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问题性与文艺理论创新

谭好哲

一、“马克思主义问题性”的提出背景与内涵

   理论作为人类把握现实的精神对应物，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要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问题构成理论内容的基本骨架，而问题切入现实的深度则构成理论研究和创新的思想深度和价值意义的大小。所以，任何理论研究和创新，都不可缺少问题意识。然而，从自我反思的角度来看，中国当代的理论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在内，却比较普遍地欠缺问题意识，致使理论创新能力不强，学术影响力度较小，这一点，似已成为学界共识。为此，近些年来学界业已发表不少文章，呼吁增强问题意识，并就如何增强提出一些主张和见解。这是问题意识觉醒的一个可喜表现。不过，通观这方面的一些文章，会发现泛泛之论较多，而且许多论者面对问题的理论立场以及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论方法并不明确，明显地缺乏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主体自觉。为此，必须明确指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而言，仅仅停留在一般性地呼吁和谈论增强问题意识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再进一步，深入到“马克思主义问题性”与文艺理论研究的关系上来，在“马克思主义问题性”的寻找、研讨与确立、坚守中切实有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学术发展和思想创新。

   就大的格局而言，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至今，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为多种不同的关系状态。自五十年代初期到新时期启动前的二三十年间，由于政治一体化的特殊历史现实，当时在思想文化领域是马克思主义一统天下，文艺理论研究也不例外，只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那时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不见得都是真正贯彻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新时期以来，由于国际国内历史条件的变化，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多样化和多元化趋向不断加剧，以马克思主义一种面目而存在的文艺理论研究已成历史。这里，不必过多政治的考量，仅仅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当下的文艺理论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已逐渐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理论面相：其一，有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不仅不感兴趣，而且从思想上予以排斥，因而其文艺理论研究根本上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关联，有的甚至是相互抵牾，这是不能回避的一种客观事实；其二，有的学者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多元思想文化中的一元加以看待，在文艺理论研究中实用主义地随意拼合各种思想文化资源，因而其理论研究中的学术立场和主导精神不明确，“主义”模糊、泛化，树不起理论旗帜，这是另一种情况；其三，许多学者还是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并真诚地努力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以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其创新与发展。基于思想自由的学术原则，这里不拟对前两种理论面相加以评说，只想与第三类学者一同来思考一下究竟什么样的研究才算是“马克思主义”的，如何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而这方面的思考就与“马克思主义问题性”紧密相关。

“马克思主义问题性”的提法来自于当代美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和文艺理论家詹姆逊。在谈到“后结构主义”时，詹姆逊说到：“它是一个历史概念，而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它又是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性中生发出来的。”[1]在论及德里达等法国学者为何要介入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时，他又指出个中的原因是在法国知识界非马克思主义化之后，“大理论家更为明确地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工作是如何建立在马克思主义问题性（再强调一次：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之上的”[2]。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问题性”呢？詹姆逊也有他的解释：“我说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而是马克思主义所致力探讨和解决的问题。”[3]所谓“马克思主义问题性”不是指马克思主义本身，即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本身有什么问题，不是要对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中的理论过失和问题进行反思，尽管这种反思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所必须的。而马克思主义所致力探讨和解决的问题，詹姆逊明确说指的是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问题，意识形态的本质问题，表象的问题，等等。简要言之，詹姆逊所谓“马克思主义问题性”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而对现实文化和文艺问题的理论应对和聚焦，这一提法所强调的重点在于对文化和文艺问题理论言说的马克思主义性质。比如就语言问题来说，从结构主义理论和方法出发所提出的是语言是否人类意识活动的最终决定因素之类问题，从精神分析理论和方法出发所提出的是语言是否无意识的表征问题，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出发所探讨的则是语言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和位置的问题。语言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和位置的问题之所以属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于这样的提问方式归属于或者说源出于上述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之类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其马克思主义性质是学界公认的。

