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谱系

陈炎

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我们习惯于将不同的文化现象割裂开来，孤立地分析其特有的价值与功能。这种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虽然显得十分具体、十分专业，但却无助于对许多问题的理解。事实上，就像色彩的谱系中不仅有单纯的红色和橙色，也有介于这二者之间的橙红色一样；文化的谱系中不仅有单纯的体育和艺术，也有介于这二者之间的杂技或冰舞。既然七彩虹霓无非是不同波长的电磁波作用于我们的视网膜所产生的结果，在各种文化现象之间，也有着一种从感性到理性相互连续的谱系。为了便于研究，我们可以将这一谱系简化为四种最为重要的文化形态。这其中感性的一极是体育，理性的一极是科学，而连接体育与科学，并介于感性与理性之间的是艺术和工艺。换言之，本文的任务就是把文化的谱系简化为“体育”、“艺术”、“工艺”、“科学”四种形态，并探讨其相互之间由“量变”导致“质变”的逻辑关系。

一

从日常生活中的锻炼身体，到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为国争光，“体育”似乎是我们每个人都十分熟悉的文化形态。无论是喜欢早起打太极拳的老大爷，还是热衷于在晚上看足球的小伙子，都能就体育活动谈谈自己的心得，说说自己的观点。然而，如果我们要是从文化的意义上追问“体育”究竟是什么？则不仅很少有人能说得清楚，就连在厚厚的辞书上也难以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从形而下的层面上，我们习惯于将“体育”看成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活动；从形而上的层面上，我们习惯于将“体育”视为一种为国争光的行为。然而这两种似是而非的解释，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如果体育活动是为了锻炼身体，人们为什么要设立危险异常的高台滑雪和动不动就车毁人亡的汽车方程式大赛呢？如果体育活动是为了国家的荣誉，奥林匹克运动员为什么非要远离国土，到希腊去点燃圣火呢？或许从文化的意义上讲，体育活动不单纯是为了锻炼身体，也不仅仅是为国争光，而是另有深意在。——体育，是对于人的肉体能力的开掘与探究，是最大限度地焕发人类感性生命力的文化形态。为此，人们不仅可以攀登绝壁、可以潜入海底、可以进行别出心裁的悬崖跳水和危险异常的汽车大赛，而且可以进行令人精疲力竭的“铁人三项”和并不美妙的“健美比赛”……。这简直就是一种感性的宗教，是由狄俄尼索斯精神所演变而来的奥林匹克精神。[1]正是在这种不断的追求和探索中，人类创造出了五花八门的体育项目。从跑、跳、举、投等最简单的动作，到水下、浪尖、冰面、雪地、山峰等各种复杂的环境；从让人眼花缭乱的各类运动器材，到令人叹为观止的各种极限运动……人类在体育运动中几乎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事实上，也正是在这些体育运动项目之中，人的感性能力的各个向度，无一不受到锻炼和考验。

从宽泛的意义上讲，任何考验人的感性行为、肉体能力的活动均可被视为体育活动。而当这种活动被纳入一定的规则并进行竞争时，也便形成了竞技体育。在这里，行为是感性的，规则是理性的，于是体育运动也就成了在理性规则下的感性拼搏。由于有了理性的规则，使得体育运动不同于任何原始而又野蛮的肉体行为；由于有了感性的内容，使得体育活动能够释放人的感性欲望、焕发人的原始情感。于是，我们在足球场上便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彷佛自相矛盾、实则相得益彰的情景：一方面是如临大敌式的进场搜身，一方面是全民狂欢式的场内呐喊；一方面是执法如山的黄牌、红牌，一方面是竭尽生命本能的拼抢、射门……。在这里，感性与理性、原始与文明、自由与规则、肉体与精神、本能与荣誉这些原本对立的因素裹挟在一起、交织在一起，产生一种巨大的力量，形成一种文化的魅力。

