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索绪尔 第一次教程 类比变化 语言意识
类比变化
语音变化最为一般的效果是起区分的作用，语言中现存形式的总数就增加了。我们会看到类比变化起统一的作用，与语音变化产生相反的影响。它们在本质上是不可比的。
大凡语言中的正常变化若不是源于语音变化，则都是类比的结果。
“类比”这术语借自希腊语语法（相对于不规则而言）。类比形式是依另一典型（image）而制造的形式。另外一个经联想而创造的形式，替代了现存的传统形式，此时，我们就知道了类比变化的事实。这是初先由才智而后由语言自由作出的创造。类比变化的基本原则具有心理学属性，因而毋需历史实例：孩童经与
éteindrai : éteindre
craindrai : craindre之类
类比，以他们的语言说“viendre”。
就狭义的惯用法而言，这类变化是司空见惯的；如此，经与
plaire : plaisait
taire : taisait
类比，孩童口中traire的未完成过去时会是traisait（替代trayait）。
为了发现与另外形式类比而创造的新形式，或表达这种类比，我们利用四项比例式的表达样式：
plaire : plaisait = traire : x
则
x = traisait
éteindrai : éteindre = viendrai : x
x = viendre
不放过这两种类比形式（traisait，viendre）及其他形式，这点大家是普遍接受的。它们本身恰如其他进入语言者一样，都是合情合理的。
我们也可引用类比创新的历史实例：
譬如主格词honor。初先是honos，honosem，而后（经s的r音化）则为honorem。如此：
oratorem : orator = honorem : x
x = honor
于是两种形式：honōs和honor都适合于主格词。在此须下重要的论断：在类比变化中，被替代的形式（honos）不一定消失，而语音变化引入新形式（honorem），则消除了先前的形式（honosem）。类比变化含具历史误差的特征，及不顾整体语言（langue）这一错失的特征。Honos则被语音历史证明为妥当无误；一当类比确立了honor，就不会意识到honos的存在理由，这是种虚假类比。另外，就好像我们可以借honos及其他实例看到的那样，一开始语音变化作为差异（honos，honorem）的原因而产生效用，而后类比在相反的方向（honorem，honor）起作用。
grand，grande（类比形式；grande 应同时是阴性和阳性。）
froid，froide 却相反，被证明为妥当无误。
长期以来，我们说：
il treuve
nous trouvons
ils treuvent
（元音o 重读，变成为eu，却不是成为ou）。经由类比，我们现在有je trouve，il trouve，无法从语音上解释变化（相反，重新恢复到pulsare，就可从语音上解释il pousse，nous poussons的形式；类比与之毫无共同之处）。
il aime（来自amat；这是语音上的变化）
nous aimons（来自amamus；在语音上应该是nous amons，同样，应是amable，
而不是aimable）。
取自希腊语的实例：
希腊语中出现于两个元音间的史前语s消失了：εσο便变成了εο（试比较ἐπαιδεύου= ἐπαιδευε(σ)ο），然而它依旧在所有带元音之动词的不定过去时中保存着，尽管也是在两个元音之间：
在德语里：
Balg : Bälge Gast : Gäste
原先是：
balg : balgi gast : gasti
↓ ↓
belgi gesti
belge geste
ä ä
如此，复数Bälge和Gäste完全是语音上的，两种形式：gast – gasti – gäste纯粹而单一的相传变明白了。但如果我们取许多其他的德语词（单音节词！），就可用同样的方法解释它们的复数：
Kranz : 复数kranzâ hals : halsâ
| |
kranze halse
然而现今是：
Kränze和hälse !
这些复数是经类比过程形成的。可归入类比现象的诸情形的整体不是固定不变的：如此，由于此一或彼一原因抗拒了其中的一些复数
Tag : Tage
Salz : Salze
取自德语的性、数、格变化的一个实例：
N．boto G．boten N．P．boten
↓ ↓ ↓
bote boten boten
hirti hietes hirte
(hirte) (hirten) (hirten)
bote – boten – boten形式是有章可循的语音变化的结果。Hirti 〈i→零〉没成为hirte，而hirte 经与bote类比而造成，而后在主格单数内作为与bote没有进一步差异的hirte呈现出来，hirte整个性、数、格的变化经类比遵循bote性、数、格的变化。引致类比变化的实例是不重要的；如就honos、honoris而言，我们其实看到间接格具有与hirte的主格一样大的作用。创设诸形式的全部种类，通常两三个实例就足够了，诸形式与直到那时存在过的形式都是不同的。譬如德语中的弱变化〈＝规则的〉动词：lebên，habên，salbôn，lobôn。在古高德语内〈唯一的！〉，我们发现所有这些弱变化动词在第一人称单称现在时中有一个m：ich habêm，lebêm，lobôm等等。这m来自何处呢？来自与希腊动词μι处相类似的一些动词：bim，stâm(stehe)，gêm，tuom。经由类比，给古高德语中的全部弱变化动词（lebên之类）都披上了这般结尾。类比在此扰动的，不是语音学确立的事态，而是构词方式。
取自希腊语的例子：
主动态完成式 中动态完成式
πέψευγα πέψυγμαι
πέψευγας πέψυκσαι
— πέψυκται
πεφεύγαμεν πεφυγμεθα
πεφεύγατε πέφυχθε
中动态里α（πέψευγα）消失了。而许多留存下来的（荷马！）表明主动态原初的状况与中动态是一样的。那么这α来自何处呢？第一人称须有α作为人称的词尾，而后这α经由类比获取直陈式完成体几乎所有的词语变化样式。这情形引人注目，因为它展呈了与词干紧密相连的词尾变化部分的现象，然而相反的情形屡见不鲜。我们会看到，分析通常易于增扩词尾变化要素的范围，而这般分析由类比变化表现出来。
现代德语：
werden – ward, 复数wurden – geworden.
过去时态中元音的这种二元性就此动词现今依旧存在；但其他动词却没有留存也含这种二元性的迹象：
helfen – half, hulfen
sterben – starb, sturben
现今：
helfen – half, halfen
sterben – starb, starben
halfen, starben是类比创新。类比源自tragen，其元音在过去时态中没有变化：truog, truogen。这现象如滚雪球一般，扩展到像helfen和sterben这样的动词；而且它造成了全部强变化（＝不规则）动词。
其他取自德语的例子：
古高德语 stîgen – steig, stĭgen – gestĭgen
经与
古高德语 heizen – hiez, geheizen
类比，变成为steigen，因而steigen和heißen之间不复有什么差异了。此外，语音变化i→ei（wîn→wein）替这种类比变化作了准备。动词sceiden词形变化为gesceiden，依照四项比例式的表达样式，归入steigen之列：
steigen : gestiegen = scheiden : x
x = geschieden
其他出自拉丁语的例子：
根据septentrio, septentrionis形成形容词septentrion/ālis，根据meridies，形成meridi/ālis；但在拉克檀醍乌斯（Lactantius）（中古拉丁语）处，我们发现了依照septentrionalis模式的meridionalis。
septenriōn-ālis
meridionalis
语言被不当地分析：人们把onlis作为septentri/onalis的后缀，依照这模式，把-onalis这一块移植到词干meridi-上去。这例子与那希腊语动词的例子正好相反，请参照前文，那儿词形变化要素与词根混淆了起来。词根的一部分在此与词尾融合了。
取自希腊语的同样的例子：
希腊语第三变格的复数与格以εσσι收尾：
πρασσοντ-εσσι
δαιμον-εσσι
这（经由类比），出自εσσι被证明为妥当的诸种形式。如此，在复数与格中，ἔπος（就ἔπεσς而言，σ在两个元音之间省略了）有规律地造成ἔπεσ-σι。我们不是只把σι看作词尾，而是把εσσι看作词尾，且将其移植到其他词根上去：ἔπε][σ-σι。
依据这些例子，我们就能研究我们关心的这现象的本质了。我们该谈及类比变化或类比创新了吧？这是一出三个角色的戏剧：
1、迄今为止世代相传的、合法的传输型角色；
2、竞争者；
3、集体型角色：用以造成竞争者的诸种形式。
我们谈及honos到honor的类比变化，此时我们把honor看作对honos合法型角色的变更。后者为其竞争者提供了主要原料，而且具有很大部分父系血统；honor对honos的词形变化有用！然而与honor的产生唯一没有什么瓜葛的形式，恰恰是honos。我们若是深入探究第一次造成honor型式的心理过程，则此创新的基本条件必定是对存在至今的合法形式暂时遗忘。世代相传的形式是不参与新型式构成的唯一形式。我们不能用变形（transformation）这个词，因为最初的形式在产生这种所谓变形之际是无意识的。实际上，这是一种创新，一种副质，是与某一形式相比并的竞争者。
（类比）现象简图：
