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英美育到大众美育：两种美育范式的并存与共生
王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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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通过情感的激发以及由此产生的从感官到心理、直到精神上的愉悦，可以影响人的灵魂和生命活动，对人起到一种特殊的教育作用，而且这种特殊的教育作用是任何其他的教育方式所不可取代的。关于审美的这种特殊的教育作用，古今中外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都必然给以特别的关注和重视，分别从不同的时代要求和主观目的出发，大力倡导审美教育，并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审美教育的理念和方法。
早在我国的先秦时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就意识到了艺术教育的巨大作用，重申了周代以来以“乐教”、“诗教”配合“礼教”的教育方略和传统，即所谓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①，并且有时代针对性地提出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文质彬彬”等“中和之美”的美育思想②。而几乎与孔子同时，古希腊的大哲柏拉图也在另一个遥远的国度里，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艺术感染人、影响人、塑造人的作用，出于维护和巩固雅典贵族统治的考虑，他激烈地反对“摹仿的”艺术，认为这种艺术“摹仿罪恶，放荡，卑鄙，和淫秽”，腐蚀和败坏了青年的灵魂，而对“代神说话”的“灵感的”艺术则推崇有加。他曾满怀期望地反问道：“我们不是应该寻找一些有本领的艺术家，把自然的优美方面描绘出来，使我们的青年们象住在风和日暖的地带一样，四周一切都对健康有益，天天耳濡目染于优美的作品，象从一种清幽境界呼吸一阵清风，来呼吸他们的好影响，使他们不知不觉地从小就培养起对于美的爱好，并且培养起融美于心灵的习惯吗？”③多受美的教育，让心灵也变得美，让整个人都变得美，这就是柏拉图老人对当时年轻人的谆谆告诫。
近代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人的生存境况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反而在某些方面更加恶化了，譬如大工业生产的分工所造成的人的畸形发展和异化现象、不合理的分配方式所导致的过度的贫富不均和激烈的阶级冲突，等等。这一切历史的变化使得审美教育比古代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中，作为启蒙思想家的席勒发表了《审美书简》一书，明确提出了“审美教育”这一术语，把审美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认为美育的现代意义就在于美是沟通人的感性和理性的桥梁，是人从自然通向自由的必经之路。
从20世纪中叶开始，人类历史逐步迈入后工业社会。与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和物质财富急剧增长的同时，人的工具理性、物质欲望、消费意识等方面也因受到过分刺激而极度膨胀起来，人几乎异变为所谓“拼命赚钱、拼命享乐”的机器，人的问题以及一些相关联的社会问题更加突出和严重了。在后工业时代，如何重新措置人的灵魂，如何为人寻求一个新的“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就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严峻问题摆在现代人的面前。在席勒等前辈启蒙思想家的“全面发展的人”的美育理想的启示和感召下，当代许多有识之士再度把审美教育提到了议事日程。海德格尔、马尔库塞、阿多诺、容格等西方思想家都极力强调美的拯救力量，力主通过审美教育疗治现代人的灵魂，促使现代人在审美的理想中获得精神的超越和解放。同样，中国新时期以来也面临着如何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问题，审美教育不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现代素质教育中不容忽视也不可替代的重要环节。经过学术界、教育界众多志士同仁的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美育已明确写入了政府颁布的《义务教育法》，在法规上取得了与智育、德育、体育同等的地位。
上述由历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等社会精英人物所倡导的，在有些时候还得到了政府等权威机构认可甚至资助和组织的，并且主要是在学校中通过教师的教学引导所实施的美育活动，尽管在具体的美育理念上有着诸多的时代差异，但在美育的实施方式上则属于同一的范式，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精英美育的范式。所谓精英美育并非仅指是由社会精英人物所提倡、策划和从事的美育活动，除了这一重要特征之外，精英美育自少尚具有一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精英美育总是从某种特定的时代要求出发，有某种预设的理论作为指导，并且带有某种严肃的社会目的。例如孔子的美育思想，就是针对春秋时代的“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提出的，以“中和之美”作为他的美育理念的理论基础，而他之所以强调“诗教”、“乐教”的重要性，又是指向于一个严肃的社会目标的，这就是所谓“克己复礼”的目标指向，意欲全面恢复周代的礼教和宗法等级制度。
