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对于“文化”这个概念尽管有各式各样的定义和理解，但其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产物，要依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和发展的基本含义，还是为人们所基本认同的。实际上，当我们在探讨一个抽象、普遍、理论意义上的文化概念的时候，已经在把它溶入各个不同的地域、民族和时代的背景之中，已经在面对各种具体、特殊、实践意义上存在的文化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抽象的、一般的、亘古不变的文化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具体的地域、民族和时代的文化和由它们所汇成的流传不绝的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人们一般所说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今天，我们探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在当代社会主义中国这个具体的地域、民族和时代的背景中，在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总体格局中，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新的社会结构和经济事实出发，来研究由它们所规定的文化观念和文化结构体系。本文拟从文化观念与文化发展的关系角度，谈一点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的认识。

一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个全新的概念，它所概括的是一种新的文化结构体系和新的文化观念。它的产生既是整个人类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历史地和逻辑地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新时期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必然要求。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基本观念和文化结构体系相互消长、不断更迭和交替的过程中前进的。人类文化的发展不是各色各样的文化现象的简单添加，也不是一堆轶事和年表的堆砌，而是由文化发展的平静进化时期和激烈变革时期，即文化基本观念的量变和质变、肯定和否定这两个相互依存的阶段交替完成的。这里所说的文化基本观念，是指为人们理性地整理文化经验知识、有目的地从事各种社会活动所提供的思维原则，是指将这些经验知识组织成一个统一的结构体系的基本框架。文化基本观念作为文化结构体系的基本框架，具有相当的包容性，人们不断地把新增加的经验知识容纳到这个既定的构架中去，这时文化的发展表现为知识的积累、结构的完善，形成量变的进化时期。而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深入，总会出现与原有的文化观念相冲突的现象，当新的经验知识不能被原有的结构框架所容纳的时候，就迫使人们必须修改和放弃原有的文化基本观念，改变原有文化结构体系的整体结构，这时文化的发展便进入了革新飞跃阶段，一个结构体系的重新建构阶段。文化的革命并不抛弃原有结构体系中的经验知识和文化成果，它改变的只是把握这些知识的思维原则、价值准则和容纳这些知识的体系框架，即原有的文化基本观念。而且在新观念的框架中，这些旧结构体系中的经验知识的本质反而能够被更加深刻地揭示出来。所以，人类文化的发展在本质上就是是不同时代、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基本观念的更迭过程。文化基本观念是文化结构体系赖以存在的逻辑基础，是不同时代、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性质的文化结构体系相互区别的根本标志。

了解人类文化发展和变革的本质与机制，对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在人类文化史上的革命性意义，以及理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等问题，都具有基础和前提性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确立，以及由它所奠基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学说及其文化结构体系的建立，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伟大的变革。它之所以不同于以往的和其它的文化理论学说和文化结构体系，能够达到科学、系统和全面的发展，首先是在于它把批判、吸收其它文化结构体系中的文化成果、把大量现实的经验材料作为自己的认识和实践基础。这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份》，《列宁选集》第２卷第３０９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６月版）而这里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在于它确立了可以把这些理性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材料构筑成一个科学的文化理论系统和一个以共产主义的理想为核心，多层次、多侧面的文化结构体系的文化基本观念。而这一切，又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确立为基础和前提的。马克思所提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等一系列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使人类历史上一直含混不清的包括文化理论在内的一切社会历史科学的理论，终于都可以豁然开朗、迎刃而解。正是这个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为马克思主义文化基本观念的产生和确立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而马克思主义文化基本观念就包容在这个思想体系之中，是这个思想体系在文化领域里的具体体现。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是把对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特殊规律的把握，同对历史唯物主义普遍规律的阐发辩证地统一在一起的。他们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各种辩证关系中，寻找到了文化产生、发展的根本动因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具体的经济形态及其生产方式。文化是由历史进程创造的，而不是文化创造了历史进程，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观与历史唯心主义文化观的根本界线。“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３２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６月版）在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作用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又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文化对历史进程的促进作用。马克思说：“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绝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绝不是同……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28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６月版）这就告诉我们，精神文化创造绝不是简单地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而是受一定经济基础上的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宗教的等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这种关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发展不平衡的理论，为我们认识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对经济基础及物质层面、社会存在层面的分析入手，寻找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和动因，到通过对观念上层建筑及精神的层面、社会意识结构的具体规定来把握文化发展和变革的本质与机制，马克思为我们勾勒出了人类社会文化格局和结构体系存在和发展的整体面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本观念，并开创了构筑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学说宏伟大厦的历史性工作。