应该说，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问题性”的强调特别是他在理论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问题性”的坚守，值得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界反省和深思。反观中国当下的文艺理论研究，还有多少人在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的本质之类问题上费心思呢？如果我们不能够或者干脆就没有“致力探讨和解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又何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呢？由此不妨直白一点说，不是一般的问题意识的缺失，主要是“马克思主义问题性”的缺失才是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缺乏创新并由之引生创新焦虑症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因而也正是需要引起我们特别关注和思考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二、方法论与“问题性”的解释维度

那么，在具体的文艺理论研究中，问题性何以发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凭借什么来建构自己的问题性呢？这首先涉及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通常，当我们判定一种理论属于何种“主义”也就是“主义”性质或“主义”属性时，主要指的是这种理论所显露出来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立场即认识和处理问题时所处的地位和所抱的态度，它是由理论研究者的观点以及所运用的方法决定的，具有什么样的观点和方法就会有什么样的立场。这样说来，理论的“主义”性质主要取决于观点和方法。就马克思主义而言，观点与方法、世界观与方法论是有机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这是大家熟知的。但是，世界观是对宇宙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各个领域种种现象和规律的认识和看法，而方法论涉及的则是人类借由形成这些认识和看法的具体思维路径、手段和方法，观点和形成观点的方法之间就此而言又是有一定区别的，二者的统一性不是无区别的混一。就观点与方法的相对区别来看，中国当代以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显然更多也更习惯于用观点的选择来显示立场，而较少且不善于由方法的运用显示立场。在一个半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马克思主义已经在经济学、哲学、美学、文艺学诸多方面产生了一些已成经典的理论观点和论断，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后来人，继承这些观点和论断并将之运用于文艺研究和文艺批评之中理所应当，无可厚非。一般来说，这种做法的确可以比较明显地反映文艺研究者的学术立场，不少情况下其学术效应也是正面的。但是，应该看到，在以往的理论发展过程中，这种通常的做法也显示出诸多消极和负面的影响。由于不是根据现实发展来创造理论，而只是为了说明和评判现实去运用理论，久而久之，便造成经典理论和经典运用者两方面的问题。在经典方面，原有的理论原地踏步、依然如故，没有发展、没有增值；在研究者方面，其头脑长期充当留声机、传声筒的作用，因而只会传经、注经，理论创新的能力大大弱化，等而下之者，也就剩下翻着经典书本鹦鹉学舌，或是用现实景观图解经典的本事了。进而言之，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经典理论和论断都是基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而生发出来的，有其一定时空范围内的适用阈限，而我们的研究者却常常是把它们作为神圣不可更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机械地、教条主义地对待和取用之，不管自身的现实境况究竟如何，结果只能是无的放矢，甚至胡乱评判，不仅没有解决现实的问题，而且糟蹋、毁坏了经典的名声。

如果说以往在用观点的选择表达立场方面存在不少问题的话，那么在用科学的方法形成观点以表达立场方面就更成问题了。方法是理论创新的手段和动力，是学术真理的理性显示器，没有科学的方法就没有科学的理论，没有研究方法的新探索也就没有思想观念的新收获，研究者也就无从向现实表达立场。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西方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文艺理论家之一卢卡奇才在《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一文中不无偏激地说“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而且只有正确的方法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4]。从以往的历史来看，注重方法问题，具有科学的方法论和自觉的方法意识正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强项，那些已经成为经典的论著和思想，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19世纪现实主义创作的有关论述和思想，列宁对于列夫·托尔斯泰的研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等，无不深深地刻烙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印记，显示着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特色和巨大理论生成能力。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本雅明关于现代传媒技术与艺术发展关系的研究，詹姆逊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与后工业社会关系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底色也清晰可辨。然而，比较来看，我们自己当代的理论研究，真正由马克思主义方法来彰显“主义”和立场的成果却并不多见，乏善可陈。更有甚者，有些研究者甚至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作为陈旧过时的东西弃之如敝屣,争先恐后地竞相追逐来自当代西方的各种以“新”和“后”命名的时髦理论和方法，朝秦暮楚地追来逐去，最终却将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传家宝丢失了，致使种种理论创新的宣言和构想成为空论.