第二，精英美育，特别是现代的精英教育，总是由一个比较权威的教育机构来组织实施的，通常有既定的教育方针、教育计划、教学大纲，甚至有规定的课程配置和选定的教材和教学内容，多数情况是在课堂上（有时也可能由老师带领在艺术馆、展览馆、演示厅，或者在野外），以老师的讲授为核心，对各个层次的学生实行一种自上而下的教育方式。这种教育方式虽然也可以是“启发式”的、“引导式”，但总体上看是“由外向内”地对学生施加影响，以期使学生接受某种精英文化所认同的审美价值、审美判断、审美理想和审美观念。
第三，与前两点密切相关的是，精英美育在选择施教材料时，总是倾向于选定那些最符合自己的审美理想的经典作品作为范本，并以这种范本为最高标准来裁定其他美育材料的优劣等级和取舍。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审美材料都能够被精英美育所采取的，那些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典范作品相去甚远的审美材料，将会受到精英美育的排斥。
总之，精英美育作为历史上形成的一种美育范式，几乎涵盖了从古至今的一切社会文化精英所倡导的审美教育，它是一种有社会使命、有文化导向、有规范、有组织的审美教育。之所以从美育范式的角度提出精英美育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当代美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是在原有的精英美育之外，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美育范式，即大众美育的范式。关于大众美育的范式，我们留待以后再说，现在要说的是，当前的众多论者只是反来复出地纠缠于不同美育理念的论辩，这固然也相当重要，但他们终于不明白，这些不同的美育理念其实是属于同一个美育范式的，也就是精英美育的范式。因为他们没能正视或不愿正视一种新的美育范式已经兴起这一严重的现实，因而也就不能在对照中看到当代美育新格局（精英美育与大众美育同时并存）的形成。事实上，当这种新的美育范式兴起之时，原有的美育活动无论在理论上存有多大的分歧，都在客观上统统被归入到精英美育的范畴了。所以更为迫切的问题还不是不同美育观念之间的分歧，而是不同美育范式之间的分歧。我们现在最需研究的问题似应是：这种新兴的美育范式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美育范式？这种新的美育范式产生之后，与原有的精英美育构成了怎样的关系？当代美育格局发生了怎样的历史性变化？精英美育如何策应这种变化以便图谋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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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地说，大众美育并非一种全新的美育范式。早在精英美育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大众美育了。因为在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并没有专职的教育者，更没有学校之类的专门的教育机构。那时的教育只能是一种在日常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中的自我教育，或者是人们之间的随机性的“互动式”教育。这种基本没有固定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身份区别的教育，正是大众教育的主要特征。同样，那时的审美教育（如果有的话）也是一种氏族成员们在闲暇时间里的共同创作、共同欣赏的大众美育。尽管现代的大众美育与远古时代的大众美育在范式上有相通之处，但在具体形态和理念上则有着本质的差别，是绝对不容混为一谈的。如果说远古的大众美育是在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情况下产生的，那么现代的大众美育则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产物。
众所周知，20世纪中叶以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可谓日新月异。在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牵引下，社会的物质财富以惊人的速度急剧增长，一般民众的物质乃至精神生活的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提高，尤其是劳动时间的缩短和闲暇时间的增多，使得一般民众有更充分的条件在更广更深的程度上投身于政治、文化、审美以及受教育的活动中。从另一方面看，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以高科技为依托的现代信息产业也蓬勃发展起来，成为知识经济时代最具发展前途的新兴产业。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现代传媒手段，依仗高科技的巨大优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民众去接受、去利用、去参与。时至今日，大众传媒已经在大众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中居于一个举足轻重的主导地位。