以马克思主义文化基本观念为结构框架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学说及其文化结构体系，一经建立便为人们摄取、解释和整理丰富的文化成果及各类经验知识和文化现象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准则。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正是沿着它开辟的思想路线，依据它提供的基本原则，根据时代的发展，用不断积累和总结的新的实践去充实它，使其不断地随着历史的进程，得以丰富和发展。而世界文化的总体格局，也正是由于这种新文化的植入才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不同地域、民族和国家的人们开始接受和分享这种先进的、现代化的文化意识和文化成果，并根据各自地域和文化背景的特点将其溶为自身文化传统的一部份。今天，我们所说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本观念及其文化结构体系发展到现时代，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呈现出的一种新的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基本观念与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综合运动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二

自从毛泽东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７９６页）的原理以来，中国新文化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就始终与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基本观念的问题息息相关。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当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命运问题突出地摆在了人们面前的时候，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这一以马克思主义文化基本观念为核心的现代文化意识及其文化结构体系的目标，就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了。

由马克思、恩格斯所确立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基本观念，既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学说及其文化结构体系得以建立的逻辑基础和基本构架，又是提供给人们从理论上解释和概括经验知识的基本准则。因此，它不只是单一地去适应和容纳经验知识的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对经验知识的摄取和加工发挥能动的指导作用。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基本观念及其文化结构体系自确立和创建以来，一直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原因之一，也是它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历史条件下，呈现为不同的形态的内在根据。不断地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地依据时代的发展去建设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的形态，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基本观念的科学本质所规定的，也是其内在活力的显示，作为马克思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就体现了这种具体的历史规定性。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不同于毛泽东，它是在社会主义有了几十年的历史之后，在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条件下，沿着毛泽东所开辟的思想路线去解决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代所面临的新问题，是确立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基本观念，即构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总体格局和整体结构体系。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包容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广阔的领域之中的。显然，这种文化的基本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和有中国特色的。那么，这种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国特色是由什么所规定的呢？江泽民同志曾对此做了明确的回答：“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１９９１年７月２日《人民日报》）这个根据中国的国情、民情和当代中国文化事业发展的实际所做出的论断，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文化结构体系中核心和主导地位的肯定，也指明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基本观念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根本方向。

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础和核心，首先就要肯定社会意识形态作为文化的一种独特形式而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马克思在划分各种社会和文化现象类别的时候，把由经济基础及物质层面、社会存在层面所决定的观念上层建筑及精神层面的内容，提升和凝聚为“社会意识”这一综合的范畴。因此，了解社会意识的构成，对把握文化结构体系的构成无疑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作为与社会存在相对应的范畴，社会意识包括了构成人的全部社会精神生活及其过程的各种意识和观念要素，是由个体意识到群体意识，由社会心理到社会意识形态的众多思想、观念序列纵横交错的动态网络结构。这种抽象、普遍、理论意义上的社会意识，通过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运动过程，一旦成为具体、特殊、实践意义上的该社会的观念上层建筑之后，它就会成为其文化构成中的核心和主体。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基本社会类型及其意识形态的更迭和各种文化格局的演进，都证明了这一点。同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确立，也遵循着这一客观规律。它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所从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呈现出从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学说的社会意识形式，到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这样一个运动过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确立和发展，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了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及其所决定的政治制度并体现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观念上层建筑，并因此而形成了一个能够包容中华民族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的整体文化结构体系和总体文化格局。显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这决定了社会主义文化格局的多样统一性。从一个方面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只能由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来决定，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基本观念的指导，这是其统一性的一面。从另一个方面看，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所同时担承的特殊文化形式和一般文化传统的角色，又内在地要求自己时刻关注世界文化总体格局的发展，不断增强自己对现代人类文化精神的包容性。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既要在与其它对立文化类型的共存中保持自己的品格，又要善于汲取人类各种文化发展新成果的滋养，这又体现了其开放性和丰富多样的特点。可见，那种把社会意识形态排除于社会文化的总体格局和结构体系之外，试图找到一种“纯文化”的观点和做法，以及那种用社会意识形态来替代社会文化的总体格局和结构体系，试图找到一种“纯无产阶级文化”的观点和做法，显然都背离了意识形态与文化发展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它们留给历史的教训，值得我们今天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进程中认真记取。

三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并非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规定的结果，而是具体存在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伟大实践中，是通过它所发挥的独特功能和作用得以确认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正是以揭示社会主义文化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的创造性功能和巨大的改造作用为核心，即以文化功能论为核心去解决其它一切文化问题，从而形成了以人民为本位的文化基本观念及其理论体系。