作为感性内容与理性规则相互统一的文化形态，体育活动的实质是偏于感性的，因而在整个人类的文化谱系中处在感性的一极。但是在体育活动的内部，又有着一个由感性导向理性、由量变导向质变、由体育导向艺术相过渡的形态。从绝对的意义上说，任何体育活动都不是感性能力的简单释放，而要受到理性法则和动作技巧的约束，因而在感性之中有理性。但是相对而言，在田径、游泳、拳击等拼搏力量和速度的项目中，感性的成分更多一些，理性的成分更少一些。而在更多注重战术和技巧的球类比赛中，看似本能释放的感性行为中则积淀了不同成分的理性法则和战略战术，是一种斗智斗勇的统一。当然了，在不同的球类项目之中，理性与感性、“智”与“勇”所占的成分亦有不同。在这里，我们仍然可以在橄榄球、足球、篮球、棒球、排球、网球、乒乓球、高尔夫球等不同的球类项目之间，看到一个由感性向理性相过渡的文化谱系。越往这个序列的前端，感性拼搏的成分越多，理性法则的成分越少；越往在这个序列的末端，灵活技巧的成分越多，力量速度的成分越少。因而越往这个序列的前端，就越具有肉体迷狂的色彩；越往这个序列的末端，就越具有艺术表演的成分。其实，比球类项目更接近于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从而更接近于艺术的项目，还有体操、跳水、滑冰等。而在这每一种运动项目的内部，又会呈现出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相过渡的文化谱系。以滑冰为例，从速度滑冰到花样滑冰和冰舞，其力量、速度的抗衡渐渐过渡到技巧、姿态的较量。当冰舞选手身着妙曼的服装，伴随动人的音乐，在光洁的平面上翩翩起舞的时候，我们已经忘记是在观看一场体育比赛还是在欣赏一场艺术表演了。

二

正像人们常常把“体育”看成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活动一样，人们也常常把“科学”看成是一种改进生活的手段，其实这种想法同样是肤浅的。不错，科学的发展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提高了人类的生活质量；然而，科学的历史却告诉我们，从微观世界的原子构造到宏观世界的相对论原理，许多伟大的科学发现并不起源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功利目的。不仅如此，像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之类的科学家，都曾经明确表示过对功利实践活动的蔑视。“阿基米德虽然在实用发明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更为珍爱的依然是在纯科学方面的发现，而认为任何一种与日常生活有联系的技艺，都是可耻的和粗俗的。”[2]

在这里，我们需要把“科学知识”与“工艺技术”区别开来：“传统的观念，只有数学化、逻辑化的知识，才是科学理论，否则都是低级的技术和经验。在一般人心目中，称得起为‘科学’的知识，都有一套专门的术语和概念，并且有一套严密的推理把它连结成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知识体系。类似的思想，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在许多学者的著作里，写在各国的百科全书中。”[3]因此，如果说“体育”的要义不是简单的锻炼身体，而是对于人的肉体能力的开掘与探究；那么“科学”的目的也不是简单的改善生活，而是对人的精神能力的开发与探究。这两种文化形态分别处在人类文化谱系中的两极：前者是在感性的极限上接近神明的努力，后者是在理性的纬度上挑战神祇的行为。[4]说到底，人类不仅具有物质的躯体，而且具有精神的内涵；不仅具有感性的行为能力，而且具有理性的思辨能力。因而对于理性能力的开发与探究，同样是拓展人类极限的重要向度。“事实上，数学科学中一些伟大的成就——影射几何、数论、无穷量理论和非欧几何……都是为了解决纯智力的挑战”[5]正是这种超越现实功利的不懈追求，才使得科学家们从具体的经验世界中提炼出抽象的点、面、线、体，形成严谨的概念与范畴，运用经验归纳与逻辑推理的方法，建构起科学体系的大厦。

从更加宽泛的意义上讲，“科学作为一种知识系统或理论系统，它一般由以下几个部分有机构成：（1）实验事实（这是整个知识系统的基础）。（2）基本概念（由实验实事中抽象出概念，再从诸多概念中提炼或挑选出基本概念）。（3）原理及定律（基本概念之间的关系，一般由归纳得出或假设提出，它们作为理论系统的逻辑基础）。（4）逻辑推演系统（由逻辑概念出发，利用逻辑法则及数学方法进行推理）。（5）一系列具体结论（逻辑演绎的结果，可与实验实事直接比较）。”[6]按照这种观点，科学活动虽然是以经验事实为基础的，但它必须经过由经验归纳到演绎推理，即超越具体的感性经验而上升到抽象的理论层面。显然，这种被称之为科学的活动，是一个由感官所及的现象世界到思想所及的理论世界的上升过程。

