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大学建筑
陈炎
2011年，坐落于济南的山东大学中心校区南大门的拆除，可被视为中国当代大学建筑史上的一个耐人寻味的事件。它似乎意味着：现代建筑与后现代建筑在大学校园中的融合，存在着某种问题，受到了严峻挑战。
山东大学中心校区南大门始建于21年前，其造型颇似山东大学校徽，其超功能的符号化特征十分突出，是中国大学校园中较早的后现代建筑。但是，尽管其造型别致，却与其整个校园的现代建筑极不协调，从而饱受非议。重建以后的新校门以主次塔楼连接柱廊的形式，形成张开双臂、海纳百川的“怀抱”姿态，大门两侧的塔楼与校园内最高的标志性建筑形成巨大的“山”字形，在突出文化内涵的同时较好地解决了与周围环境的统一，因而受到了广大师生的认可。然而，反对的呼声依然存在，这其中既包含了一些离校校友的怀旧情绪，也包含了一些在校师生对原有大门的精神认同。在这一事件中，抛开那些与建筑无关的因素之外，我们似乎可以发现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课题，那就是在以现代建筑为主体的当代中国大学校园的建设中，将如何吸收和采纳后现代元素？
一
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人们一般把建筑分为古典、现代、后现代三种类型。对于这一问题，笔者曾经撰写并发表过《中国与西方建筑的古代、现代、后现代特征》一文，从材料、形态、功能三个方面进行了必要的分析。[1]
在我看来，西方古代建筑在材料上以石料为主，在形态上以纵向为主，在功能上以体现人与神之间的宗教关系为主；中国古代建筑在材料上以木料为主，在形态上以横向为主，在功能上以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宗法关系为主。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随着西方宗教文化与中国宗法文化的衰落，以及钢筋混凝土建筑材料的出现，使得中国与西方的现代建筑纷纷抛弃了传统的石料和木料，并不再追求宗教与宗法的意义内涵。当这些外在的制约消失之后，建筑的唯一目的只剩下服务于人类自身的生产与生活需要。这样一来，如何最大限度地节省材料，如何最为合理地分布空间，如何最为充分地利用光线，便成为东西方建筑共同努力的方向。于是，便有了我们今天随处可见的现代建筑。然而，尽管现代建筑有着最佳的节约目标和人性取向，并能够借助钢筋混凝土的建筑材料而在纵向与横向两个纬度上尽情拓展，但是，这种在工具理性和经济效益引导下的趋同性发展，不仅使东西方建筑渐渐失去其超越使用功能之外的文化内涵，而且其民族性、地域性的美学特征也不可避免地消亡了。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现代建筑的反叛，后现代建筑出现了。从材料上看，后现代建筑不仅可以使用传统的石料与木料，也不仅可以使用钢筋混凝土，还可以使用钢铁、玻璃、塑料等任何可以造型的物质媒介；从形态上讲，后现代建筑不仅可以在纵向与横向两个纬度上直线拓展，而且可以创造任意的曲线与不规则造型，不断向建筑力学发起挑战；从功能上讲，后现代建筑既没有宗教与宗法的文化内容，也不受理性与经济的限制，而是在汲取古今中外所有文化元素的基础上尽情地拓展着想象的空间、实现着艺术的理想。后现代建筑这种超越功能取向的美学追求和标新立异的设计理念，使其往往需要花费昂贵的代价。
总之，如果说古代建筑有着宗教或伦理的内涵，现代建筑有着经济与实用的倾向，那么后现代建筑则有着艺术与美学的目的；如果说古代建筑是类型化的，现代建筑是标准化的，那么后现代建筑则是个性化的。
回到当代中国的现实中来：由于我们在意识形态上已经摆脱了宗教与宗法的限制，因而不必取法于古代建筑；由于我们在经济基础上尚未达到极端富裕的程度，因而又不可能大量建造后现代建筑；于是有着功能化取向和节约型目标的现代建筑便不可避免地成为大学校园建设的主要建筑类型。然而，这也正是不少新的大学校园缺乏个性特征的内在原因。因为说到底，大学建筑的基本功能是一样，而实现这些功能的建筑科学路径也基本上是一样的，于是“千校一面”的局面就在所难免了。
仍以山东大学为例，除承续齐鲁大学的趵突泉校区保留了一些古典建筑的遗迹之外，其他在济南的五个校区以及在威海的分校均以现代建筑为主。尽管设计师们也做了这样那样的努力，但这种以钢筋混凝土结构为主要材料、以方形或长方形为主要形式的火柴盒式的现代建筑，虽然最大限度地节约了材料、完善了功能，实现了其科学化、经济化、人性化的目标，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建筑艺术的个性特征。
正是为了防止这种个性化的缺失，一些大学的新校区建设在以现代建筑为主的同时，又不得不加入一些古典建筑或后现代建筑元素。于是，便有了山东大学济南中心校区那座被拆除了的造型诡异的大门。事实上，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那座大门恰恰以其独一无二的造型而成为山东大学的标志。
二
其实，这种在现代建筑群体之中加入了一些古典建筑和后现代建筑作为标志性点缀的做法不仅为山东大学所独有，不少学校也纷纷效尤。例如，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有三个校门，一个是古典的、一个是现代的、一个是后现代的。这种跨越时空的大胆设计确实富有个性，但也同样破坏了整个建筑群体的和谐与完整。因为如上所述，古代、现代、后现代建筑无论是在材料的使用、空间的布局，还是在功能的追求上都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把这些不同价值取向的建筑摆在一起，就如同让一个长袍马褂的财主、一个西装革履的绅士和一个身穿超短裙的摩登女郎站在一起合影留念一样。