这里，我们强调方法论，强调方法的重要性，还不仅是因为离开方法就形不成观点，不仅是因为以往在由方法创新理论方面存在缺陷，还在于理论的社会功能的实现、理论的“主义”性质和色彩的彰显与方法紧密相关。理论的价值首先在于发现、说明和解释现实，可以称之为认识功能或解释功能，理论如何认识或解释现实，与其方法论的选择和具体方法的运用有关。可以说，现实的面貌是由理论呈现出来的，而理论的面貌是由方法塑造出来的，也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理论就有什么样的现实观，而有什么样的方法就会形成什么样的理论，你不可能用精神分析的方法、结构主义的方法形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尽管精神分析的方法、结构主义的方法等等可以补充或者说包容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之内，却并不是、更不能替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正如詹姆逊所指出的那样，文化文本是社会的象征行为，会以辩证的方式把文本叙事与历史语境统一起来。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最终这会导向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也就是说如何把文化、意识同语境或形势联系起来”[5]。詹姆逊甚至认为以“生产方式”为阐释基础的马克思主义阐释模式比之当今时代其他各种阐释模式都更具语义的优先权，是“最终和不可超越的语义地平线——即社会地平线”[6]。可见，马克思主义是有其方法论规定的。詹姆逊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文化和文艺理论家的主要代表，他所呈示的后现代社会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理论景观之所以能够迥异于其他后现代理论言说，毫无疑问是得自于他对“马克思主义问题性”的坚守，得益于其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辨证阐释方法。他的理论成就从一个侧面提示我们，方法论与“问题性”的解释维度密不可分，不可不察，不可忽视。

三、历史性与“问题性”的时代维度

理论研究的问题性虽然出自研究者的头脑，却并不是研究者个人主观意识的外化，从根本上讲是由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所决定、由研究者对现实进程和矛盾的把握而生成。黑格尔在谈到哲学创造时曾经指出：“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7]马克思也曾明确地提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8]可见，理论的具体内容及其问题性有其生成基点和动力源泉，这就是历史，也就是理论不能逾越的时代生活。“马克思主义问题性”的建构不能缺少了时代的维度。