然而，无论这种理论的提升过程如何玄妙，却毕竟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因此，正像偏重于开发感性能力的体育活动需要有理性的法则相约束一样，偏重于挑战理性能力的科学活动也需要有感性的经验相支撑。因此，尽管从相对的意义上讲，“体育”与“科学”分别处在人类文化谱系中感性与理性的两极；但是从绝对的意义上讲，正如体育活动的内部有着一个由感性向理性逐渐过渡的序列一样，在科学活动的内部则有着一个从理性向感性逐渐过渡的序列。这个序列，我们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

数学不是研究某一类客观对象物质结构及变化规律的学问，而是研究客观世界所有事物数量关系的学问。由于客观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有数量关系，因而数学又成为所有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为了研究客观事物的数量关系，数学家采用了抽象的符号语言和缜密的推理逻辑。首先，数学家舍弃客观世界所有事物“质”的差别，仅仅把握其“量”的差别；或者换一种说法，即把客观世界上所有事物“质”的差别都还原为“量”的差别而进行研究。唯其如此，数学家才可能建立起一整套严密的、可以相互通约的符号体系。其次，在这套符号体系的基础上，数学家依靠演绎法进行不断地假设、推理、求证，以得出必然的、可逆的、真理式的结论。我们知道，“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原本》只用了５ 个公理，５ 个假设和２３个定义证明了４６７个命题，是最早的完整的公理化体系。在天文学、静力学、地理学和光学等几个特殊的科学领域里，希腊人成功地将它们数学化，并提出了高度量化的结论。它们不仅在古代世界达到了该领域最高水平，更重要的是，对近代科学的诞生起了一种示范作用。”[7]事实上，在数学的内部，与代数相比，几何还不是最为抽象的，因为它有时还需要借助图形来表达思想，而更加抽象的代数则只存在于数字与符号的世界之中。这种抽象而又严密的数学语言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所有科学的思维逻辑，并进而向其他文化领域相渗透。“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数学在工程设计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实用价值。但是却很少有人懂得数学在科学推理中的重要性，以及它在重要的物理科学理论中所起的核心作用。至于数学决定了大部分哲学思想的内容和研究方法，摧毁和建构了诸多宗教教义，为政治学说和经济理论提供了依据，塑造了众多流派的绘画、音乐、建筑和文学风格，创立了逻辑学，而且为我们必须回答的人和宇宙的基本问题提供了最好的答案，这些就更鲜为人知了。作为理性精神的化身，数学已经渗透到以前由权威、习惯、风俗所统治的领域，而且取代它们成为思想和行动的指南。最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宝贵的、无可比拟的人类成就，数学在使人赏心悦目和提供美学价值方面，至少可与其他任何一种文化门类媲美。”[8]

与抽象地研究数量关系的数学不同，以物理、化学、生物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是研究某一类具体的自然对象物质结构与变化规律的学问。尽管这些科学常常以其数学化程度的高低来判定其自身的成熟程度，但由于这些科学要面对感性而具体的自然现象，不可能将所有的现象都还原为简单的数字符号并进行演绎推理，因而其感性经验的成分多于数学，其理性思辨的成分又少于数学。一般说来，自然科学所面对的自然现象越复杂，其数学化程度也就越低，其经验的程度也就越高。相对而言，化学现象比物理现象复杂，生命现象又比化学现象复杂，因而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之间，又可以看到一种由理性向感性、由逻辑向经验、由演绎法向归纳法相过渡的序列。当然了，这种对于物理、化学、生物的简单分类，也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事实上，就像数学对所有自然科学的影响和渗透一样，在物理学和化学之间，在化学和生物学之间，也有着极为紧密的学科交叉和相互渗透，从而形成了一个由理性向感性、由抽象向具体的过渡系列。