1、honos // 2、honor ← 3、honoris, oratoris, orator
（副质） （生成之群集）
在此情形下，合法的形式留存下来。但这戏剧通常只有两幕是完整的：最终要被废除的原初形式；我们不需要两种形式意指同一个事物；相当者创造出来了，竞争的形式就得消失。于是，我们就拥有完整的（心理）过程，令我们以为正忙着讨论变形概念。
↓
Ⅰ 1、ἔλυα // 2、ἔλυσ ←ἔτυπσα
Ⅱ （1、…） // 2、ἔλυπσα
同样：
↓
Ⅰ 1、dolōs // 2、dolor ← 3、doloris, oratoris, orator
Ⅱ （1、…） // 2、dolor
就像在语音变化当中一样，在类比变化处，我们确认的，正是演替（succession），语音变化是圈套，令我们以为两方面都有转换，引得我们想确立下述平行关系：
B、honoris
类比变化
B、 honor
在语音变化当中，处于B方面的相同形式替代处于A方面的相同形式；这是同一种形式，没有两种；如此，这是一种变形。在类比变化当中，则没有替代，没有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过程；我们无法把honos和honor置于顺向的次序中，在简图里可见着这情形。我们面对两种不相关联的事实：dolor〈（honor）〉的出现与依旧留存的dolos相比并，然后是dolos的消失；再者，（类比）现象本身是随着第一幕的落幕而结束的，毋需关注用以描述过去之物的旧形式。dolor出现之际，一点变化也没有，因为dolor并不替代什么；dolos的消失也不是变化，其实是一个孤立的事实。结论：我们若是细察（类比）现象的不同阶段，随处都碰不着变化。因而称类比变化之处，就有创新，新事物是或不是随弃却原初形式而来。类似这些类比事实的东西清楚地表明这是创新，不是变形。
在德语里（允许大家）将指小词（diminutif）从一切名词中导引出来，譬如从Frau导引出Fräulein，始作俑者可能最先想到指小词Elephantlein；法语里也是一样，据pension形成pensionnaire，由réaction形成réactionnaire，以mission形成missionnaire等等，我们一开始可能会思忖，这一过程若是与先前形成honor的程式一样，则显然：
mission : missionnaire = répression : x
x = répressionnaire
另外，说到变化在此有什么借口吗？没有；因为在répressionnaire之前我们没有看到对应词，répressionnaire并不替代任何词，它完全是创造。Finals字典规定为复数，但我们也听人说finaux。那么，在finals – finaux处我们会说类比变化，在firmamentaux处会说类比创造吗？一点也不是的，这两种情形原来都为创造。
有人照mur : emmurer的模式造出了tour : entourer（晚近派生出来）和jour : ajourer（譬如un travail ajouré）。这看起来像是创造；但我若是点出过去人们说：en-/contourner和ajourner（当时tour和jour是torn和jorn），则称为创造的entourer和ajourer与ajourner和contourner相对照，依我们的习惯看来，更是一种变化了。这些例子告诉我们，1）类比变化概念的相对性：我们谈论变化，因为我们以为一个词被排除了，但实际上我们没有想到这个词。2）类比变化这概念是不确切的：我们称作变化的构成方式依据的是与创造一样的原则。如此，我们在类比现象中看到的只有创造，只有新事物（新创之物），创造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其所有要素就像一切文艺创作一样呈现出来。然而就某种意义而言，仅就某种意义而言，可称类比现象为变化，这是因为我们在讨论语言的整体，讨论语言资源的总体性。从语言的一般观念来看，类比创新的确造成了一种变化：某物被创造出来，某物被抛弃。既是这样，那么我们说到语言演化之际，就可以说即便类比创新不是变形，类比现象也是语言内的一种变形力量！我们倘若想总体上研究语言的演化，就须像给予语音变化那样给予类比重大的效力。
迄今为止，我们仅完成了将类比现象与变形观念相区分这一任务的消极方面。我们现在可将研究的积极方面取名为：类比，语言创造的一般原则。（译案：索绪尔原先拟名为：类比是语言的创造机能。后来改动了。）
类比，语言创造的一般原则
我们没有陷入搅混的境地。
我们正在讨论心理现象，为了明了这点，毋需就诸观念作出区划；对此没人会有异议。然而将此境况筑基于新事物、创造而非类比现象的变化这一特征之上，是恰当的。把类比当作言说者的意向来阐述，这实际上曲解了心理学整体。类比以旧形式的暂时遗忘为前提，使新形式出现，如此，就没有什么对立、变更。语音现象本身偶尔也可看作具心理属性（参见前文对语音变化适应模仿、时式之原因的解释）。仅仅限于心理属性角度把类比现象与语音现象对立起来，就是危险的了。须更精确地研究，并且表示类比创新属语法范畴，也就是说，凡此类活动，皆以对彼此间诸形式之共同处（rapport）的意识和理解为前提，这蕴含着我们将诸形式与诸形式表达的观念同时考虑、一并看重之意。而意义、观念在语音现象里不起什么作用。如此，说“语法的”之际，我们就表示了一个定语，它不适用于语音现象。这已包含在我们的四项比例式的表达形式中了：mur : emmurer = tour : entourer；这些形式倘若不按其意义在心智中连接起来，则这般组合便是无效的。
在史前希腊语里，具有连续三个短元音的形式被变更了：
↓ 语音现象
φιλτερος
我们缺乏另外形式或词义的竞争；我无法援引此或彼；从φιλοτερος变到φιλτερος的，纯粹是词的主干。相反，为了理解
ἄνερες ： ἄνδρες } 类比现象
我不得不取用语言中另外的竞争形式，如
νυκτων : νύκτες = ἀνδρων : x
x = ἄνδρες
类比现象中的一切，皆具语法属性，但在语法效力里，须区分清楚两方面：1）对诸形式关系的理解，诸形式之间可相互比较（生成的、引发的形式）；2）它们孕含的结果，孕育、引发的形式，亦即比例式的x：
je treuve
↕
nous poussons : je pousse = nous trouvons → je trouve
如此，就有不同的单位类型，所造成的形式和能造成的形式。须看到所造成的形式je trouve在定形之前首先需要回应我脑中一个明确的观念：第一人称单数。nous poussons, je pousse诸形式只是在半无意识状态被思索（更确切地说，被觉察到）；惟有je trouve形式由个体言说作成。因而为了弄清楚类比创新，须处于直面个体语言行为的状态。新形式je trouve不是在学者审议字典的聚会当中创造出来的。由于这形式渗透进了整体语言，就须1、某人将它临时组成，2、在个体言说、讲话之际临时将它组成，这情形对每一个随后偶遇它的人都是一样的。可称新形式为：引发了联想的形式，实际上由言说、需要及其他可产生联想的形式挑激出来。这些其他的形式不是由个体语言表达出来，而是留存于思维深处的潜意识里，然而引发了联想的形式je trouve则表现出来。
一切群体语言事实，尤其是演化事实，迫使我们一方面处于面对个体语言（言说）的境地，另一方面处于面对思维形式或经思维而知之形式的储存的境地。比较的无意识行为不仅对创造而且对关系和理解都是必要的。就思维而言，任何词都成功表述某物，只是因为它直接与能意指具细微区别之某物（facias : faciam, facio）的一切事物相比较。我们永远需要语言库藏用以说话若是真的，则反过来，进入抽象的整体语言的一切首先在个体语言（言说）里尝试足够的次数，以便产生持久的印象：抽象的整体语言仅仅是对个体语言所引发之物的确认。
我们在此讨论的抽象之整体语言与个体语言的这种相对，对照亮群体语言研究是极其重要的，使这相对尤为可感可观的途径，就是在个体身上区分抽象的整体语言和具体的个体语言（群体语言是社会之物，的确，但就许多现象来说，在个体那里遭遇群体语言更为方便）。如此，我们差不多可明确地区分两个领域：整体语言和个体语言。
凡因言谈之需并经特定的运作而说话者：这是个体语言。
个体语言领域
这两个领域当中，个体语言领域更具社会性，另一个领域则完全具个体性。整体语言是个体的储藏库；进入整体语言的一切，也就是进入头脑的一切，都是个体的。在内在方面（整体语言领域），决没有什么对诸形式作事先考虑，甚至没有沉思和反省，除开无意识的、差不多被动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创造性的活动：分类的活动之外，诸形式都是处于局外，处于个体语言境况之外。新产生的一切若是在言谈之际被创造出来，这同时意味着正是在群体语言的社会方面，那一切发生了。另外，为拥有整体语言，只需掌握个体的语言库藏的总和就足够了。我们在个体的内在领域考虑的一切，实际上总是具有社会性，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进入个体言说的外在领域中习惯用法一开始不认可的部分。我们因而须研究：内在分类。
内在分类
对每个个体而言，用以构成整体语言的大量形式若是在每个头脑中一片混沌之外什么也没有留存，则个体语言和群体语言是不可想象的。某种分类和秩序的必要性，是一种先验的必要性，即便没有将心理学置于显要位置也是如此。作为这一秩序的首要因素，我们须摆出来：形式和观念之间以及观念群集的原初结合；而后是另外一种结合，前面那种结合就不存在了，而是：形式与形式的结合，诸形式之间的结合。
从一开始就不该陷于遗忘的境地：我说心智将一种形式与一种形式结合起来，此时我意指形式披带着它的观念：
━━ 形式 － 形式 － 形式 ＝ ━━ ━━ ━━
观念 观念 观念 观念