面向时代，研究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是古今一切优秀的文艺理论共同具有的品格，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更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家的许多论著和理论思想，都是基于时代境况和文艺发展实际所提出来的，比如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同艺术和诗歌相敌对的论断，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即优秀的现实主义创作能够违反作家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的见解，列宁关于了解和改造旧文化是建设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必要前提的思想，毛泽东关于延安文艺实践中普及与提高关系的论述，都是如此。这些思想论断不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中直接抽象出来的理论教条，而有着丰富的时代生活内涵和明确的现实问题指向。就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而言，英国伯明翰学派对文化的重新定义和对通俗文化的理论研究，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文化和大众文化工业的单向度性的批判，伊格尔顿在《文学理论导论》中对政治批评的张扬以及在新近出版的《后现代主义的幻想》和《理论之后》中对各种文化理论的批评与对后文化理论时代人类依然要面对的真理、道德、邪恶、死亡、宗教与革命等全球性问题的强调，都是极其富有问题意识和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的。詹姆逊在谈到他自己的理论研究时也说过：“贯穿我著作的框架来自我们所处的时代本身。其马克思主义的成分来自这个历史阶段的根本的经济动态。”[9]学习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拜读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代表性论著，一个突出的体会就是，从他们的理论文字中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倾听到时代精神的呼声，这正是他们的理论能够具有经典性的一个根本原因所在。反观我们自己的许多理论研究，却往往不能让人得到这种感受，原因即在于我们的许多所谓理论研究往往不是生发于对时代的感应，从观点到方法都是从他人那里拿来的，是从书本上读来的，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岂止是一个浅子，关键是这样的理论与时代无涉，对现实无解释效力，更无指导价值，其学术影响力和生命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认真思考和分析当代文艺所处的具体历史语境及其时代特征，由现实的历史语境和独特的时代特征中提炼出自己的理论问题，并借此对当代文艺实践做出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和评判，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应该担承、无所逃避的一项时代任务。当今时代，正处于一个由资本的全球扩张而演化成的球域化发展时期。球域化包含着全球化和本土化两股相反相成的发展趋势，因而当代人类的生存和生活也存在着两个向量，一个是全球化、世界性的向量，一个是本土化、民族性的向量。当代文艺理论家应该从这两个向量思考文艺的当代性问题。就前一个向量来说，当代的文艺活动在现象形态上表现出与此前各个时代大为不同的种种新的文化景观，如文艺的商品经济属性的崛起，新媒体艺术的快速发展，文艺的跨文化交流的世界性潮流等等。这些新的时代性文艺景观背后潜隐着种种规约性的社会机制和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三个方面，这就是以现代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以现代电子与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现代传媒，以世界经济一体化为主导的全球化浪潮。因此，经济或直接点说就是资本与文艺的关系、传媒与文艺的关系、全球化与文艺的关系等等，自然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关注的重点，包括在“马克思主义问题性”之内。不过，对当今时代的文艺理论研究来说，不仅应该通观和思考这样一些全球性、共通性的问题，还要体验和思考那些属于本土性、特殊性的问题。诚如詹姆逊所指出的，尽管当今不同的思想社区和团体面对着一些共同的处境，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多，但理论来自特定的处境，“知识分子是附着于自己的民族情境的”[10]。就中国当下的具体历史语境而言，在现代化的追求中文化传统与现代性艺术发展的关系就成为一个问题，文艺创造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关系也是一个大问题，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文学艺术如何反映和介入诸如由发展而导致的生态问题、社会公正问题、信仰危机问题、道德失范问题等等，也都是分量颇重的时代性理论问题和主题。

或许，在某些持纯审美论立场的文艺理论研究者眼里，上述这些问题不是纯粹的文艺理论问题。但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来说，一个文艺理论家，不仅应有对于文艺实际的高度关注，还要具有对生活世界的现实关怀，不仅要有对文艺审美的雅好和研究，还要具有当代生存的体验和思考，正像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所要求的那样，应该是“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即审美意识和历史意识兼具。纯审美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只有将艺术问题置放于历史或者时代的地平线上加以考量，以文艺问题的理论之思介入现实、切入问题，大力增强问题性的时代内涵，才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固有特色，才能在新的历史语境之下丰富和拓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内容。

四、理想性与“问题性”的价值维度

理论的功能不仅在于认识和解释现实，还在于规范、评判和引领现实。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仅仅是一种解释世界的理论，也是一种关于人类解放的理论，有其关于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的理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有自己的审美理想，它不是脱离开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的历史条件抽象地谈论艺术的自率性和审美自由，而是以艺术理想、人的理想、社会理想三者的有机统一为基本内容，将艺术审美理想的实现置于人的自由和解放与社会的进步和革命的基础之上[11]。由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便内在地具有了对于艺术现象以及经由艺术研究而对于人生和社会现象的价值评判功能，而“马克思主义问题性”的追寻、研讨和论说也不能无视这一不可或缺的价值维度。