正是在大众传媒的激发和促动下，一种以广告、电视剧、通俗读物、流行音乐、时尚文化、网络文化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型大众文化迅速崛起，势如破竹，对以学院派为代表的精英文化构成了严重的冲击，使精英文化在社会文化格局中的权威地位发生了动摇。我国自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自市场经济转型之后，也发生了类似的发展过程。在上述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当代美育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些显著的变化，我们可以把这种变化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大众化走向。美育的接受主体不再仅限于在校的青少年学生等狭小的圈子，而是扩展到了一般平民百姓的广大范围。现今的平民百姓，只要愿意，就可以利用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大众传媒的便利，随时随地接受审美教育。例如，他可以随便打开一台电视机，各式各样的电视节目，包括广告、肥皂剧、歌舞、时装表演等就纷纷涌向他的眼帘。如果他拥有一台电脑，他还可以随时上网，观赏或者直接参与一些文艺娱乐活动。他还可以利用双休日的时间，到野外，到他想要去的任何地方，观赏自然和人文的景观。美育，对一般大众来说，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而成为一种随处即得的东西。
二是生活化走向。以往的美育主要是艺术教育，即通过艺术品的欣赏而获得教育。而如今的美育已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已不仅仅受实用目的的支配，同样也讲究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艺术化。审美和艺术的因素已经融入普通人的生活中去，与他的实际生活、与他的日常的饮食起居密不可分地融为一体。普通大众既可以从传统意义上的艺术作品那里获得审美教育，也可以从他周围的现实生活中直接获得更为丰富多彩的审美感受和教育。例如已经进入城镇居民生活而成为一种时尚追求的美容服饰、塑身健美、家居装修、卡拉OK、街舞、旅游、节庆中的文艺活动、甚至包括超市购物等等，都是一些典型的生活化的美育形式。我们当然可以对这些新的美育形式提出各式各样的批评，但我们却很难否认这些看似属于普通人生活方式的东西已经具有了美育功能这一客观事实本身。这些新的美育形式既是审美生活化的表征，也是生活审美化的结果，它们作为大众生活中的审美和艺术因素已经与大众生活交合为一体，对大众的审美趣味和观念起着不可估量的强大的影响和塑造作用。
三是社会化走向。从人一生的生活环境的变化看，全面的审美教育应该包括家庭美育、学校美育、社会美育三个方面。其中，家庭美育与人的关系最密切，学校是美育的最重要的基地，社会是美育的最大课堂。但是，社会美育是面向大众的一种公益事业，它的较为充分的开发和建设需要有雄厚的物质保证和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作为支撑，而这一点，只有在现代社会生产的条件下才有实现的可能性。所以，传统美育的发展在社会美育方面是受到极大限制的，只好在学校美育方面有所作为。这样，传统美育的主要受众就不得不局限在在校学生中，难以扩展到广大的人民群众。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代美育依赖于强大的物质基础，除了继续加强学校美育外，社会美育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社会美育的主要内容就是建立各种公共美育场所、设施、机构和美化居民的工作与生活环境，这些都需要政府投入大量资金。仅就我国的情况看，近年来社会美育建设的进展也尤为突出，不仅大城市，即使许多中小城市也都建起了博物馆、艺术馆、植物园，一些荒废多年的名胜古迹、旅游景点又被重新修整，对大众开放。此外，环境绿化、园林保护、中心文化广场的辟建也已成为城市建设的不可缺少的重要项目。这一切都表明，社会美育的建设确实得到了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并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因此，我们说当代美育有一个社会化走向，是有客观依据的，不算言过其实。当代美育上述几个方面的变化汇总起来，就酿成了一个新的美育范式的产生，这就是大众美育的产生。
与原有的精英美育相比，大众美育有一些完全不同的新特点。首先，顾名思义，大众美育就是由大多数民众积极参与的美育。这里说的“大众”是现代意义上的大众，是与社会各界的少数“精英份子”相对而言的大众，它应该包括一个极为广泛的群体，其主体是指具有一定文化水准和消费水准的城镇居民。这个人群范围要比精英美育所包括的以学生为主体的范围大得多，因而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也应该大得多。
其次，大众美育是一种大众自愿进行的自我教育，它不像精英美育那样全然出自老师的权威性的筹划和支配，而是大众依照自己的喜好乐趣自己选择审美的对象和内容，并且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赏玩和接受这些对象和内容，从中获得或多或少的审美的愉快和教益。就拿大众美育中最常见的内容——旅游来说吧，一个人只要有相当的财力和闲暇，他就可以选择任何自己认为合适的时间和喜欢的景点去浏览那里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因此，比较起来，大众美育应该比精英美育更利于发挥受教育者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而且更具有一种娱乐消遣的功能和特性。