两个图表简化为一个；诸形式的每一种结合当中，意义都起了作用。以下显然采用形式与形式的结合：两个词譬如chapeau、hôtel处于两类疏离的框架内；就chapeau、chapelier我们不会说相同，hôtel、hôtelier也是如此，但那儿我们感觉到有共同的东西，它们处于两类相邻的框架。同时，我能了解结合并不局限于此，还感觉到chapelier和hôtelier之间存在某种共同之处，但我明白这些关系及由此而来的结合可以是极不相同的，因而chapelier和hôtelier之间的关系就不会与hôtel : hôtelier和chapeau : chapelier之间的关系一样。
我们隐约感觉到结合和语法之间的关联。我们最终会说种种考究的结合的总数──无论有意识与否──都等同于语法学家作出的有意识、有条理的分类，除了这一点之外：语法学家使历史介入进来。像诸形式的群集这般过去的结果，言说者对此群集浑然不知，迫使语法学家确立两个截然相异的区域：
1、处于时间中的整体语言研究；
2、对特定时期的整体语言的研究。
这分类将是个体语言中可持续使用的材料资源。不过这内在分类有两类截然不同的秩序，并在个体语言中运用。我们得提出异议：
1、 吸纳个体语言中群体语言诸单位的秩序，之后
2、 整体语言领域本身内存在的主要群集。
在结合中，有：
1、形式的趋同（rapprochement）：词语单位在合适的差异系列（至少两个系列)中直接与其类似者相结合。如此，quadruplex于内在分类中不是孤立的，而是会与如下的第一系列结合起来：
Ⅰ
quadru]pes
quadri]frons
quadr]aginta
而后与第二系列结合起来：
Ⅱ
triplex
simplex
centuplex
无论什么地方，都不可能有完全的同一性（要是有完全的同一性的话，我们就会有相同的词了！），而是凭着意义与形式的一致性，产生趋同的境况，虽则这一致性只是局部的。趋同在结合中是基本之物。就有
2、价值的稳定。词变更了其两个系列的类同者所具的形式：（系列Ⅰ是quadr-，系列Ⅱ是-plex），这时候词的一部分依旧保持不变，整体语言认可词的这一价值。这恰恰源自词的可理解性以及其在任何场合都确切的意义。
3、会有对最初出现的词（经潜意识运行）作下意识分析的境况，因为它不是与单个系列而是与至少两个系列相协调。
一切类比的趋同也隐含着差异的趋同。正是在这点上，构成了语法学家特有的手段。由此，他能够析出下位单位的意义：
单位A = （下属单位）a + b
（quadruplex）=（quadr+plex）
请注意我们是任意地从词的单位出发；我们也同样可以从句子单位出发。
我们目睹了这一词的单位如何能引致下属单位：cupiditatem = 单位A若是依旧保持孤立的状态，它就不会有界限明确的涵义（价值），且无法分解成下属单位；为了成这样子，机制与以前相同：不变的因素和可变的因素会趋于接近。可把-tatem当做下属单位，然而与其他的因素比较，-tatem就得分解为：
veri/tatem pāc/em
vani/tatem -tatem lēg/em -ěm
alacri/tatem
我们就会发现下位单位是-tāt-。将cupiditatem与cupidi/tatis等比较，我们得到同样的结果。在（获得）种种趋同之前，我只有逐字拼写cupiditatem，而之后，我可以将其区分为下属单位：cup-idi-tat-em。词的意义被确定了，因为类比笼罩着它，类比展示了由词的一系列新的下位单位产生的局部意义。至于cup-，经与
和cupido
趋同，它和cupidi-析离了开来。所有词都在诸多类比系列的交叉点上会合：
这般星形交汇是会变化的，但对词的分析来说永远是必要的：
habemus legimus dicimus
legito
我们还可发现其他系列。就是这些形式的下意识组合，才产生了词中分为若干部分的意识。
整体语言惟经由意义，方与类似的形式相结合吗？如此，它像regibus – hostibus 和lupis – filiis 那样结合regibus 和lupis 吗？regibus 和lupis 之间存在功能的同一性（既是复数的与格，又是复数的夺格），然而在形式本身中却一点也没有趋同的假托。在普通的趋同里，像我们探讨过的在词中作出的区分：
意义和形式的变化因素 意义和形式的不变因素
譬如
tri- plex
centu-
这正是我们筑造的趋同的基石；结合总是以对变化和不变两种因素同时作估价为前提。regibus 和lupis 的结合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一种单向性的结合。整体语言中有这种结合吗？语法学家的词形变化表，譬如
dominus
domini
domino
形成了像
veritatem
facultatem
等等那样的系列了吗？是，又不是。语法学家只从差异的观点，因词尾us, i, o的缘故，制订了这样的图表：
dominus
domini
domino
比较造成分析，由此引致整体语言意识所领会的因素，或为词干，或为词尾之类。整体语言不知词干、词尾之类的名目，但我们不能否认它对这些差异的意识和运用。类比的形成是整体语言这一分析的证明，但我们得认识到所有这些单位在功能方面的差异，它们当中有些多多少少展现了整体语言的意识，另一些则完全展现了。它们的门类是什么，变种是什么？触及这一问题之际，我们就明白得给整体语言各种不同的单位添加点什么了。整体语言经合适的趋同辨出了寓于signifer中的单位，它下次面对新的构成形式，就不会说fer-signum。实际上，除了单位之外的其他事物从趋同产生出来：就是诸要素的顺序、连贯、系列。词中下位单位的这一顺序问题确确实实与句子里词的位置有关：这就是句法，甚至涉及词尾时也是如此；这是另一种句法，但仍然是句法。一切句法都起始于这般基本的原则，竟仿佛无足轻重，不值一提：这是整体语言的线性特征，也就是说，整体语言的两个音素不可能同时发音（呈现）。这就是在每种形式里有一个前和一个后的原因。这一原则由事物性质本身引生出来：我惟有以各连续部分的单一的线状，方可表现词：
处在大脑内部和处在言说（个体语言）领域内部相同。我认为在这两个领域有两种顺序，与两类关系吻合：一方面，有个谈说的顺序（ordre discursif）（译案：指通过谈说能具体表现事物的顺序），它在句子或词（signi-fer）的每个单位都是无法回避的顺序，而后另外有个直观的顺序（ordre intuitif），它是那些（像signifer, fero之类的）结合（联想）的顺序，这结合不是处在线性的系统，而是心智瞬间就能一览无馀的。一个孤立的形式是与时间相关连的，也就是说，它有一个始和一个终：我不能把两个因素安排在线的同一点上：
（fer-signum
signifer）
这一原则完全取决于关系的顺序，那关系很大程度上都含句法的属性。整体语言经分析把这顺序抽离出来，与它抽离各个单位本身是一样的；这是因为形式撇开其意义是无法即刻领会的：这一个不可避免的顺序问题与对词干、词尾之类事物的看法是密切相关的。
重述要点：类比是创造，但在此之前，类比应当凭借对其接纳和储存的材料作分类，成为一种构造力量。这分类是在言说者内心深处事先但必需之运作的协调，是对已被接纳之物的处理。正是由于这种处理（译案：此处用铅笔写道：起激活作用，见第二次教程第101页底），那些材料随后会借言说之机想方设法付诸运用。分类必须引向对词以及小于词的单位的分析。
三条预述的意见：
1、我们不能自问语言学中后缀本身是否存在──这问题毫无意义──但只有它存在于言说者的意识里，这问题才有意义。（后缀）作为语言学要素而存在，就是从前至后或从后至前划定意义（明确的意义）的界限，这意义是言说者赋予后缀的。但在一个虚拟的词avaker本身里，界限ava-ker既不具逻辑的价值，也不具心理学的价值；凭什么宁取-ker而不取-aker呢？
2、在过去的某个要素中的存在同样也没有什么意义。不必因为历史而不安。言说者其实对前于整体语言状态者一无所知；我们绝不能根据历史状况预见到变化会如何发生。举例说来便是明明白白的，譬如drittel, viertel, fünftel 只能在整体语言的后缀的范畴里分类，然而我们若是依据历史原状，-teil才真正是后缀。在希腊语hippos, lykos以及另一面phylaks里也是同样的情景。我们若是从历史角度区分，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有：
hippo-[s lyko-[s phylak-[s
这就是说，s添加到主格词上去了。的确，言说者因种种特定的理由作出的析分是hipp-os；然而根据phylaks，我们可以析出s来：
phylak-[s
phylak-i
phylak-es
3、不过，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景，我们因反对历史观点，就以极端的方式陷入了相反的方向，不承认整体语言中确实存在的词干、词尾之类，把它们统统归为语法的抽象这一类了。重要的是要知晓整体语言分类和语法学家彼此协调是在怎样的程度上，辨出确实存在于言说者意识中的这些单位又是在怎样的程度上。我们正在探究处于词下面活生生的单位，凭这一表述，就可以在第三点中概括第一第二点了。
前缀
法语里有前缀吗？这并不意味着：有了前缀吗，或者语法学家辨出它们了吗？而是意味着：有前缀出现于使用过它们的人的意识中吗？的确是的。我有正当的理由说法语了解前缀re-（refaire, recommencer, reprendre）。法语也了解这些单位小于词：
dé-（défaire, décomposer, décharger）
in-（inconnu, indélicat, indirect）
面对这一事实，有若干问题要提出：