三

如果说，“体育”和“科学”分别位于人类文化谱系中感性与理性的两极，那么“艺术”与“工艺”则分别处在二者之间的中介状态。

与“体育”相比，“艺术”虽然以感性的现实生活为基础，但却更趋向于理想境界的追求、精神内涵的把握，因而是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的文化形态。在这里，我们可以从速度滑冰、花样滑冰与冰舞的对比中来看待“体育”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速度滑冰是在不同的跑道和距离内比赛运动员的滑行速度，它主要考验的是运动员的生理极限，因而是一种典型的竞技体育。花样滑冰则重在考验运动员所能达到的技术难度，虽然支撑这一难度的是力量、速度、协调、柔韧、平衡、稳定等能力，但除此之外也包括运动员的组织编排能力和形体表演能力，因而已包含了一定程度的艺术成分。而作为花样滑冰的一种，冰舞对技术难度的要求减少了，对情感表达的要求却增加了。冰舞没有跳跃动作，且不允许使用高位托举，但对舞姿、音乐、服装的要求则更为考究。与此同时，从速度滑冰到花样滑冰和冰舞，判定比赛胜负的方式也不仅从由客观的时间测量改为主观的裁判打分，而且还要考虑到舞蹈编排、艺术表现、音乐理解、服装设计等相关要素。换言之，后者所要考验的主要不是运动员的体能极限，而是在一定体能和技术的基础上所呈现出来的形体塑造能力和情感表达能力。在动人的音乐和美妙的服饰衬托下，翩翩起舞的花样滑冰和冰舞选手所给予我们的已不再是竞技体育所常有的刺激与迷狂，而是感性与理性、肉体与精神的融合与交响，是一种美的享受。这样一来，花样滑冰和冰舞就在很大程度上从“体育”的领域跨入到“艺术”的领域。

通过上述比较，不仅有利于我们认识“体育”和“艺术”这类文化现象由量变导致质变的联系与过渡，而且有利于我们对舞蹈、声乐等建立在肉体机能之上的人类艺术的理解。我们知道，无论是舞蹈演员还是声乐演员，都需要具备一定的生理条件、先天素质，并在这种条件和素质的前提下进行刻苦的训练。从表面上看，这种训练也像体育一样，是对人的肉体能力的开发和探究。但是，跳得最高的人并不一定能够成为舞蹈家，嗓门最亮的人也不一定能够成为歌唱家。舞蹈家是要在一定体能训练的基础上创造出或刚建、或优美、或滑稽的动作和姿态，歌唱家是要在一定发声训练的基础上创造出或豪放、或委婉、或诙谐的旋律和音色。简言之，他们所追求的并不是“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能极限，而是形象的塑造和情感的表达，是借助感性能力所达到的理性目的，是借助肉体能力所达到的精神境界。

如果说，建立在肉体机能基础之上的舞蹈、声乐等艺术与体育相联系；那么，建立在技术手段基础之上的器乐、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则与工艺相联系。器乐演奏不是依靠人的嗓子发出声音，而是依靠乐器发出音响，而乐器本身就是一种工艺产品。当然了，作为一种艺术活动，器乐演奏家也并不是要把乐器的发声能力发挥到极限了事，而是通过美妙的旋律和节奏表达出如泣如诉、如怨如慕的人类情感。同样的，绘画所使用的颜料和画笔，雕塑所使用的刻刀和模具也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工艺产品。作为一种艺术活动，画家和雕塑家也不同于一般的匠人，简单地利用现有的工具而达到再现自然的目的，而要在似与不似之间创造特有的形象、表达独特的情感。在所有艺术中，最受工艺条件限制的当然要数建筑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不同的材料和不同的技术决定了不同建筑的可能性。但是，尽管工艺水平决定了建筑艺术的可能性，但建筑艺术创造美的必然性则是由艺术家的想象和情感能力决定的。否则，人人都可以建造埃弗尔铁塔和悉尼歌剧院了。正像歌唱家不是简单地追求声音的高度和难度一样，建筑师也不是简单地追求建筑的高度和难度，他们都要在挑战高度和难度的过程中表达人类的情感，创造美的奇迹。

除了建立在肉体机能基础之上的舞蹈、声乐和建立在技术手段基础之上的器乐、绘画、雕塑、建筑之外，还有一种艺术是建立在语言基础之上的文学，以及与文学相关的戏剧、电影、电视等，这些艺术也无不处在感性与理性之间，或更接近于主体先天能力的开发（如语言能力），或更接近于工艺技术的采用（如摄影技术），或两者交织在一起而成为“体育”与“工艺”之间的过渡形态。