再次，大众美育不像精英美育那样有着自觉的理论指导和明确的社会目的，它往往带有极大的个体自发的随意性，甚至带有一种恣意而为的盲目性。就是说，在大众美育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共同协定的理念和目标，大众整体上丧失了控制这个过程的定向能力，甚而反过来被这个过程的所控制。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或者说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了大众美育中的“追新潮”、“赶时尚”的现象。常常是，人们不问为什么，只要是某个或某些公众名人所引领的某种新趣味，或者已经有许多人津津乐道的某种新趣味，就认为是“时髦的”、“有创意的”，就争相效仿和追随。今天时兴“白”的，就去追“白”，明天换了“黑”的，又去追“黑”，完全把个人的趣味释解到追逐“时尚”中去了。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服饰上的所谓“流行色”了。本来是“穿衣戴帽，个人所好”，但是现代大众，特别是都市里的现代大众，却甘愿出让个人的喜好，而热衷于追逐所谓流行的品牌、流行的色彩、流行的款式，不管这些流行的服饰是否适合自己的口味和身分。从这方面看，大众美育虽然是大众的一种自我教育，理应更能激发起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但又因其大众化的“自我等同性”或“随众性”的缘故，而使受教育者的个性特点无形中遭到“削平”和解构，这应该是大众美育在其蓬勃发展中所出现的一个严重问题。
更为严重的问题体现在大众美育的最后一个特点上，这就是大众美育的运作和推行常常要借助于大众传媒，主要是广告、电视、互联网以及一些通俗性的大众读物等等，这一切形式的大众传媒又反过来对当代的大众美育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从积极的方面看，它可以为大众美育提供丰富的信息、材料和便捷的条件或有力的工具，对大众美育的开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正如我们都知道的，现代大众传媒并非一种社会公益事业，而是属于现代文化产业的一部分，需要资金投入和利润回报，具有商业经营的性质。当大众传媒依仗其高科技的优势必然对包括大众美育在内的大众文化起着一种操纵和诱导作用的时候，它的商业本性和大众美育的审美本性就发生了一种严重的冲突。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大众传媒往往不惜刺激和迎合大众中的低级趣味，以便吸引更多的“眼球”，尽可能地提高收视率和点击率。这样就势必造成大众美育质量的不断下降的趋向，甚至有把大众美育蜕变为大众“丑育”的危险。现今的电视、网络、通俗读物中随处可见的“暴力”、“色情”等庸俗和“媚俗”的东西，对大众美育就起着这样一种极其恶劣的影响。所以，大众美育在发展中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就是如何应对和消除大众传媒的商业“炒做”所带来的恶劣影响。
黑格尔老人说过：“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句名言的哲学内涵，我们暂且不论。但它自少告诫我们，为了推动历史的发展，应该首先承认和正视历史发展的客观现实。当我们审视和探讨当代美育问题时，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无视大众美育的兴起这一事实。大众美育作为一种新兴的美育范式，已经对原有的精英美育范式构成了猛烈的冲击。我们不仅要承认在当代美育格局中有两种美育范式同时并存，我们还要进一步研究如何正确处理这两种美育范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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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初席勒提出“美育”这一概念时，在他的理想中就是要对广大民众实行审美教育，这是由他的启蒙大众的思想所决定的。只不过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他的大众美育的理想不可能实现，他所倡导的美育顶多只能在小资产者以上的阶层中开展。但是，历史发展到20世纪中叶以后，将美育普及到广大民众的历史条件终于成熟，大众美育的新范式也就应运而生了。所以，大众美育新范式的产生实际上代表着历史的进步，意味着美育活动扩展到普通大众的理想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现实，总体上应该给以肯定的评价，至少应该承认它的历史存在的合理性。而且，大众美育的产生和发展虽然对精英美育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但并不意味着也不可能取代精英美育。这两种美育范式虽各有其不同的社会历史根源和特点，但并非相互对立，完全可以通过相互沟通而达到共存共荣的。所以，两者之间没有必要非要争出个孰高孰低、孰优孰劣的结论来，更没有必要非要争出个“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结局来。事实上，精英美育的优势在于严肃的社会使命和清醒的文化导向，而大众美育的受众的广泛性和主动参与性又是精英美育所缺乏的，两种美育范式正好构成一种互补关系，可以以此为基础，寻求共同发展的途径。就目前情况看，大众美育的迅猛发展及其暴露出来的问题既是对精英美育的挑战，也是精英美育进一步发展的契机。