科学。

三、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对当代美育建设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人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对于当代美学与美育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以其作为当代美学与美育建设的理论基础表明，将推进由本质主义的实体性美学到当代人生美学的转型。本质主义的实体性美学就是主客二分的认识论美学，以把握美的客观的或主观的本质为其指归。这种美学实际上是一种严重脱离生活的经院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人的本真存在的一种遮蔽。而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基础之上的人生美学则是充满现实生活气息的人的美学的复归，是一种对于实体遮蔽之解蔽，由此可实现人的本真存在的自行显现，进而走向澄明之境。这是一种以人的现实“在世性”为基点的美学形态，力图彻底摆脱主客二分，实现作为现实的人的人与自然社会、理性与非理性的多侧面、全方位的有机统一。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基础上，我们构建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美学理论，实际上就是实践存在论美学理论。它包含十分丰富的内容，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原典出发，将其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从宏观的角度讲，就是对于非美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与现实生活的批判与否定，也就是对“异化”的扬弃；从微观的角度讲，则是“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 ，即以美的“尺度”来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同时也促使“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16]；最后的目标则是美好的新生活与新人的创造，即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17]。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对于当代美育建设也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使美育与当代美学建设相融，走上批判当代社会弊端，推进人类获得诗意的栖居的广阔道路。马克思人学理论的指导，首先决定了美育的产生与发展的后现代的特殊语境。一说到“后现代” ，有的学者就有反感，认为中国现在还处于现代化过程之中，因而讲“后现代”是一种“奢侈”。其实，对于“后现代”有多种理解，我们所理解的后现代是对于现代性进行反思和超越的后现代。这种后现代其实是伴随着现代性而产生的，早在17世纪资本主义现代性刚刚开始之际就有了对其进行反思和超越的后现代。所谓“文明的危机”、“西方的没落”就是当时的理论家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海德格尔更将其称作“茫茫的黑夜”。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更是高举起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大旗，写下了一系列有力批判资本主义的传世檄文。目前，我国学者提出的“生态文明”就是对于工业文明的一种超越，也就是“后工业文明” ，就是“后现代”。由于系统的“人学”理论是后现代的产物，因而产生于人学理论基础之上的当代美育就具有明显的后现代性，是对于资本主义现代社会批判的产物。众所周知，席勒著名的《美育书简》 ，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提出“美育”概念。“美育”概念显然是一个具有明显后现代色彩的美学范畴。因为，美育的提出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分裂人性的有力批判，旨在通过审美的人将处于分裂状态的感性的人和理性的人加以统一。而从理论形态来说，席勒的美育理论是以具有初始的存在论色彩的人学理论为基础和指导的。这是一种明显的现代人本主义人学思潮，它也成为西方现代人学理论的源头之一。这样，弄清楚美育理论产生的后现代语境，有利于我们厘清美育所肩负的责任。的确，美育理论于20世纪初期在我国介绍传播之时，我们正处于封建与半封建社会，反封建成为首要任务之一。在那种情况下，美育倒真的在我国承担了某种现代性的启蒙作。

在当代，我国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之时，我国审美教育的后现代性质愈来愈加清晰。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指导，建设当代形态的美育理论，就是要通过美育超越现代性的种种弊端，培养学会审美的生存的一代新人。这说明，美育的后现代性决定了它的明显的超越性与前瞻性。我国当代美育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指导，还决定了美育理论的外延必将有所扩张，使之与当代美学理论建设相结合。因为，当代美学同样面临着由认识论美学到存在论美学，由本质主义美学到人生美学转向的课题，并将塑造学会审美的生存的人作为其指归。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美学就是广义的美育。而从美育的内涵来说，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指导，必然将“自由”作为美育最基本的内涵。诚如席勒所说，“把美的问题放在自由的问题之前”[18]，也就是说，在席勒看来只有通过美育人才能获得自由。“自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与美学范畴，但它也同样经历了由认识论的自由观到存在论的自由观的重要转型。在认识论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对于必然的掌握。这种自由只能在科学活动与生产活动中才能产生，而在思想领域的自由，则是艺术中想象的自由与凭借某种先天原则的“先验的自由” ，常常带有神学的意味。在当代存在论哲学与美学中，自由已经不完全是人的认识，它是超越了认识成为人的生存状态。席勒将其看作一种“游戏”或“心境”。所谓“游戏” ，从现代存在论哲学与美学的观点来看，是人的无功利追求的一种“同戏共庆”的本性所在，是人的审美经验的存在方式，表现的恰是审美的生存状态。对于审美是一种“心境” ，席勒作了较为充分的论述：“他们说美使我们处于一种心境中，这种美和心境在认识和志向方面是完全无足轻重并且毫无益处。他们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美不论在知性方面还是在意志方面不会给人以任何结果。它既不能实现智力目的，也不能实现道德目的”[19]。在这里，席勒已经初步将美育领域的自由，与认识领域的自由划清了界限。他认为，总体来说，美是不直接与认识以及道德的功能相关的，美的自由是一种“心境”。而海德格尔则将自由与真理紧密相连，他说，“真理的本质是自由”[20]。众所周知，在海氏的哲学与美学中，真理与美是同格的。他认为，美是“真理的自行显现”。因而，自由就成为美的基本品格。那么，作为自由的美是什么呢？海氏认为就是“存在”在“天地神人四方游戏”世界结构中的自行显现，最后走向人的诗意的栖居。马克思主义认为，所谓自由是对于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恩格斯指出：“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21]当然，马克思主义实践存在论人学观最基本的立足点，是将自由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人的真正的自由的获得只有通过劳动生产实践与革命的实践，只有在这样的社会实践中，人和人类才能获得自由解放，获得审美的生存。这恰是当代美学与美育作为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组成部分的最重要目标。

（本文原刊于《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