将理想性置于问题性的价值维度之中有其历史本体论的基础。因为历史不仅存在于已流逝的过去和行进中的当代，还包括渴望中将要到来的的未来，理想从来都是与未来相关的。理想的存在，为人类的生存规划和社会发展确立了目标，同时也为历史与人生的现实评判设置了标准和尺度。反过来说，历史发展的合理性与否，历史发展中的问题之所以在理论上显示为问题，也正是因为存在着一个理想的参照和审视维度。以空想社会主义作为自己思想来源之一的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一种富有理想的思想和信念体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历来也都散发着明亮的理想之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仅曾经热切地期待能够从19世纪的革命中涌现出一个新的但丁，以宣告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而且从来都是将作家的文艺创作是否能够创造出代表时代进步的新的人物、揭示出新的历史趋向作为其文艺批评的一个重要尺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中，关于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即俗称“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出，其基本用意也在于从理论上解决理想与文艺创作的关系问题。然而，由于以往极左政治思潮的长期泛滥，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金钱至上的拜物教观念盛行一时，广大民众信仰体系中长期以来培育起来的理想主义情愫日渐消弱以至消殆，当代文艺创作中理想的光亮也日渐暗淡了，大量的文艺作品沉迷于生活的琐细、腻歪和困顿以及人性的卑微、阴暗和暴戾，不能让人从中感受到生命的诗意和生存的希望。不仅如此，如果有谁在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中谈论理想，还常常会被冠以虚假、伪浪漫、伪崇高等等的恶评，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界也往往不能理直气壮地言说理想之于文艺创作的应有价值，并积极地介入当代文艺批评，这种状况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已有传统是不相符合的，也是亟待改进的。

  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许多人受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影响，喜欢谈论理论的批判性，甚至是将批判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一功能。应该说，作为新型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确实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任务和理论特色。然而马克思主义不是为批判而批判，而是为了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的到来而批判，这种社会批判的动力不仅由于资本主义的的现实状态，也源于人类自由和解放的社会理想，其对资本的罪恶、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的揭示、辨认和评判是以人性和社会发展的最高理想为尺度的。因此，只抓住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的一面，而看不到甚至扔掉了其理想性的一面，是偏颇的。致使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也不都是只讲批判，不讲理想，该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被归结为“审美乌托邦”，正表明他们是有其理想的。马尔库塞就曾明确地说过：“一切真正的文学都有双重的使命。一方面，它是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另一方面（这与第一方面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它又是对解放的期望。”[12]他甚至将艺术中现实批判与解放期望的有机结合提升至美的辩证法的高度，说“美学结构起源于美的规律，而肯定与否定的、安慰与忧伤的辩证法就是美的辩证法”[13]。基于这种辩证法，马尔库塞明确地指出“纯否定会是抽象的，是‘坏的’乌托邦”[14]。在当代,以对资本主义及其文化逻辑分析见长的詹姆逊在谈到他自己的理论选择时也明确地说道：“但在我，资本主义以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选择的可能性一直是迫在眉睫的问题。”[15]这是因为，“在目前环境下，人类生活业已被急剧地压缩为理性化、技术和市场这类事物，因而重新伸张改变这个世界的乌托邦要求就变得越发刻不容缓了。”[16]可见，将理想性置于“问题性”之中，并不是要排斥批判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与理想性都有其客观的历史需求，符合历史理性的要求。

基于上述分析，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我们不仅需要以科学的方法论为指导，用科学的方法认识现实，解释和阐发那些真正富有时代内涵的理论性问题，也不仅仅需要用批判的态度审视这些问题，还要努力把理想融入“问题性”的发现和建构之中。当然，这样要求，绝不是要简单地让人们在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与批评中申论空洞的人生自由信条和政治性的社会解放宣言，而是要求把理想作为具体的艺术理念，在文艺创作中融入艺术形象的鲜活创造，在文艺理论研究与批评中转化为“问题性”的内容构成和艺术审美的价值规范与标准。只有善于以富有人性和自由的理想烛照现实，从“问题性’的寻求和建构中发现历史的未来之光，以理想点燃文艺的精神之火，文艺才能成为引领时代与民族精神前行的火炬，文艺理论研究才能对现实的文艺实践活动有所作为有所指导，从而具有现实的生命活力。恩格斯曾经在其写给拉法格的信中夸赞在巴尔扎克“富有诗意的裁判”中有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17]，其实真正优秀的文艺理论也应该是能够用作诗意裁判的革命辩证法或者说是具有诗意的辩证法，理想的存在是其具有诗意、可以据以进行诗意裁判的保证。就此而言，能否将理想性深深地镌入“问题性”的理论发现和建构之中，也是衡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否能够保有诗意辩证法的一个重要方面。

（原载于《文学评论》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