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艺的双重使命

陈炎

一

“当《绿化树》中的章永璘，手捧着马缨花给他的那个带有指纹的馒头的时候，他的全部渴望和寄托便热气腾腾地呈现在面前了：那馒头意味着‘食’，那指纹意味着‘性’，这一切当然算不了什么高雅的东西，离我们常说的人生的意义、社会的理想、存在的价值等‘终极关怀’显然还差得很远。但是，在一个人连起码的‘食’、‘性’权力都要被剥夺的年代里，他首先所需要的则恰恰是这种能维系其肉体生存条件的‘人’的关怀，我把这称之为‘初级关怀’。”[1]——十几年前，我之所以写下这样的文字，旨在为中国大陆“文革”之后的文艺作品中所出现的一定程度上的“感性解放”寻找理论上的合法性。而时至今日，我之所以写下这篇文章，则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召唤文学艺术“终极关怀”的历史使命。

在我看来，文艺这种东西之所以能在文明社会中长期存在，是因为文明社会中有着一种无法根除的痼疾。我们把这种痼疾称之为“异化”（alienation）。“Alienation这个具有广泛意义的英文字，虽然看似当代的词汇，但其实它已存在语言中好几个世纪。最接近的字源是中古法文aliénacion，它是由拉丁文 alienationem演变而来；可追溯的最早的字源为 alienare——意指疏远、疏离。”“Alienation在意指‘人类与本质天性产生疏离’的这个含义中，又有两个最普遍的变异用法。其一是，在宗教上意指与其内心的神性产生疏离；其二是，在弗洛依德或受弗洛依德影响的心理学中，意指人在文明中或在文明过程中的某种阶段，与他们原始的利比多（libido）或性欲产生疏离。”[2]前者我称之为“精神的异化”，后者我称之为“肉体的异化”。正是由于有了这双重的异化，才需要文学文艺来加以医治。对前者的治疗，为“终极关怀”；对后者的治疗，为“初级关怀”。

回到那个精神迷狂、领袖崇拜、标语口号满天飞的“文革”时代，人们在宗教学意义上与其“内心的神性”是否产生了疏离？这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从价值多元的角度上讲，所谓宗教学意义上的“内心的神性”是指某种超越肉体存在的精神寄托，它本身只是一种主观信仰，并没有什么对错之分。对于那些笃信“革命”、崇拜“伟人”、虔诚地认同所谓“理想”的人来说，他们当时的所作所为与其“内心的神性”并没有产生疏离，至少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这种疏离的存在。恰恰相反，这些人的所谓“内心的神性”被大大地激发乃至膨胀起来了。正因如此，他们才能够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地进入一种宗教性的迷狂状态。与此相反，对于那些并不虔诚的参与者来说，他们虽然也不得不在运动的裹挟之下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但并不是自觉的、自愿的、发自内心的。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其“内心的神性”便有着程度不同的疏离。有疏离便有异化，有异化便有痛苦，这便是“文革”时代有人陷入精神的迷狂，有人则陷入灵魂痛苦的原因所在。

如果说在“文革”时代，不同的人在精神上的“异化”有着质的不同，那么在肉体上的“异化”则只具有量的差异。在那个生活资料严重短缺、感性欲望备受压抑的时代里，从“饮食”到“男女”，几乎所有的生理欲求都会受到贬低、践踏和节制，任何正常的物质享受都会被视为“腐朽的资产阶级情调”而遭到禁止。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工、农、商、学、兵还是地、富、反、坏、右，人们与其“原始的利比多”之间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疏离。当然了，由于当时的人们精神追求的向度不同，其“利比多”的“升华”渠道不同，因而对“肉体异化”的感受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差异。然而无论如何，在当时的情况下，“肉体的异化”比“精神的异化”更具有普遍意义，从而也更迫切地需要获得一种文化的治疗。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那个带有指纹的馒头对章永璘的意义所在。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张贤亮另一部作品《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主人公何以会出现生理疾患（阳痿）的社会原因。这种人在特定环境下“与他们原始的利比多（libido）或性欲产生疏离”的现象，是整个“文革”时代异化现实的艺术缩影。

二

因此，正是针对这种“肉体的异化”，“文革”之后的文学艺术开始了其具有医疗作用的“初级关怀”。所谓“初级关怀”，是对人们生活情绪的放松、抚慰、宣泄，并通过这种形式使其恢复到健康状态。这其中包含着对感性欲望的满足，包含着对世俗生活的肯定，也包含着对禁欲主义的批判。

