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球化语境中我国文艺学学科发展的思考

曾繁仁

一

经济全球化是历史的必然。在当前，它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全国九届四次人代会关于十五计划纲要的报告中先后三次提到“经济全球化”问题。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思想文化与科学技术领域都要受到极大影响。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文艺学当然也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来思考自己的发展。全球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而开始的。早在1848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就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了业已存在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及其对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精神生产产生的重大影响。他们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互相往来和各个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我国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艺学领域就开始了世界性的交流与对话的进程。首先是王国维、蔡元培、鲁迅等人，将西方美学与文艺学理论介绍到中国，后继者有朱光潜、宗白华。到20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又有一批马克思主义文艺家将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与文艺学思想引进中国。当然，也包括对俄罗斯革命民族主义文艺家别、车、杜等人美学与文艺学思想的介绍。建国后，对前苏联季莫菲耶夫《文学原理》的介绍。正是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逐步建立了我国的美学与文艺学理论体系。因此，可以这样说，我国现代的美学与文艺学的许多基本概念、范畴与理论就是世界性交流与对话的产物。当然，我国文艺学体系的建立，还是以我国的当代社会与文艺现实为出发点的。诸如“二为”、“双百”方针的提出等等。因此，我国当代文艺学尽管借鉴了许多西方概念范畴，但还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文艺学领域受世界文化进程的影响更大，对西方现当代美学与文艺学成果有了更多的引进与介绍。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速与信息革命的到来，文化领域，包括文艺学领域交流对话的进程显得更加紧迫。可以这样说，世界市场的扩大，使得各国人民经济与文化的交流变得从未有过的迅捷与频繁。而网络技术的出现，更是打破了海关与出版的疆界，使得各种思想、观点、信息得以跨越时空的交流。特别是近20年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更加促进了经济、文化（包括文艺学领域）的交流对话进程。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当前文艺学领域与20年前文艺学领域的状况，应该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无疑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学领域加大了同世界各国的对话交流直接有关。

二

如何正确对待这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迅速到来的包括文艺学在内的文化领域的世界性的交流与对话呢？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认真处理好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将开放吸收与以我为主相结合，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参与交流对话进程，最后落脚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社会主义文艺学体系。

首先，交流对话并不等于同化。也就是说，交流对话的结果并不是也不可能在全世界形成一种文化、一种文艺学理论体系。实际上，交流对话是一个各种文化，包括各种文艺学思想理论长期共存、竞争互补的过程。全球化不可能代替本土化。交流对话与本土化有相互对立的一面，但更是共生互补的关系。正如鲁迅所说，“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2）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只要这个民族还存在，那么，它的民族文化是不可能被迅速同化的。因为，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最重要的标志。过去，我们研究民族特征提出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与共同文化等四个要素，现在看来最主要的是“共同文化”。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民族最主要的是一种文化认同。一个民族的文化只要是具有深厚的根基，独具的特色，那就一定会有着无穷的魅力与长久的生命力，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在世界文化百花园内成为一朵争奇斗艳的奇葩。中国文艺学，在古代具有浓厚的哲学基础与人文积淀，成为著名的儒道学派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东方智慧的结晶之一。早已被诸多西方美学与文艺学家所称赞与吸收。当代中国文艺学，尽管吸收大量西方概念范畴，但生存于中国特有的经济、文化思想土壤之上，形成鲜明的中国特色，目前正在不断的丰富发展。因此，在交流对话的过程中，中国古代与当代的文艺学理论都不可能被同化。我们实在无法想象，当代西方的哪一种理论可以不经改造的马上取代中国现有的文艺学体系，并适合中国的国情。

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意思必须说清，那就是虽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交流对话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消极被动的等待呢？我认为，应该积极主动的参与。因为，从总体上来说，交流对话有利于我国包括文艺学在内的文化的发展。我们都知道，任何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都在其内在的矛盾。文化发展的内在矛盾就是一种新质与旧质的冲突斗争，从而推动其前进。而新旧质文化的斗争又常常起因于异域文化的交流影响。我国古代文化历经魏晋、汉唐、明清、近代多次异域文化的交流影响，从而推动了我国包括文艺学在内的文化内部新旧质的矛盾斗争，促进了我国文化的发展。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的近现代，在西学东渐的形势之下，西方思潮极大地冲击了包括文艺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其结果，当然难免出现偏颇，但归根结底还是推进了包括文艺学在内的中国新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我国提出了在本世纪中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这种复兴当然首先是经济的复兴。随着我国经济地位的增长，我国在世界上的文化地位也会随之提高。但经济的复兴又不能等同于文化的复兴，文化的复兴还有赖于文化自身的发展兴盛。特别在当前，我国文化包括文艺学，还处于弱势文化的地位，在国际上尚未成为主流文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包括文艺学在内的文化，更应在世界性交流对话在的大潮中，积极主动的参与，努力发展，走向世界，逐步改变弱势文化的地位，迎接新世纪我国文艺复兴的到来。

当然，交流对话与本土化毕竟还存在着矛盾斗争，交流对话过程中西方国家从其惯有的“欧洲中心主义”出发，的确存在以其文化对我国文化进行同化的趋势。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全球化过程中资产阶级的这种动向进行了揭示。他们说：“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这种同化的趋势对绝对大多数西方学者来说是不自觉的，是一种学术惯性。因此，交流对话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竞争的过程、挑战的过程。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积极参与竞争，主动迎接挑战。我们的方针是：开放吸收，以我为主，发展壮大，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学体系。所谓“开放吸收”是我们的态度与胸怀，我们在交流对话进程中要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一切来自异域的文艺思想，进行交流、对话，给予理解，然后择其善者而从，吸收其精华营养自己。而所谓“以我为主”是我们的原则，那就是对于各种来自异域的文艺思想，以是否有利于我作为选择的标准。也就是说要看这种文艺思想是否适合我国的国情，是否有利于我国文艺事业的发展。所谓“发展壮大，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学体系”是我们的落脚点。我们在交流对话进程中的开放吸收，其目的就在于发展壮大，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学体系。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在包括文艺学在内的文化领域处理交流对话与本土化关系的基本原则。