然而，在这样一个渐趋多元化的时代里，个性的诱惑总是巨大的。尽管类似失败的教训反复出现，仍有不少大学的新校区在现代建筑与古代建筑、尤其是现代建筑与后现代建筑的结合上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或许，从我国由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转型的更为宏观的历史背景上看，如何实现现代建筑与古代建筑、尤其是现代建筑与后现代建筑的结合，正是历史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
具体到大学校园的建设中，这一课题的解答方式通常是这样的：由于受经济条件的限制，人们不可能将一所大学全部建造具有超越功能取向的后现代建筑；由于对个性特征的追求，人们又不甘心将一所大学的全部建筑统统建造经济实用而没有独特风格的现代建筑；于是，校门、图书馆、体育馆等标志性建筑便常常成为人们进行后现代尝试的实践目标。还以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为例，就在其拆除了那座后现代大门的同年，却又建造成了一座颇具后现代意味的体育馆，很有一点儿“失之桑榆，收之东隅”的味道。然而“桑榆”也好，“东隅”也罢，得来的和失去的都是后现代建筑，因而也都有着与现代建筑相协调的问题。或许，地处主楼背面的体育馆没有大门那么显眼，但却在造型和材料上仍然与主楼之间有着某种程度的龃龉。
当然了，这样的例子也不只山东大学所独有。例如：华南师范大学、重庆邮电大学、温州大学等新校区独具特色的大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苏州大学独墅湖校区、深圳大学城别具一格的图书馆，中国石油大学黄岛校区、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广州大学城不同凡响的体育场馆……
从单体建筑的角度上看，这些校门、图书馆、体育馆的设计都可谓是别出心裁、匠心独运的，并以其独一无二的造型而成为该校的标志性建筑；但是，它们又都未能解决如何将后现代建筑与现代建筑统一协调的问题，从而未能很好地融入学校整体的建筑群体。因为说到底，这两种建筑不仅有时代的差别，而且有形态的差别，更有审美理想的差别。差别就会导致矛盾，矛盾就会导致冲突。当然了，从技术的角度上讲，减少这种矛盾冲突的办法也还是有的。一种方法是在空间上尽可能地将作为地标的后现代建筑在校园中孤立起来，使其不与诸多的现代建筑形成直接的对比；另一种方法是在现代建筑与后现代建筑之间制造一些障景，从而弱化它们之间的冲突。
然而这种技术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它的实施不仅是以足够的水陆空间为条件的，也不仅是以过多的建筑材料为代价的，更重要的是它仍然无法使整个校园的建筑群浑然一体，真正实现多样性统一美学目的。因此，人们不禁要问：除了这些技术性的手段之外，还有没有更好的观念途径？在当代中国大学的新校区建设中，还有没有更多的经验样板？
三
其实，除了这种将现代建筑与后现代建筑并置而立的“二元对立”的模式之外，也还有一种“适度统一”的全新探索。在这一方面，中国美术学院南山校区和象山校区的建设似乎具有特殊的启发意义。
首先，这两个新校区都在整个建筑的群体上追求一种“适度”的后现代。这里所谓的“度”，是指后现代建筑远离现代建筑的程度。如果我们把一座建筑超功能取向的多少视为其后现代程度之高低的话，那么这两个新校区都没有刻意挑战建筑的空间造型和力学难度，因而每个单体建筑并不像许多典型的后现代建筑那样显得过分夸张。其次，这两个新校区都不把后现代特征集中到少数标志性建筑上，而是对整个校园进行统一设计，使某些后现代特征在许多建筑中反复出现，以形成整体性的后现代氛围。最后，这两个新校区各有各的风格特征，即通过对后现代元素的不同筛选而表现出不同的特色。
比如，在线条的选择上，南山校区紧紧抓住后现代建筑注重弧线而非直线的特点，将不同楼宇的立面或衔接处处理成弧线，进而将不同的弧线交织出优美的图案，给人以余音绕梁的灵动之感；象山校区则要在屋顶的起伏上大做文章，对屋顶进行了统一的风格化处理，给人以波涛起伏的遐想。在色彩的搭配上，南山校区以灰、白的冷色为基调，给人以清新、冷峻的整体效果；象山校区则以橙、黄的暖色为基调，给人以温馨、怀旧的艺术气息。在材料的使用上，除钢筋混凝土之外，南山校区多选择硬度较高的钢板与玻璃，现代色彩鲜明；象山校区则更偏爱硬度较小的木料和砖瓦，乡土气息浓郁……。
由此可见，中国美术学院的这两个新校区在客观上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探索现代建筑与后现代建筑相结合的新途径，即不再过分追求某个后现代建筑的超功能取向，从而制造惊世骇俗的轰动效应；而是尝试将后现代建筑的某些元素吸收进来，将其落实在整个建筑的群体之中，以期实现某种风格化特征。或许，这种新的探索较之众多校区将现代建筑与后现代建筑“二元对立”地做法更为和谐、更为自然，但受制于不同高等学校办学性质、文化传统、地理环境等不同条件，也不应该将其视为中国高校新校区建设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