新时期文学伊始，对感性欲望的“满足”还是极有分寸的。人们更多地是像张贤亮那样，通过对特定时期的回忆来抚慰欲望匮乏的创伤。这匮乏，有来自“食”的，也有来自“性”的。其抚慰的方式，有悲剧风格的，也有喜剧手法的。前者如刘恒的《狗日的粮食》，后者如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里，尽管人们常说：“人不是为了吃饭才活着，而是为了活着才吃饭。”尽管人们常说：“人与动物的不同，不在于食、性等生物属性，而在于这些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属性。”然而，当“食”和“性”这些最最起码的生理需求也得不到正常满足的时候，一切政治的准则、道德的说教、法律的条款、哲学的理念都会显得苍白无力，甚至荒谬可笑。似乎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马克思所发现的“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的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似乎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甘心情愿地承认：人并非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动物，而是首先是动物，然后才是人！似乎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天云山传奇》中的那句台词所具有的人道主义意义：“活下去，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似乎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主人公与大青马对话的潜在涵义。

在满足感性欲望的同时，新时期的文学艺术还对世俗生活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肯定。所谓“前所未有”，当然不是相对于唐传奇或明清小说而言，而是相对于“样板戏”和“十七年文学”而言的。那个时代的文学艺术素以反映革命斗争的“重大题材”为首选内容，从而将日常生活中的凡人琐事丢在一边。这种对世俗生活的无视和否定，反过来证明了那个意识形态至上时代的禁欲主义特征。这些特征，甚至在新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仍然留下了某些挥之不去的阴影。“在吃掉了那个带有指纹的馒头之后，章永璘似乎不再满足于‘食’与‘性’的安慰和快感了，于是，他要在马缨花的炕头上学习《资本论》了。这当然是一种‘终极关怀’，而且在张贤亮式的作家看来，这种对人类命运和社会理想的思索绝对没有任何反讽的意味，而是真诚的、严肃的，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生命体验和学术良知。问题在于，以‘我是流氓我怕谁’相标榜的王朔式的作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当然了，他们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流氓，说穿了，他们只代表了当今中国的市民阶层有限的人文要求与合理的美学趣味而已。”[3]按照这种要求和趣味，宋大成搬运蜂窝煤的举动要远比章永璘学习《资本论》的行为更具有感染力；按照这种要求和趣味，刘慧芳式的贤良要远比马缨花式的奉献更具有真实感。这便是作为一部平平常常的家庭肥皂剧，《渴望》在当时能够造成万人空巷的原因所在。

在一个长期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时代里，“心中渴望真诚的生活”似乎已成为一种很难实现的奢望了。如果一个作家不让小说里的人物装模作样地学学《资本论》，便显得过于肤浅而不够深刻了。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宽松和市民阶层的崛起，《锅、碗、瓢、盆进行曲》重新闯入了艺术的殿堂，柴、米、油、盐、酱、醋、茶重新唤醒了人们的兴趣。于是才有了《风景》、《塔铺》和《烦恼人生》，于是才有了《渴望》、《空镜子》和《浪漫的事儿》。正像《顽主》中“三T公司”的“业务范围”一样，一向高雅而又神圣的文学艺术，已经变成了“替人解难、替人排忧、替人受过”的生活用品，实现着人们渴望的“初级关怀”。

在文学艺术自觉地回归日常生活的同时，作家和艺术家们也开始了对以往的政治教条和哲学理念的颠覆和批判。因为说到底，正是这些空洞的教条和虚假的理念以“终极关怀”的形式压制了人们对感性欲望的满足和对世俗生活的渴望。因此，当传统的“终极关怀”与现实的“初级关怀”发生矛盾的时候，一种颠覆“神性”、回归“人性”的思想解放运动出现了。于是，新时期的文学艺术在形而下的层面上不断挑战原有禁区的同时，在形而上的层面上不断颠覆着原有的理念。这种颠覆可以是刘恒式的控诉，也可以是王小波式的反讽；可以是北岛式的怀疑，也可以是王朔式的戏谑。