三

在全球性的文化交流对话的趋势中，文艺学学科建设应做好异域文艺思想的引进吸收、中国传统文艺思想的继承发扬与队伍培养这样三件工作。

关于异域文艺思想的引进吸收，就是鲁迅所说对异域文化的“拿来主义”。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远远不够。当前应更加系统地对各种来自异域的文艺思想认真加以梳理、研究，批判吸收。我认为对西方当代文艺思想更应进行深入地研究，进一步解放思想。西方当代文艺学在研究方法上是由“自上而下”调整到“自下而上”。也就是说由古代的围绕美与文艺本质的、纯思辩的本体论研究调整到个体的审美经验的研究以及对现象学整体意识方法的更多采用。这固然有其明显的弊端，但对西方古代传统的“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突破却对我们深有启发。西方当代文艺学研究内容由理性调整到非理性。因此，西方当代文艺思想，大多是非理性主义思潮，过去我们对其批判较多。但作为文艺的创作与欣赏又的确存在大量非理性因素，并已被当代神经科学所证明。因而，西方当代非理性思潮中必然有其有价值成分。西方当代文艺学还有一个由认识论调整到语言论的问题。这种倾向在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种文艺思潮中都同样存在。将语言作为文艺的本体，固然有其偏颇，但摆脱传统的语言“媒介论”，突出语言的位置，这就拓展了文艺学的文化内涵，使之包含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史学、心理学等多重内容。西方当代文艺学还有一个由文本调整到读者的倾向。过分强调读者接受的作用的确有其片面性，但传统文艺思想中将读者视为完全被动也不全面。而由此发展的接受美学，确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再就是西方当代文艺学由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的调整。这种调整确有其适合信息时代、市场经济的重要意义，我们也应借鉴吸收其有价值成份。另外西方当代存在论美学也正处于兴盛发展之时。西方当代文艺学还有其它种种值得我们借鉴与重视之处，在全球化进程中应进一步研究、引进、吸收。

关于中国传统文艺思想的继承发扬，从全球化的语境看，就是同“拿来主义”相对，在吸收引进的同时，还应有一个将我国优秀传统文艺思想的“送出主义”，也就是传播到世界去，逐步为各国同行学者乃至人民所接受。这应该是我们适应全球化趋势所要重点做的工作，也是我们同吸收引进异域文艺思想相比更加薄弱的环节。所谓同交流对话相对应的本土化，就是要在交流对话的过程中发扬传统的优秀文化，使之在世界文化园地里放出异彩，并使其精华被世界认同、吸收。犹如我国的神话小说《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和著名民歌《茉莉花》那样传遍全世界。这就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在论述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文化发展时所提到的“文化自觉”。他说，“‘文化自觉’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同时，‘文化自觉’指的又是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在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4）费孝通教授所论“文化自觉”就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们所必须具备的一种“认识高度”（自觉性）。具备了这样的“认识高度”才能以正确的态度应对世界文化的交流对话。他所说的“文化自觉”的前半部分内容就是指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包括科学研究定位、现代转型、今后发展及其在世界范围的发扬等等。我国传统的文艺思想同西方文艺思想相比，尽管在理论系统上有所欠缺，但却有其悠久的历史积淀、深厚的人文基础与独特的学术风貌。我们将我国传统文艺思想概括为“中和论文艺思想”。它以我国古代“天人合一”、“中和位育”的哲学理论为其基础，以儒家的“礼乐教化”和道家的“道法自然”为其内容，以“文质彬彬”的君子的培养为其旨归，具体体现在诗教、乐教、诗话、词话、乐论、书论、画论等极其丰厚的文化遗产之中。这一“中和论文艺思想”将文学艺术与君子的修养、社会的和谐稳定、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改善紧密相联，具有极强的实践性与当代价值。由此，已引起当代世界一些大理论家的关注与吸收。德国著名理论家海德格尔的“天地神人”四方游戏说和西方正在兴盛的“生态批评”理论就吸收了我国古代“中和论文艺思想”和“天人合一”理论的丰富营养。对于这一宝贵遗产，我们应有高度的“文化自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并结合当代实际，予以认真的梳理开发，在全球化进程中将其推向世界，加以发扬。我想它将成为世界文艺思想宝库中独具价值的东方智慧，从而引起全世界更多国家理论工作者的关注。

关于队伍培养，也是当前全球化语境中文艺学学科建设的极其重要的方面，甚至带有基础的性质。当然首先要从根本上扭转当前业已存在的重理轻文的倾向及由此造成的人文基础学科队伍不稳、后继乏人的问题。而从学科本身来说，为了迎接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才挑战，一定要大力培养相当数量的能适应世界文化交流对话的学术人才。这些人才要有爱国主义情操、高尚的学术道德、扎实的学术功底、优秀的外语素养与掌握中外学科前沿的能力。这样的人才应该首先从我们当前正在文艺学学科第一线工作的青年一代中产生，再辅之以培养引进。我相信，在现有人才的基础上，文艺学学科迎接全球化挑战的学科队伍一定会逐步成长起来，并利用这一学科发展的大好机遇，在新的世纪将我国文艺学学科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注：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5页。

（2）《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206页。

（4）《新华文摘》2001年，第1期，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