第一个问题。具有活生生的前缀，其绝对而不容置辩的证据是什么？只能是类比创造，这是因为我从没有听到过而可以造出redémissioner, recontempler来（试比较：所有置于词前的re-，根据词典，是不认可的）。即便我没有考虑到这点，我并不想说recontempler之类，它也只会发生于个体语言处；因而这些前缀的确是活生生的。
第二个问题。整体语言最终如何感觉到前缀re-, dé-, in-的呢？我决不可能独自使用作为一个分隔的单位re-，然而整体语言认可了这个单位！这儿是我讨论过的比较的、类比的手段派用场之处。将re-引入整体语言的，是像下面那样的若干数量的系列：
faire refaire défaire
commencer recommencer
第三个问题。我在法语里若是从下列词中择取：
entier （从：in]tegrum = 原封未动的）
enfant （从：in]fans = 尚不会说话的婴幼儿）
enceinte （从：ĭn]cĭncta = 未系腰带）
有可能用法语前缀en-这说法吗？不可能，不管语言史家怎样说，都不可能，因为没有一个言说者对这系列的词作比较中觉得en-是前缀。
可指出这一点，就是法语前缀in-（inconscient, indomptable之类）处处都是学者发其端（流行于大众的是：en-）。照此理由，我们应不承认前缀的价值吗？不能；既然in-是整体语言已得之物，我不必与产于大众的前缀区分开来。
第四个问题。可指出这一点，我们若提供：inspiration, insuffler, ingurgiter及其他词，这前缀in-从外形的角度看，与inconnu的in-当然一模一样。这是把in-(spiration)和in-(connu)看作同一的理由吗？不是的，在言说者眼里，总是有
in-
（这就是说in-另有价值和意义）和
in-
言说者的意识绝不会把同样声音却具不同意义（价值）的诸要素连在一起。我们该指出，用作例子的前缀最大程度上都是有意义的；我们眼光应该落在其他较低程度上也具意义的前缀上面。在意义（价值）的明晰当中存在不均等；意义显示的程度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是等同的。如此，在séparer, séduire, sélection处，怎样的状况下才存在整体语言所熟知的前缀呢？在此须从原则上承认，我们不是面对同样程度的清晰，在划定界限方面并没相同的禀赋。唯一完美的证据：这一由创造之类比来解释的前缀之使用：到什么程度有人能以新的构成形式运用sé？（我们总是把re-放在某个词前面，而此词从未拥有过re-！）对于这般前缀来讲，它没有什么确定的意义，其分析必须简化至纯粹形态的区别，简化至模糊的意识，在那儿存在一个要素，我们不可把它与其他类别的诸要素相混，如此，这般前缀才是可能的。这种前缀多多少少都能得到整体语言的认可，然而无法拥有一个明确的意义。如此，在德语里：entziehen, entschlüpfen, entkommen是一个与法语中的re-完全相同的类别。ent-不是独自呈现，但其意义显示的程度、形态和意义明晰的程度都是完善的。另一个系列：ergeben, erlernen, erwarten, erziehen在整体语言中属于相当低的程度。后者觉得er-与ent-属于同样的种类（无论怎样与geben不属同样的种类），不能赋予其独立的词应有的完整意义。如此，整体语言能感觉到这些前缀在极其多样的程度上的存在，正是根据感觉，这些前缀在整体语言看来才是一种实在。因而确是将这些单位认可为与词相类似者。但和词所呈现的顺序不一样：我们从未见到整体语言说trouver-re, ziehen-ent；我不能把这些小于词的单位置于随便一个顺序内。为什么呢？因为词的线性之故：对词来讲，无首无尾是不可能的。整体语言不光从析分处抽取出一定数量的单位，而且抽取出用以安置这些单位的步骤。整体语言的线性是词总是与顺序有重要关系的首要保证；就词而言，从这般线性引出拥有首尾的必要性，只构成连续的要素的必要性。
于是，我们看到前缀总是在词的开头部分。正是前缀拥有置于部件前端这一属性，才被言说者的意识看作为根本的。这不是前缀的唯一特性，却是其主要特性。前缀必须占据的位置不只得到语法学家的认可：整体语言的下意识分析同时涉及到要素本身及其意义，涉及到他在词中依顺序排列的方法。我们把对前缀诸特征及本质的探究继续向前推进，就发现身处棘手之地了：我们不遵守（采用）语法，我们不能进行语法学家的区分；我们必须坚持心理学分析而不是逻辑分析，不作必须深思的分析。然而不遵守（采用）语法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言说者意识到的大多数情形，前缀与词脱离开来，之后，依旧留存了词的一部分，它本身即是一个单位（re-commencer）。不过，事情并非总是如此（sé-parer）！
关于前缀的范畴，整体语言意识到它，对此事实最少异议。探究其他情形，但不越出自身的整体语言意识，就此，我们看到，前缀运用从类比中抽取的特定方法，我们只能接受整体语言对此的意识。甚至正是这点使前缀成为独立的范畴。在放开这范畴之前，须对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予以注意，下面以单位群集反复出现：
我们看到过前缀re-，但我们如果择取
r-ouvrir
r-acheter
r-accompagner
我就没有了re-，而是单一成分r，就好比在
in-avouable
in-espéré
中一样，我有了一个in-，是与
inconnu (ẽ
in-)
中的in-不一样的形态。但从语音角度来讲，除了在inconnu之外，我都无权在inavouable里拼写作in-：我们在此确认了上面指出的互生的事实：同一来源的两种形式依据它们所处的状况选取两个不同的样貌。这般互生可扮演相当多样的角色。它在这儿呈现为最低限度的音义相互关系；整体语言使用此或彼音素，依其后相随的是元音还是辅音而定。就其来源而言，这是个语音现象，但现今它属使ẽ和in、re-和r-对立的一类，不是个语音现象了：
re-在辅音之前
↓ regagner / rouvrir
r-在元音之前
在说r-envelopper当中，就一点也没有语音现象了！
这差别并没有毁坏单位，因为意义和功能被看作是同一的，整体语言集中于它运用此形式或彼形式这般情形上了。
词根
这词的来源不管是什么，一个词根是否与整体语言意识到的、言说者能指出的某物相应呢？法语里，在：
roul/is
roul/eau
je roul/e
roul/age
roul/ement
里，要素roul-让人毫无依傍地感觉到其他与意义之一部分相应的要素，这是毫无疑义的：为了析出某个开始于并明确地中止于roul-的要素，整体语言须以我们熟知的方式运作，这熟知的方式是与出乎意料相比而言的：
roul[is 与coul[is
和pass[age 与：roul[age 与coul[age
等等 等等 等等
在中古拉丁语里，roul-是rotul-are，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眼下我不想探究在这词根要素内有什么，不会比就前缀考虑得更多，因为我得在词根的诸多类型当中作出区分。一个说及词根（racine）这术语的词。它应受指摘，但还有其好的方面；它引发的印象并不坏：一株不可分截的植物，词根是构成部分，同时其功能与其他部分并不一致。词根的观念＝其余展开的部分被视为是虚饰的。我若是截下词根（roul-），就什么也没剩下了，它是词的一个单位；因此，有了词根，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新的群集系列，与前缀迥然不同。拿roul-作为所有词根的典型，我们不得拼写作roul+is，而是写下：
roul＋×is
＋因为一如既往，总是有连续，×因为roulis是一种生成物，其中roul-和-is是要素：roul-具有意义，只是因为它在-is前面，-is有意义，只是因为在roul-之后。
在这类单位的重要性及明晰度方面，整体语言当中的不相称是极大的，或是由于起端之故，或是由于历史情境的影响之故。整体语言可表现事物的状态，这使得那些言说者能够感觉到这一词根单位；有这样的整体语言，就有那样的只给言说者偶然机会的整体语言，这将限制（言说）本能。如此，在划定诸单位的界限当中，多多少少都是严格的。诸多具体的整体语言（法语是其中之一）促使内部分析感觉到这般根本因素。例子：savoir, savant, saurai（这开始变质了！），su, que je sache（在此断言整体语言析出了一个具有某种意义的共同部分，这是很担风险的）。在这些分析中（就像前缀的情形一样），我们多多少少总是身处其中。就法语词的单位分析的简单程度，可给其标上评分和数字来呈现。我们若是援引希腊语，则将是完全不同的景象：
leip-ein
leip-so
loip-os（交替出现！）
el-leip-sis
e-lip-on
e-loip-a
我在那儿几乎自动地把词根与词的其余部分区分开来。在现代语音当中，德语有极其简单的特性，因而一种专注、较为敏锐的直觉在言说者那里展显了，用以析出相区别的因素。例子：
binden
Binde
Band
Bund
这类词族在德语内是司空见惯的。我们看到整体语言以多少有点大的密度提供了引导我们识别出词根部分的实例。这一数量问题与确切划定界限的简单程度密切相关。而正是这种确切划定界限，在法语中经常是不可能存在的：
pouv-oir
pouv-ant
peuv-ent
差异只是经交替而现，但我们具有：peux, puis等等。就所有形式来说，我们无法确认某个要素绝对与其语音构成成分同一，这事实直接涉及使我们能够识别出词根部分的实例的数量问题。在这方面呈现出例外状况的具体整体语言是存在的。整个印欧语言状况皆可直接分析成词根＋其他成分。一种形式绝不具有与另一种形式中所存在者相关联的不规则结构（交替除外）。任何一种形式都将到场：