作为这一系列文本流变的逻辑起点，如果说《渴望》还只是把文学艺术的意义中心由“终级关怀”转移到了“初级关怀”，尚未将二者对立起来；那么《编辑部的故事》则开始了对“终极关怀”的消解与嘲弄。《人间指南》，这是一个多么具有反讽意味的刊名，仿佛人间确实存在着一个真实可靠的终极目标需要他人来指引一样。然而在一个“解构”的时代里，任何高瞻远瞩的指南和语重心长的教诲都会都会变得滑稽可笑。于是，作为原有价值体系的承载者，那些以“老一代”和“革命家”自居的“正面人物”开始沦为被嘲讽和戏谑的对象。正像《甲方乙方》延续了《顽主》形而下的诉求一样，《我爱我家》则进一步发展了《编辑部的故事》形而上的反叛：从人物设计的角度上讲，这部电视剧中的任何角色都是可有可无的，唯独“敬爱的老傅同志”是不可或缺的。少了他，喜剧便缺乏了可笑的内容，观众便没有了宣泄的目标，作品便没有了解构的对象。

在中国大陆从政治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变的宏观背景下，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艺术面向“初级关怀”历史性转折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它不仅实现了市民阶层对世俗情感的归回，而且完成了对异化现实的反叛。然而，随着中国大陆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随着商品经济对文学艺术的侵袭和影响，这种形而下的文艺诉求愈演愈烈，从而陷入了一种新的危机。

三

如果说新时期伊始，文学艺术对感性欲望的满足还是适可而止的，是对人为疏离的“利比多本能”的回归；那么，随着社会“超我”的瓦解和颠覆，这种感性欲望的满足却演变成感性欲望的宣泄。这一点在同一个作家于不同时期撰写的小说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曾几何时，张贤亮笔下那个在社会压力下丧失了性功能的知识分子（《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居然走进了情色场所，用纵欲的手法来医治禁欲的创伤了（《习惯死亡》）。不仅男性作家肆无忌惮，女性作家更是不让须眉。在商家的炒作下，“美女作家”不仅以文本的挑逗为能事，而且将自身的容貌为商标了。至于所谓“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之类的行为，更是把文学艺术变成了两性狂欢的场所，于是那个曾被关进“潘多拉盒子”的“利比多”居然破茧而出，风行于世了。

如果说新时期伊始，文学艺术对世俗生活的肯定还是留有余地的，是对人为疏离的日常生活经验的重新温习；那么，随着市民阶层的逐渐崛起，这种身边琐事的描写越来越变得没有节制了。这一点，在标榜“从感情的零度出发”、“只记录不创作”的“新写实主义”和“原生态写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些作者看来，“这个世界原来就是复杂得千言万语都说不清的日常身边琐事”，“我们似乎看到生活像一个宏大的虎口在吞噬我们”。[4]于是，在他们笔下，艺术已不再是一片《风景》，而成为《一地鸡毛》乃至《一腔废话》了。

如果说新时期伊始，文学艺术对形而上学的围剿还有着挣脱窠臼、反叛传统的积极意义，而随着“后现代思潮”的到来，那种“反对承载意义”、“消解深度模式”的创作已成为一种时尚。一些作家宣称：“因为在不敢说太多的阅人阅事之后，发现许多事这么办和那么办是殊途同归；许多问题直截了当地解决和千回百转地解决没有什么区别；一个所谓的机会来临，使劲折腾和不折腾都一样。”[5]在这种“无可无不可”的创作心态下，文学艺术不再是面对《人生》的思考，而是《无所谓》、《就那么回事》，是一种《过把瘾就死》的游戏，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俱乐部》。

总之，当“肉体的异化”解除之后，“精神的异化”更加凸显出来。或许，矫枉必须过正。然而过正之后，又必须重新矫枉。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我们的物质生活或许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富足，而我们的精神生活也或许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贫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大陆的文学艺术已不应满足于“初级关怀”的形而下诉求，而应重新承担起“终极关怀”的神圣使命，即帮助读者和观众重新招回内心世界中疏离已久的“神性”。当然了，这里所说的“神性”绝不限于对某种宗教组织或社会团体的认同，而是泛指一下超越肉体生命的精神追求，一切超越有限存在的无限意义。因为说到底，人就是这样一种实为有限却渴望无限的存在者。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形而上学的重建，绝不是对以往历史的简单回归，绝不是对传统价值的简单重建，而应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在自由、平等而又多元的当今世界里，任何企图建立一种垄断人生目标和行为准则的价值体系都是徒劳的、自以为是的。然而这并不妨碍不同的文学艺术家在不同的纬度上进行多元的探索。或许每一部作品只能给读者和观众提供一种形而上的可能性，但是无数部作品便可能给读者和观众提供无限多的意义空间。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