精英美育除了更深入地搞好学校美育这一块之外，还要扬长补短，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积极地介入大众美育，探讨和解决大众美育所遇到的问题，使大众美育走向健康和稳步发展的道路，与大众美育共同负担起当代美育的历史使命。具体地说，大众美育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首先，精英美育要正视和承认大众美育作为一种新的美育范式的存在，并且从美育哲学的高度研究这种新的美育范式，弄清它的性质、运作方式和发展规律，为大众美育构建理论的根据，提供理论的指导，以便克服大众美育本身固有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的弱点。把大众美育纳入理论研究的视野，不仅是为了满足进一步发展大众美育的需要，也为美育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领域，必将推动美育研究更加靠近现实和大众，更具有一种实践性的品格。当然，对美育研究者来说，大众美育是一个前所未遇的新课题，同时也是一个最前沿的课题，不只是涉及到美学、艺术学和教育学的一般理论，还涉及到有关现代的大众文化、通俗文艺、大众传媒、信息产业等许多新知识，这一课题的难度应该给以充分的估计。
第二，如前所说，大众美育虽然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但又由于“从众心理”的消极作用，很容易受一波又一波的“时尚”的影响和控制，不利于受教育者的个人创造性的培养和发挥。针对这种情况，大众美育的理论研究者更应该侧重研究“时尚”问题，从理论上揭示时尚的本质及其变化规律，加强对时尚的审美内涵的复杂性和两面性的具体分析和评价，启发和引导大众运用自己的理性正确鉴别和判断时尚中哪些是真正美的东西，哪些实际上是丑的东西，哪些属于正当的趣味，哪些属于低劣的趣味，以便帮助大众摆脱时尚的控制，使大众的审美潜力和个人创造力从时尚中解放出来，得到较为自由的发挥。譬如美容、健身、“流行色”、豢养宠物、网上游戏等等这些明显属于时尚的现象，就应该引起美育理论工作者的特别关注，及时地给以理论的辨析和评价，及时地指明在这些时尚的流行中所出现的偏差和误区。不要以为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问题，研究它们是小题大做。事实上，研究这些问题正是促使美育理论与美育现实紧密结合的机遇和桥梁，既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又有极高的理论价值。当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时尚的产生和流行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突出表征之一。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消除”时尚，但我们可以深入地研究和认识时尚，并在这种理论认识的基础上有所作为地因势利导，促使时尚所体现出来的审美情趣更健康一些，更高尚一些。总之，对时尚的把握和引导是精英美育介入大众美育、与大众美育共生共荣的极为重要的一环。
第三，前面已经申明，大众传媒的商业性与审美教育的审美性之间的矛盾是造成大众美育的质量日趋低下的根本原因。大众传媒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倾向于刺激和迎合大众的低俗趣味，目的是为了争得尽可能多的受众，这就使得大众美育有沦落为大众“丑育”的危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除了可以运用社会主义制度宏观调控的优势来节制大众传媒的利益冲动之外，以社会使命为重托的精英美育也应该不失时机地担负起引导大众的责任，向大众反复阐明经典艺术与通俗艺术的区别、通俗艺术与“媚俗”艺术的区别、“煽情”艺术与抒情艺术的区别，提升大众的审美能力和鉴赏水平。为此，美育工作者还可以主动参与到大众传媒中去，利用大众传媒的便捷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直接面对大众，宣传正确的审美观和高尚的审美趣味，以抵消大众传媒的负面影响。但是，大众传媒与包括大众美育在内的大众文化的密切联系是历史地形成的，可以说，没有大众传媒的发展，也就没有现代的大众美育和大众文化。而且，大众传媒的商业性与大众美育的审美性之间的矛盾也不是现在就可以彻底解决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只能是充分发扬精英文化的社会批判精神和文化的导向作用，以积极的态度介入和干预大众传媒，把大众传媒因商业性而造成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为将来彻底解决商业炒做与审美教育的矛盾奠定基础。
综上所述，当代美育的发展和变化已经终结了精英美育范式一统天下的历史，现在的局面是大众美育与精英美育两种范式同时并举，平分秋色。从根本上说，两种美育范式虽有重大差异，但又不是相互排斥和对立的。随着大众美育范式的急剧发展，精英美育范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如何加强两种美育范式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图谋两种美育范式的共生并进，就成为一个急待解决的关键问题。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当代美育难能出现突破性进展。
注释：
①《论语·泰伯》。
②《论语·八佾》、《论语·雍也》。
③《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62页。
作者简介：王汶成，1953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