deik[o deik[tēr
dik[tos de-doik-[a
这是个例外的实例，完全置于最高梯级了！在这种整体语言状态内，词根是完美地划定界限之物，完全明确之物，它几乎成了析离出来的共有的东西。
整体语言意识到词根要素，类比创新不管怎样都向我们显示了这一点。对较为晚近的整体语言运用这般证据，我们辨出这种要素有时候被言说者凸显出来，就像语法学家所做的。在古拉丁语里有明显的例子。
语法学家告诉我们，făctus和āctus的音长是不一样的，然而比较făcio和ăgo，我们看不到所以如此的理由。拿āctus来证明一种形式*ăgtos，我们只能经此来给出理由，* ăgtos先于āctus：对置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点：
spĕcio : spĕctus tĕgo : tēctum
(despĕctus → dépit) ↓
(toit)
confĭcio : confěctus rěgo : rēctūs
↓ (dirēctūs : droit)
(confit)
同样的事实解释了：
pătior : păssus cădo : cāssus
cāsus
如此，词根最末的辅音倘若是软辅音，这音长是不一样的。在agtos、tegtos中，词根的这一最末的软辅音不会出自印欧语的源头；在印欧语里，我们必定说ăktos、tĕctos。因此，史前拉丁语抛弃了古代形式ăktos、tĕctos，再创了自身的形式
*ăgtos *tĕgtos
这样，位于强辅音之前的软辅音的发音就有困难了！它只能这样做，如果（通过对tego、tegumen等等进行比较），就意识到了称为词根的单位，也就是意识到了将其分离开来、凸显出来的确切方法。
我们在此拥有一种整体语言的例子，在某种程度上，把词根的意识和观念推进得相当远。从整体语言到整体语言、从时期到时期的层级很是变化多端，这我已经谈到过了。对这方面有影响的要素，必须择取两项：
1）在每个词中，词根单位的外部特征可拥有的影响。言说者依照差不多大的单位外观，多少有点被引得选中这一单位，外观在每一整体语言里表现这词根单位。在某个总是处于单音节状态的民族语里，若是能把这一单位作为词根析离出来，或者结构的某个局部倘若有规律地呈现，则对这一单位的观感是很让人愉快的。我们假若自问，外观为何多少有点千篇一律，这便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而且我们会看到这种千篇一律来自整体语言状态的累积。我们若是比较法语和德语，就会注意到词根观念在德语里更为发达，由于外观相对说来千篇一律，那种外观在德语里就呈极盛之势，其中词根单位几乎都是由单音节组成的：
streit-
bind-
helf-
同样的状况在法语里就不能说成
roul-
commenc-
因为roul-若是从rouler、roulage等等分离出来的话，那么，我们只能从与其有关的词族中分离出commenc-。这般歧异是令人不快的；恰是负面的因素，导致对析离commenc-颇为犹豫，这番踌躇也将波及到roul-。
结构的规律性，无论怎样，都在言说者身上培养某种语言学意识，经此，帮助言说者确认词根单位。在法语里，可作为词根析离出来的，而且是数目不定的音节，具有相当多样的形式：
souffl-[er 等等
ferm-[er 等等
livr-[er 等等
souffr-[ir 等等
一般讲来，我们发现每一种组合都是能预计到的。在法语当中，一旦具有两个词尾的辅音，我们无论怎样都没法安置它们，并且看到确定的顺序
辅音＋流音
辅音＋鼻音
被摒弃了。因此，有：
werk- 而不是wekr-
helf- 而不是hefl-
werd- 而不是wedr-
我们一旦不拥有以一个元音或单个辅音（streit-）结尾的最简单的类型，就会有非此不可的顺序，说明了我正在讨论的观念。
我们刚刚看到了诸词根之间相互比较方面一致或歧异的影响：
2）我们拥有更重要的事实：同一个词根内部的歧异！在此，须于无规则之歧异与有规则之歧异（交替）当中作出完全的区分，其作为促进或阻碍的效力是相反的。
有规则之歧异（交替）是譬如我们在ou/eu中所观察到的：
mouvoir (oir) pouv-oir voul-oir prouv-er
meuv-[ent peuv-ent veul-ent preuv-ent
无规则之歧异，譬如
naître repaître
naquit repu savoir
né saurai
等等 su
（不配称作交替）。不规则属意于那些我们不留意的词根（见第二次教程── 一个动词单位包括什么？）。我们看到有规则之歧异在相应的形式而且在相应的状态（重音！）下再现了诸多词根同样的语音对立ou/eu。这种存在于交替中的有规则之歧异颇有利于某个如词根之类要素的观念的展开。所有下位单位（词根、后缀等等）都陷入交替的状态：语音学不关心功能，不关心一个普通单位可能拥有的特征。讨论前缀之际，我们已经注意到这点了：
re- ẽ
r- in-
交替无损于整体语言单位，因为它有章可循。没有什么特别之物将词根与交替更紧密地联系起来；然而具体的整体语言富于交替，实际上在词根中呈现出极其繁茂的交替。德语展显出丰富的材料，表明与词根有关的交替的歧异：
finden binden schiessen fliessen
fand band ge-schoss Floss
Fund Bund Schuss Fluss
Schliesse geben nehmen helfen
Schloss gibt nimmt hilfst
Schluss
德国语法学家称为词根元音之换音（Ablaut）的，这就是了。我们若是给这些词根交替以词根元音之换音的名目，则我们可以称一切整体语言中的任何交替（还有那些前缀、后缀之类）为换音。但经由运用，换音获得了与词根相关的交替的意义，在这意义里，与言说者所感觉到的价值（涵义）相应。不过从历史观点来看，把整体语言置于一个单独的框架内，待之为特殊种类的交替，这是反科学的。我们可以在指定的特殊意义上使用“换音”这词，但并不进一步说“换音的交替”（l'alternance de l'Ablaut）！
交替的歧异适宜于或不适宜于析出词根单位的分析吗？看来所有歧异都突破了单位，且不适宜于语言学观念。但因歧异的规律性，因词根的元音变动，歧异有助于复活全体言说者眼中的词根观念。有许多交替在彼此相应的形式内呈现出同样的元音对立（对比，对置）；恰是凭这般规律性的状况，换音才能在言说者的直觉领悟中具有如此强烈的印象。在此涉及偶然状况：在古高地德语里，交替甚至比现代德语更有规律。关于这问题，我们重新回到词根的交替角色上来，存在着远离此处的另外一个领域。这就是闪语族诸语言的领域，我们从中可以作同样的语音规律的观察，因为在这些语言里，语音特征引人注目，且有助于析出下位单位，就像德语词根的单音节性所呈现的那样：即所有词根都具有三个辅音这一事实，那就更加可作同样的语音规律的观察了。正是闪族人眼里元音有规律的交替结果，人们方觉得元音没什么重要性了。这种规律性因而就是一种起辅助作用的境况，就像德语中的换音那样：
qâtal（他被杀）在dâbar（他说）里重复出现了
qatal-
qtôl-
qtâl-
这种交替活动甚至因词的众多而愈加展开，把单位的剩余部分（辅音）如此强烈地刻印在闪族人的意识中，因而辅音出现于文字中：而元音并没有写出，这显示了与词根的辅音相称的重要性。就是经由留存下来者与发生变化者的对照，言说者才意识到单位。
在进一步深入讨论之前，须再次提请注意防备错误，这错误就在于元音变化中发现自然的结果、词根的繁盛；为了确定原初意义，只需援引交替
lāb-
lāp-sus
就够了，它恰显示出与德语的换音一样的特征。这现象其实的确是相同的，即便后者的词根交替既非元音的，亦非像换音那样与意义相关联。
我们需将问题扩大：我们没有词根要素的单一类型，好拿来作区分用，甚至在把对单独的言说者的分析用作基准当中也是如此。通常首先须讨论词根，然后看出它们属什么类型。迄今为止，我都没有涉及语法学家的分析，只探讨了言说者意识中活生生的那些东西。把从不同观点作出的分解与凭整体语言作出的分解混淆起来，这是语言学存在的一个危险；把语法学家将词分解为诸单位的手段与言说者的手段并行且对照，倒是恰当的。经由这样的对置，我们就能更好地确定音素分析和直觉分析进行到怎样的程度。我们凭借直觉手段分解词，尤其是在印欧语中，是最为简便的，且建立在完全确定的程序之上，虽则语言学家对用以确证分析无误的东西通常是并不了然于心的。整体语言程序及其性质的这种简便明显地呈现于希腊语中。
我们拿zeugnumi给语法学家，他会把这词约简为不同的单位。他依据什么作约简呢？这依据就是最简便的那类；他会像整体语言那样把相同的东西归在一起：一方面
zeugnūs
zeugnūsi
会使他想到原初形态该是zeugnū-mi。经与另外系列
比较，马上就可证实。因而会留剩下zeugnu-，经与添加的音素对照，与zeugnumi整体相比较，就可称之为词干。接着我自问词干zeugnu-是否为不可约简的，将其与另外的系列
zeugnū-
zeuksi-[s
zeukto-[men
zeugmat-[a
zugo-[s
相比较，我发现它是可约简的。于是便有了zeug-nū-；经由另外系列，比方
就能作出验证。我来到第二层级的词干：
zeug-
zug-
（我不会因zeuk-而不安）。我应自问，我是否可继续下去，是否可把比方g (k) 与zeug-分离开来。所有形态的比较都向我显示我不能继续下去了：
zeug-
zug-
是不可约简的。在我们能想到的所有词干当中，我们可称为词根（racine）的：定义：不可约简的音素（要素），相同来源的词的整体所共有者。除了诸音素的具体的区分这一视点之外（这种细致的析分如今在语言学里确已成为主要手段了！），语法学家还可从另外的视点来观察词。自属于每个要素的意义部分的视点看，词根可以如此宣布：在要素中，共同意义达到不确定的极限。我经由词干到达词根，与词根的联系确定了词干的意义：