四

从传统意义上讲，“艺术”与“工艺”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并不严格。在古希腊，“艺术”这个概念“包括一切人工制作在内，不专指我们所了解的艺术”[9]“自从十七世纪末，art专门意指之前不被认为是艺术领域的绘画、素描、雕刻的用法越来越常见，但一直到十九世纪，这种用法才被确立，且一直持续到今。”[10]在中国古代，从孔子时代的“六艺”和“游于艺”等用法来看，“艺”这个概念也有着相当广泛的内涵。只有到了现代，“艺术”也才同“工艺”彻底分家，成为专供欣赏的审美对象。

与“工艺”相比，“艺术”更偏重于文化谱系中的感性一极，与“体育”更加接近，表现出一定的超功利色彩；与“艺术”相比，“工艺”更加偏重于文化谱系中的理性一极，与“科学”更加接近，表现出一定的实用目的。然而，超功利的艺术活动可以为人类的想象能力和情感能力提供更加自由的创作空间，而人类想象能力和情感能力的培养又可以反过来推动有功利目的的“工艺”实践；有功利的“工艺”实践可以为超功利的“艺术”活动提供更多的条件与设备，而这些条件与设备又使得超功利的“艺术”活动有了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11]

不仅“艺术”与“工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工艺”与“科学”之间也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在上面的文字中我们曾经强调，传统意义上的“科学”有着一种从感性经验出发，进而超越经验世界上升为逻辑思辨的理性冲动。而现代意义上的“工艺”则需要借助“科学”研究所获得的原理性成果，反过来解决感性世界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西方19世纪之前，理论科学与工艺技术之间的联系还较为松散。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科学只是作为哲学的衍生物存在，这也正是它为什么又被称为“自然哲学”的原因。进入19世纪以后，人们才真正地认识到科学知识对工艺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发现了抽象的理论科学与具体的工艺实践相联系的方法，并且看到了两者共同进步的无限前程。欧洲从此便进入了工业化时代。[12]

“工艺”是感性的，它要运用具体的方法，解决实际的问题。“工艺”也是理性的，它对方法的掌握、对问题的解决，必须符合客观世界固有的规律。在传统意义上，“工艺”实践对客观规律的掌握往往是经验形态的，就像“庖丁解牛”和“轮扁斫轮”一样，只是经过反复实践而掌握的技巧。然而现代意义上的“工艺”却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于这种经验形态的技巧，它要在解剖学的基础上建立肉类加工厂，它要在物理学的基础上建立汽车生产线。只有这样，传统意义上的工艺技巧才可能在理论科学的帮助下获得一种长足的发展，从而为人类文明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反过来说，也正是通过工艺实践的感性桥梁，才使得原本抽象思辨的理论科学有了为人类服务的用武之地。

总之，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将人类的文化行为视为一种从“感性”到“理性”相互联系的谱系。作为这一文化谱系中的“感性”一极，“体育”要挑战人类肉体能力的极限，是一种感性生命力的张扬与释放，其特点是肉体的拼搏，常常具有迷狂的色彩；作为这一文化光谱中的“理性”一极，“科学”要挑战人类认识能力的极限，是一种理性生命力的开掘与探索，其特点是逻辑思辨，常常具有抽象的品格。说得极端一点儿，人类在从事“体育”活动的时候，一般不需要认识活动的参与，否则反而会造成过多的心理负担；人类在从事“科学”活动的时候，一般也不需要肉体欲望的参与，否则反而会造成过多的心理干扰。而处在这一文化谱系的中间层次，“艺术”和“工艺”则与之不同，它们一方面受“感性”的制约，与肉体欲望和行为能力相联系；一方面受“理性”的制约，与价值观念和思辨能力相联系。换言之，只有肉体欲望而无价值观念的行为不是“艺术”，只有行为能力而无思辨能力的活动也不是“工艺”。无论“艺术”还是“工艺”，都是“感性”与“理性”相互渗透、彼此融合的文化产品。

（此文为日本广岛“第五届东方国际美学大会”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