确立意识形态在社会文化结构体系中的基础和核心地位，进而全面把握由各种意识形式和意识要素所构成的整体文化网络结构，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基本观念的奠基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正是从这个逻辑基础出发，在这个理论框架之内，来揭示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特征的。他提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全新的科学命题，以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等问题，实质上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基本观念的具体化和现实化的阐发。邓小平以社会文化的整体结构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表现的功能性特征为重心，对文化的本质给予了新的规定。

任何社会的观念上层建筑，都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及由它所决定的政治制度的反映，它不仅反映着社会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也反映着与统治阶级利益相一致的作为社会主体序列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与此同时，这些观念的上层建筑又都反作用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及其政治制度，在不断调整自身与生产力的关系中，去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对经济基础和社会存在的反映和反作用的特征，也就是社会精神文化总体结构的功能特性。由于构成社会文化结构的意识形态、各种意识形式和社会心理，以及各种意识和观念因素处于不同的层面和序列之中，因此这种功能特性又呈现为多层次和综合性的特点。

从意识形态在社会文化结构中的核心地位看，作为意识形态诸形式的艺术、道德、政治和法律思想、哲学和宗教等，是这种功能结构的最集中、最深刻、最全面的表现。它们对经济关系的反映和反作用要以特定的政治关系为中介。毛泽东曾对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有过这样的论述：“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６６３－６６４页）这对我们理解文化的功能结构特性具有方法论的意义。随着历史条件和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动，邓小平根据毛泽东所确立的基本思想原则，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新的概括和更为详尽的说明。对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他说：“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２０页）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由于特定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必然或隐或现地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因此，以意识形态诸形式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结构，也就必然要把自己的视野放在以政治为主导的现实生活中，把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作为自己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对象。不带任何政治色彩，完全脱离政治的社会文化是不存在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关于社会文化反映和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要以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为中介的见解，构成了文化功能整体结构的基础层面，是我们全面把握社会文化整体功能的理论基础。

在文化功能的整体结构中，除意识形态诸形式所集中表现的反映政治关系的主导功能之外，还包括其它各种意识形式和各种意识、观念因素对社会生活实践的不同领域和侧面的反映。现实生活中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心理结构等众多文化的生长点，虽不能简单地划属于阶级的和经济的范畴，但都是社会文化整体结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份。邓小平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学说的基本原理，对这些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意识形态范畴的因素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予以了充分肯定。社会主义的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仅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生产力诸方面还不足以说明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还必须有一个本质特征，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于精神文明所包括的内容，邓小平做了这样的规定：“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２６页）这就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既包括有明显意识形态属性的因素，也包括那些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范畴的因素。正是这二者的融汇和结合，才形成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整体结构，这也可以被看作是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性质和整体结构的规定。重视各种因素在文化整体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全面反映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更好地发挥以意识形态功能为基础和主导的社会文化的整体功能，这正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邓小平从中国改革开放的特殊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出发提出的这一课题，极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内涵，开阔了人们的文化视野，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学说的一个贡献。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是建立在文化与人民的关系这一基础之上的，而文化的功能最终是要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得以体现并受到检验的。因此，重视文化结构体系中社会心理的地位和作用，强调社会主义文化要以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心理为中介反映社会生活，以发挥其认识社会生活和道德教育的功能，就成为了其文化功能论的又一重要内容。社会心理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决定的，同时又与一定的文化传统和一定的孕育成长着的新意识形式相联系。它是一种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一定的阶级和社会阶层中普遍存在的自发的精神状态，包括各种情绪、愿望、要求、信念、道德风尚和审美趣味等。社会心理的独特性质和地位，使它往往成为重要的文化生长点，并潜移默化地起着支配人们行为的作用。这就要求社会主义文化要对带有自发性的人民群众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进行提炼、加工和改造，使之上升为既有深刻的社会理性内容，又符合广大群众文化心理习惯的现代文化意识。社会主义文化功能的独特性，就在于它具有与人民大众的社会心理直接联系，与他们的情感和心灵沟通和交融的特点，具有对社会心理平衡、调节和规范的职能，从而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和行为更加自觉、更能发挥创造历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从文化功能结构的层次来说，它的表层是社会心理的功能，中间层是社会历史文化的功能，深层是社会政治的功能，这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文化整体结构的基本层次。在这里，政治和经济所内含的人学内容，即人与人的政治、经济关系是基础和核心，对各种意识形式、意识因素和社会心理的论述都是围绕这个核心展开的，从而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多层次的理论框架，为我们进一步把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奠定了一个牢固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