zeug- 结合之物
zeugma 结合（车钩）
zeugmation 微少的结合（小车钩）
毋需尝试精确地确定哪一部分意义与词根相合：这依整个词干可约简程度的大小而定。另外极为重要的一点，甚至对语法学家来说也是如此，就是任何时候他不能也不该设想各自独立的要素的功能、机制可由简单的并置来表现，但他应感到析离开来的各单位是互补的。不存在：
完整的概念＋完整的概念
zeug+nū
而是
zeug-×-nu
完整的概念
我们可用zeug-来更简洁地表示这点。
总是会出现临界的情形，那儿词干惟由词根来构成；我们就会自问身在何处了。这样，在与phlĕg-o-men之类整体析离之后，phleg-（或phlog-）作为一个词干要素，是整个词族所共有的，我们能否认用作词的词根（φλόξ，φλογός，火焰）吗？对φη-(μι)来说也是一样。（见第二次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词干）。因此，我在此必须把抽象功能的结果看作完整的词吗？不。1）如果我在phlog（火焰）中思察phleg-，这不是具有不确定意义的phleg，它在phleg-o-men中则拥有确定的意义。倘若我们一方面赋予
不确定的意义
另一方面又赋予
确定的意义
这是两类不同的事物，每种要素（phleg）都与其意义相应。如果我们把形式看作与意义不相干的话，那么，这两种事物总是相同的。2）在phleg(ma)中，我们不可能使用phleg×ma的表达形式，而在phlog里，我没有什么好乘的，这表示功能在此是完整的。
有不同种类的词干，它们与经某种程度的约简的词根不同，这是一目了然的。后缀问题与词干问题相遇，不可分离地混合在一起；若不包括后缀，我们就无法讨论词干。一个可约简的词干其实分解成词根＋后缀。这是析分的另一面：在分解zeugnumi之后，我们就拥有了词根zeug-和其他要素；我们留剩下的这些要素就是后缀，譬如我们析分的-νυ-之类，但相对于词根来说，它们属于词干的组成部分。凡词干都包含一个后缀，就是因为这点，我们一旦考虑全部可能的词干（不只是词根而已），词干和后缀这两个问题就遇合混融起来了。词根倘若作为明确的要素呈现，我就会拥有
词根－│ －│有词形变化的词尾
这两者之间的一切，都是包括在第二级词干系列内的后缀的词干；这完全限定范围的部分就是后缀。后缀可拥有明确的意义部分，在zeuk-tēr-(es)，后缀- tēr-就表示施动者的名词词性。我在zeug-nū-mi和zug-o-(s)则什么也没有发现。在这两种情形内，如果我同时将限定了范围的要素与不可约简且有词尾变化的要素析离开来，即便它毫无意义，我都会获得这限定了范围的要素。
在某些语言类型内，有时会发生语法学家的析分毫无剩余地、完美地呈现出来：这就是希腊语的情形。但我们得寻思，这些如此便当地析离开来的要素有多少真正被希腊人感受到，他们下意识的析分在什么程度上与语法学家如此严密且准确的析分一致？一如以往那样，就是经由类比创造，我们方拥有这个或那个单位真正被言说者感受到的证据，从类比的视点看，只有活生生的单位才是素材。我们问题的答案远不能一下子给出，在许多情形下，它都是不确定的。一上来就确定的，是一张表格解决不了的总和，从整体语言的静态角度看，那张表格完全是明晰的：摆荡、大约模、不彻底析分、浮动，都是整体语言凭借自身活力而产生之结果的不变的特性。如果我们就zeugnumi和zugos之类提出问题，希腊人会将其分解成zeugnū-mi，但他会把zugos分成zug-os（而不是zugo-s）。在这样的例子中，我们看到了极度的不一致：对语法学家来说，有三个要素：
zug – o〈后缀〉- [s 有词形变化的词尾
就整体语言来说，只有两种要素：
zug – os = 词尾
像拉丁语dĭcābās那样的形态，用于我正在讨论的析分，就分成这样：dĭc-ā-bā]-s；就拉丁语而言，则无疑是这样：dĭcā-bā-s，不会是其他形态了；甚至存在一定的倾向，就是把-bās看作一个有词形变化的整体，把其余的看作词干。整体语言不能像语法学家那样行事；它有另外的视角，它得不到同样的要素；它产生语法学家认为错误的东西，却不是错误，因为整体语言只认可它即刻明白的东西。
言说者本身（惟有他们，才是重要的！）的主观分析和语法学家的客观分析因而就没有什么一致之处了，尽管两者归根结柢都依据同样的方法（系列的比照）。语法学家若是主观地和客观地行事，就不会获得同样的结果，就此情形，我们可说这两种分析都不妥当。与另一类型（译案：指主观分析）相比，客观分析的价值是什么呢？
客观分析就是把不同时代全放在同一层面来考虑。主观分析意味着眼下的、纯粹眼下的分析。两种类型都有同样的目的：使细分的确认可以在词中感觉到；两种视点归根结柢都是主观的，只不过客观分析为了获取可达到的最古老的时代结果，综合了所有划分词的方法，并不管它是什么时代。然而主观分析并没有把各个时代混淆起来，只是涉及到言说者眼下划分词的方法。这就好比一座建筑物，可以经常变换其内部布置和用途：倘若我们把依次展开的布置的计划画在纸上，这般综合全局的计划与客观分析相当。就居住在屋中的人来说，总只有现存的布置，用作新组合起点的布置。因而只有时代的诸形式提供给类比创新，但如果我们处于一般的视点上，就什么也没提供了。
我们或许会寻思：在特定时期内感觉到的划分不是永久不变的，让位给其他划分词的方法，这会怎样呢？面对时代，就将是面对析分，面对析分，就将是面对划分词的方法。大量要素使眼下的分析面临变化的危险。这些要素极为变化多端。如果不作分类，我们可阐明若干已出现过的例子：
印欧语性、数、格如此变化：
N. pod-s
Acc. pod-m
Dat. pod-ei
Loc. pod-i
N.pl pod-es
Acc.pl. pod-ns
拿这作为参照，我们设想：
N. ekwo-s
Acc. -m
Dat. -ei
Loc. -i
N.pl -es
Acc.pl. –ns
我们看到：
Ⅰ.我们可比pod-更毫不犹豫地析出ekwo-；两种词干都同样是可分离的。
Ⅱ.我们在第二种状态里发现会产生融合音（contractions）：
Dat.ekwōi loc.ekwôi
Nom.pl.ekwôs.
从现在起，词干的明晰遭到了损害；分析将一步步地被引到记录变更上面。
Ⅲ.施动者是什么呢？是纯粹的语音现象，融合音，建立在一或两种形式之上。
Ⅳ.顺着这词形变化的来龙去脉，我们可继续下去，并就ekwō显现出愈来愈模糊的事态：因而古希腊人以复数宾格（由碑铭之文提供了实例）说hippo/ns，它产生了hippūs；同样，pod-m（经由不同的语音现象）变成了poda。这些形态（hippūs和poda）使我处于无法确切地分析的境况。
Ⅴ.从希腊人色诺芬（Xénophon）的角度，我们可能思索：
1、什么是主观划分？这是很不确定的；它变化无端：它不是logo/-, philo/-，而可能是：log-, phil-。
2、客观分析是虚假的吗？不是的，只是不合时代而已：它也辨认出言说者的意识，但在另外一个时代；它转移到另外一个时代，与自身所处的时代不同。我们可称之为“词源学的”分析，但这词是危险的！它带有只是给予主观分析合法地位的气息。
还是从整体语言角度来看有关变化的原因：在最初的时代，有一个比较级的后缀（中性词）-is-（这是我在mag-is内发现的），以及一个后缀-to（表示若干位置中一个独特的位置）：tri-to-s，最终以此形成最高级swâd-is-to-s（最甜的）。
我们观察到：
Ⅰ. swâd-is-to-s的划分与特定时刻感觉到的析分相吻合。
Ⅱ.在另一个时代，如果我们想反映言说者的意识，则只能作出swad-isto-s的划分。然而从语音学角度看什么也没发生！这种分析中的变化来自何处呢？
1、简单原则总是在意义的历史中发现的，它改变了分析：整体语言总是倾向于以简单而直接的观念替代复杂而间接的观念（因而导致与语音学无关！）。
2、辅助的原因。我们不再用-is而是以-jŏs形成中性词比较级。保留-is的比较级在整体语言中变得很少了，而且不再像这样经由比较得以确认；因而在最高级中我们不再把-is与-to析离开来。
Ⅲ.我们如果从（希腊语）后期时代来分析ήδ-ισ-το-ς，那么，我们就正在进行客观分析，对此，我们不能说它与任何东西都不相符，而应说它不再与任何东西都不相符。对这时代来说，唯一的主观分析将是ήδ-ιστο-ς，只有这对新创造会是可行的。
Ⅳ.就这希腊语时代，确切说来，我们不该接受ήδ-ιστο-ς而应接受ήδ-ιστ-ος；德语中也是一样：
suoz-istist-êr
suoz-ist-e
我们没权讨论-ιστο-。
Ⅴ.为了固定分析所取的路径，我们将这样安排：
词根+is+to]+s
而后是
词根+ist+[os
既然在本章中“＋”具有（并置的）特殊意义，则写成“－”会更好些！（-ist-就是一个不可分的后缀，对整体语言本身来说，那儿就有两个后缀了。）这两种分析之间存在着冲突；但不是堵死其中一种就能解决这冲突的，不排除说对这个或那个时代是有效的，而对任何别的时代都是无效的。
这些分析当中的变化可能有极其多种多样的原因。一个实例可提供给我们语音变化的观念：
这实例涉及到词根：
geus-teo-n
geus-to-s
geus-o-mai（我品尝）
析出geus-没有什么困难；但是两个元音之间的s消失了：
geuomai geustos
geusteon
整体语言牵涉到分析就变得混乱了；结果将是浮动的：或是geu-，或是geus-，语言学观念会将其界定为词干的主要成分。这般浮动在别处将转换成新的类比创造，我们将在那儿看到像pneu-那样的群集，它原没有s，这一来就接受了一个（pneustos）。
在一种（极常见）且最具差别的实例里，能够存在复合词，过后却不再把它看作复合词：
因而所有种类的复合词都由德语古词lîch（＝外在显现）组成：
manno-lîch（具有男子气概）
redo-lîch（通情达理）
请注意：
Ⅰ.现在-lich是一个后缀，我们把它整个都看作词干的另外部分，这时，就不再具有像先前那样的附属词的意义了。
Ⅱ.我们若是探问我们在redlich中所想象的东西，我们就把redlich与reden联系起来（有明显亲缘关系的形式），而不再是与die Rede联系起来；red-眼下是个词根，从它曾是的完整词转变而来。这就是让像sterblich之类词的创新成为可能的东西。（“Sterbe”不会与任何东西相符。）这样，复合词red-lich现在已变成一个不可分拆的整体red×lich了（就像法语中以-ible构成的词）。对数量庞大的德语复合词：所有以-heit构成的词来说，情形是相同的（但在Wahr-heit wahr里仍旧被看作形容词）。
Ⅲ.从整体语言角度来看，变化来自何处呢？这种变化的其中一个情景，就是red(o)中的o有规律地消失：主要的因素不再作为一个词连续地呈现，而是作为一个词根显现出来，它把关系redo+lich变成了red×lich，并导致整体语言不再能想到Read。
从整体语言角度来看的这一永恒的变化可用无穷的例子来阐明。例子终归取自现代语言：
somnolent现今肯定被分析成somnol-ent（作为现在分词与系列donner, donnant等等比照）。我们分析的证据就像往常一个动词je somnole之类的新创那样被提供出来，这动词在词典内并不存在。我们若是在较古的时代，在拉丁语里取词，可以说它被分析成somnu/o-lentu-s（就像succu-leutus等等那样）。进一步继续下去，我们看到还可用其他方法作出分析：
somn-olentu-s, 某人昏昏欲睡
就像
vin-olentu-s 某人闻到酒味
对这些视角的转移，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相当普遍的双重特征：
1、为了构词要素（zug-o/s）而缩减词干要素的普遍倾向；
2、把词干要素归并入构词要素内这一极特殊的倾向，如果词干要素是元音性的，如果词干以元音结尾。在此情形下，归并更是易如反掌了；与之相反，分析仿佛就停止于某个辅音处。在
πατερ
πατρων
我们很少促使词干的一部分转移到构词部分里去。相反，-tat-有一个竞争者-itat（证据：celer-itat-），这种归并多半会发生，因为veritatem中的词干以元音结束：verǐ]-tāt-（参照δεινο-τητ-）。这种归并会发生，也因为我们就veritatem所做的，即是就ver-us（原初是：veru-s）所做的：这的确总是同样有利的（令人赞同的）原因。拉丁语后缀-ānus拿掉了一部分词干；原初的划分是
Romā-nos
Albā-nos
（与aēnus:aĕs-nu-s中的构成形式相同）。我们如此划分之际，对形成-ānus中的其他形容词来说，后缀成熟了。对-ālis来说也是一样：原初是causā-li-s，而后经由同样的无意识归并为-ālis；在这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形成verticalis等等了。我们（甚至）走得更远：我们若是把meridi-ōnālis与regi/ōn-alis比较，就会看到借助于词干的元音结尾外加的音节被合并进去了。的的确确存在着septentriōnalis的绝对特殊的影响！
这把我们引到某种程度上为整体语言区分词根和后缀之类问题上。总是需给予这些术语极为相关的意义。只有在后缀和词干互相对立且并置的情况下，后缀和词干方具意义；甚至从纯粹的主观分析的视角，不管构词（要素）和词干（要素）怎样，我们总是能称它们为词的两个相对的部分：
dictator×（可称为与em相对的词干）em
dicta×（可称为与torem相对的词干）torem
dic×（可称为与tator-相对的词干）tator-
就新创来说，言说者本身作出的这些分析，其意义（价值）是什么呢？我们回想一下，在语言学当中，我们谈到创新的时候，并不是从无开始的创新问题：之前所说的一切都是我们为相反的观念做准备的。它甚至不涉及转换的问题；（见前）。创新活动只是一种组合活动，是新组合的创造。但组合是用什么材料构成的呢？它们不是从外界得来的；整体语言必须在自身之内发现这些材料，这就是需要分析的原初行为的原因：整体语言花费时间解释和分解存在于组合中的东西，从前代带来的成果──这是整体语言的活动天地！──用于之后以整体语言获得的下位单位把它们组合进新的结构体（constructions）内。这样，somnoler只能以某种方式把动词分解成-er和somnolent而形成。在整体语言（进行）分解的范围内，整体语言重新组成了，在整体语言拥有更多材料的范围内，整体语言更具创造性。我谈到结构体（也谈及词的结构structure等等）：在我们理解的条件下，这个术语是相当精确的：恰值言语行为之际的结构体。但从另外的视角来看，词的结构体则是相当糟糕的术语：就整体语言而论，我们谈及的是一种突如其来的结构体，而不是一砖一石造起来的建筑物。我们谈到词的结构体的时候，有许多时代，看起来就跟词中的要素一般多；相反，在词的结构体的所有部分当中，却都是同时代的，它在配备了自身所有要素的个体语言内显露出来。涉及主观分析的时候，这是特别重要的部分。比方在megis-]tos里，结构体仿佛是起先有比较级，而后添加上-to-，以形成最高级。在词里仿佛都有基层。确实是的，但这些基层都是词，除了megistos之外（譬如magis这样的比较级，整体语言由此析出比较级的后缀等等）。我们只拥有megis-的那个时代在megistos的创造中是种荒谬的状况。词在分隔的及逻辑上分隔的时段中这般一砖一石逐渐建成，为了发现这些词，必须回溯到粘着作用上去，因为两个分离的词联合成一个单一的词了：
neszů-s
neszů-se
我们在此可以把分隔的时代和将两个词诱变成单个的词而导致的统一的时代区分开来。但粘着作用与创造和组合毫无关系，类比创造和组合是突如其来的。
根据词差不多都是可分解、可分析这一点，词大体上都能够生成其他词，照此来分类词是可能的。不可分解的词一般说来是不育的、不生产的：譬如magasin（magasin-ier首先由系列
prisonn-ier
prison
产生出来，emmagasiner由系列entortiller, emmailloter等等产生出来。）我们因而需辨认出──在极为变化不定的程度上依照整体语言而定──一定数量的具生产性（有繁殖力）的词及另一些不具生产性（没繁殖力）的词，因为我们只能从它们本身中获取。汉语中全都是不可分析的，在像世界语那样的人工语言则一切都是可以分析的。
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且只以两种方式：粘着作用或类比构成，可以构成新词，因为我们可对由个体创造的词（譬如gaz）或借拟声而形成的词这类特殊问题一概置之不理；我们可以不管粘着作用，因为我们只讨论类比，我们不涉及语言中形成词的多种多样的方式问题。但粘着作用的变化过程对我们来说是一条较佳的表现特征的途径，类比方式则与之相反。就类比创造而言，我说过将把词的单位当作我的阐述的基石；我现在做的正是这桩事：我们可以看到词是个中心单位，在任何语言内，词直观上都是种明晰的事物，虽则很难界定它。粘着作用的变化过程是什么呢？我说的是变化过程（processure），而不是程序（procédé）：程序隐含着意愿（volonté）、意图（intention）；我们若是把某种意愿之物引入粘着作用内，就会误解粘着作用的特性；恰是这种意愿的缺失，方成为一种特性，粘着作用凭此与类比创造区别开来。粘着作用是：譬如由出自句子的两个词合并成一个词。
第一时代 第二时代
ce ci ceci = 新词，说得更精确些：含具词的特性的新东西
tous jours toujours
au jour d'hui aujourd'hui
dès jà dè jà
le vert jus le verjus
le lieu tenant le lieutenant
援引范围更广但没有另外发音（能指）的构成形式：罗曼语的全部将来时：
je choisir ai je choisirai
tu choisir as 等等
je porter ai
事情相当简单，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然而不该相信这点，这有仔细斟酌和漫长论证的余地：
1、主要的组合属于句子范畴。
2、须注意一个事实，意义（音义关系，signification）正是曾就-ιστο-提及的那个东西：整体语言使概念变得简单而不可分解的无意识倾向（倘若整体语言在确定的符号里得到复合的概念），抄近道的倾向，简化观念的倾向：两三样东西当中呈现出来的，是我们最终只能掌握那已被理解了的东西。
3、采纳词汇单位的素材特性，这有过；譬如重音：倘若有两个重音，粘合作用之后，就只有一个了。这事实比意义（音义关系）的事实更主要吗？很可能以否定方式回答这一问题。对这一问题作漫长的辩论之后，语言学者通常以别样的方式来回答：这是因为我们理解从tous jours中产生出单个词而不是从单个词中产生出tous jours这一观念是可能的。因而不必守候在意义（音义关系）之后，使某些附带的东西从意义（音义关系）中产生出来。要是把粘着作用的特征与类比创新的特征相比较，我们就只能凸显出充分而地道的对比来：
由于粘着作用，我们的确拥有了一个新词，但是
1、诸要素由两个基本单位（词＋词）呈现出来，而类比创新涉及部分、词的细分部分。
2、我们若是在词的连贯和关联中间选取词，粘合作用就在句子领域内获得了生命，它提高了句子的地位，因此，它倘若向整体语言要求能产功能，则不是在词内部，而是在另外的单位内部，在句子内部。
3、在粘着作用的变化过程中，我们可以注意到绝对没有什么能产性和有意识，一切都是被动的，偶然的，毫无意图──这是现象的最重要方面。我们看到音义关系是统一的（相结合的），但这是整体语言的无意识倾向。没有什么能产性，同样也不是由于经粘合作用之后，如今采用了词的某些外部特性。因而我们在此的确拥有了一种合并，这种合并可以说是独自产生的，不是有意识聚集：甚至类比创新这种能产性也不存在，类比创新强使词的分析在新词组成之前产生出来：恰是词本身，即便它不需要模型（样品），也还是粘合作用中的要素；没有什么创新，而是对作为一个单位的两个词的接受。
因此，我们拥有两种新词，彼此之间毫无相象之处，更确切地说，已不再能有回顾时的新词的问题，而是两种结构体的问题，语法的客观分析将它们看作过去的相异的东西。结构体大体上真实的形象用于粘合作用比用于类比更好些。
要确定我们迎面碰上的现象，通常是困难的。语言学家之间有无休无止的争论──这问题或许真的解决不了！──就是我们分解印欧语的原始形式的时候，究竟是粘合作用还是类比。譬如下面的形式：
esmi dômi
esti dôti
是
es-mi（＝我） dô-mi
es-ti dô-ti
的粘合作用吗？倘若是的，这就意味着在极古的时代，dô很长时期里是一个词（而不是一个词根）。倘若不是，那么，类比就解释了这些形式，而且程序是完全不同的：为了形成这些形式，整体语言预先得分析其他词。我们面对着一个粘合作用的结构体：hunc = hom ce，就时时有理由说，一个词过去可以被分解为句子的两个词。然而这些例子及其他一切粘合作用的结构体几乎都即刻让我们想到了复合词。一个复合词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回想起许多lieutenant之类粘合的东西！复合词和粘合有亲缘关系吗？恰恰相反：一个真正的复合词完全是根据把词的细分部分（如词根、后缀之类）组成一个单位这般模式而形成的，更精确地说，把词的细分部分组织成一个单位，是根据真正的复合词的模式进行的。粘合的构成形式是并置的，类比的构成形式则是复合的。这一区分极为重要，必须坚持。如此，在nau-machos和hippo-dromos中，我面对粘合了吗？完全不是的，因为即使回溯到前面去，我也不能说：ho nau machos，从意义的角度看，我甚至不能这样做：第一个词和第二个词的关系完全与词根和后缀的关系相类似。Naumachos和hippodromos因而是真正的复合词。与之相对，我们会发现所谓复合词也只是并置词：因而katabainō是一种并置词；在史诗当中，我们依旧可以说kata bainō，有两个相关联的词，但不是什么复合词。在拉丁语里：sub vos placo也可以说成vos sub placo，这种次序变得习以为常的时候，sub和placo就被粘合起来了，然后经语音变化而变成supplaco之类。一般说来，所有希腊语和拉丁语复合词都是并置词，甚至possum = potis sum（我是主人）也为如此，然而从一个介词和名词构成的任何名词都不是这样子的。德语中也一样：我们在句子中决不能说der zu satz（Zusatz），而是说zu setzen（证据是zu在某种情况下：er setzt zu，仍旧是与setzen相分离的）。对一切法语词来说情景也相同，必须区分复合词和并置词。最为有趣的例子是：encore（encora），由hanc horam粘合法构成。L'entreduex是le（中性！）entre deux的并置，但entreprise是一种复合（它不能分解为一个句子，我们不能说la entre prise──不过，对“我们不可能说过它”这句话，倒是没法确定的！）。凭借历史文献追溯到单位被创造出来的时期若是可能的话，则用于区别粘合作用的结构体和类比的构成形式的标准是：凭着句子内的某种组合（粘合），或仅仅是词内的某种组合，新词能否创造出来。但要是缺乏历史文献，我们就会误解，以为正面对着类比创新和复合词，以后更为大量的信息会表明这只不过是并置词而已。
经与粘合作用的变化过程相对照，我们确切地描述了类比程序的特征，便重新回到了我们的主题：类比的构成形式。就此而言，一如我们已见到者，任何词都不是先在的；相反，我们讨论了创生一个并不存在的词的问题；程序属于用词的细分部分、断片以及与词的存在方式相异的事物来形成一个新词：
粘合 (只用符号+，因为所有关联都是
1/2（+×）1/2 类比的构成形式
类比的构成形式是唯一适用于制造词的形式，制造（fabrication）意味着1）一种技艺，一种意愿（而这些正是粘合所缺乏的！），2）清晰地凸显出了涉及的问题在于第一次制造一个词出自离散而不定形的断片，3）表明类比程序是一种创造，然而是用已有的要素进行创造。可惜创造这词隐含着人工性状的观念，因而其专指灵巧多知的个体活动，这个体不具有整体语言的社会认同（社会约束力）。
必须把这些不是作为词呈现出来的要素组合起来，这时候整体语言到哪里去发现这些要素呢？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个地方；我们作出结论：
1、对这些要素的观念某种程度上存在于言说者身上，因每一种语言而变化；
2、这种观念必须源自内部分析，源自对词的下意识分解活动；
3、通过类比的词之间的比较、不同系列的对照这仅有的手段，实现了这种分析。整体语言因而清除了与意义和形式不一致的一切东西，保留了与意义和形式相同的东西。
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假设对整体语言的意识来说诸要素显得很重要。于是，就词in-décor-able而言，每个断片经由一系列比较，都得到了一个整体，这些片断都在言说者预先处置的范围内。因而这的确是一个结构体，只要我们明白它是即时的（瞬间的）。我这一回要在形式上假定这即时的结构体只有在个体语言（言说）中才能形成，也就是说内心（内部）的群体语言可以被看作一种事先深思熟虑的一个个体语言！除了我们希望在内心的群体语言中有事先的深思熟虑之外，不存在什么事先的深思熟虑；我们实际上能够自言自语，就总是在个体语言中说出之后，新形式才在整体语言中固定下来，成为一种一致确认（既成）的形式。因而indécorable这词潜在地存在于整体语言中，与存在着这词的可能性比起来，其实现就是个微不足道的事实了。第二个事实是整体语言不仅具有要素的意识，而且具有影响的意识，我们把要素和影响置于某种序列内，这时它们就相互作用起来；整体语言具有它们的逻辑观念的意识，它们的序列的意识。词的内部句法从诸形式的比较中抽象出来，就与从诸要素本身中抽象出来没什么两样。
我们可能寻思，如果经由分析和重构（构拟），或简单地凭借比例式的第四项，应再现词的创造。这两种观念之间存在冲突：如果恰是比例式的第四项占了上风，确定分析的假设也是无用的，不需要像这样
in-
décor-
-able
预先析离诸要素，用以创造indécorable，然而这足以得到整一个词，并将其放入等式内：
condamner : condamnable = décorer : x
x = décorable
不迫使言说者参加与语法学家太相同的活动，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好处。但倘若是分析的假设占优势，我们如何解释诸如gast : gäste，schwänze之类的构成形式呢？就没有什么分析可言了，因为词干有时候是gast，有时候是gäst，我们简单地把gäste的语音特征转移到schwanz上去：gast : gäste = schwanz : x。如果我们确定了gast+e，我们就看不到发生像我们凭比例式第四项所做的那种事情了，但仍然有可能性存在：我们注意到，在词根、后缀等等当中可能有交替，我们拥有这些交替，这一意识正紧挨着实证分析而存在。方法上的这些对立在兴都斯坦语译案：通行于印度北部语法和现代语法之间碰上了。在后者当中，我们一般会看到为了形成某个动词的过去时态，我们使用比例式的第四项：譬如德语当中，由于setzen在过去时态中变成setzte，则形成lachen的过去时态为……等等；人们只告诉学生已形成了的词。兴都斯坦语语法则不这样教：它会说，有一个词根setz-，lach-，在另外一章，有一个过去时态的词尾-te等等……；人们告诉学生分析的结果，他必须重新构成。在每一部梵文词典当中，动词都呈现为词根形式。依照存在于这般民族的语言学精神，人们可以倾向于某个程序或另一个程序。对分析的程序有利的例子是古拉丁语（参见前面ăctos，ăgtos，āctus），对诸如词干、后缀之类词的片断的意识，到了非常高的程度。
寻思类比的构成形式在整体语言中是否真的如此重要，这些现象是否具有语音现象那般的规模，我们总是面临着这些问题。能使我们犹豫的，乃是为了确认类比现象，我们不得不求助于新的构成形式。但如果我们深入细致地看看每种整体语言的历史，就会见到它们只有类比现象的麇集而已，一个在另一个上面堆积起来。一种整体语言许多世纪的历史呈现出来的大量类比现象中，对历史学家来说最有兴味的，是几乎所有要素都为旧的，但处于连续不断变换位置的境地。如此，倘若我们细察词的要素的资历，就会看到类比总是被迫加工同样的原材料，在这种永无止境的革新当中，存在着某种极端的保守之物：整体语言是件补缀而成的袍子。法语的五分之四都是印欧语：某个特定的词不是印欧语，但其要素却是。流传下来没有类比变化的词极少，仅占一页的篇幅。例如：est（esti），et（è），人们甚至说ours也是一个。这些词永远只呈现了整体语言总体上极少量的总数。其他的词不管怎样都是新形式，它们的要素都是从较旧的形式当中撕下来的：类比的移植及重新构成紧接着分解作用之后，回溯到极其遥远的时代。类比的作用因而不可能被夸大；类比现象引起的整体变化比语音导致的整体变化重要得多（量大得多）。但也应该讨论类比的保守作用。
原刊《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