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否定性 差异性 非历史性
Abstract: The value of piece and element which depends on the position in the chessboard or the language system, depends on the difference with other pieces and elements, it does not depend on itself, does not have a value of its own existence. The difference and the relationship never have any innate reality, we can not inquiry them from a fixed perspective. The presence of difference is a negative fact, which is identified by our spirit, then has its own value. In other words, the difference comes from negativity, which is determined and then turns into positivity, it is a result from retrospective reflection. But the retrospective reflection is a conscious action, and the presence of difference is not a result from conscious seeking, it is unconscious, accidental.
Key words: negativity; difference; anti-historical nature
索绪尔《论印欧语元音的原始系统》着眼于各个音位组成的系统，其中诸要素的相互对立构成价值，语音的价值是否定的，相对的，相区别的。彼此否定而差异的要素形成共时的语言状态。索绪尔
声音形态成为形式，是因为它在言说者的语言意识里具备了区别性特征，它作为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差异关系导致的效果和意义也是显在与隐含并存的。索绪尔写道：“我们把声音形态引入叫作语言的诸符号的相互作用内，从这一决定性的瞬间开始，声音形态就成为了一种形式。废存于船舱底部的一小块布片就以同样的方式成为了一种信号，此刻，它（1）与其他符号同时并排吊起来，且共同达成了某种意义；（2）在许多个其他原本可能已经被吊起来的符号中间，它与它们共同合成的记忆印象同样也达成了〔意义〕。”[4]索绪尔说一小块布片成为信号（符号），就在于他与其他符号相互作用的关系而实现的，这时候它具有了意义。这种意义是由相邻性合成的，也是由相似性集聚而成的。相邻性以语法的形态呈现，是约定俗成的，相似性以词典的形态呈现，存在于言说者心智的想象和记忆里。后者产生的意义纷繁复杂，因人而异，是艺术语言的着力之处，但无论如何都需要以大家能理解的语法结构、句子形态表现出来，以集体约定的方式呈现出来。索绪尔用国际象棋来譬喻语言系统，着眼的正是“功能（价值）是约定的”[5]这一点。状态、位置与历史、事件、走法没有关系。索绪尔以国际象棋来比拟语言符号的差异性和非历史性，在下面这段话中表达得最充分，我们予以详尽地引录。
如果符号理论是无懈可击的，那么，我们从心智和符号任何时刻都具有的根本冲突出发，即便历史的偶然不是已知的变数，它也只能预先产生这样那样的位移（变换），可对它预先设想，预先归类。我们一开始就漂流于科学之域，这科学对〔 〕很反感，也就是说，漂流于语言组合（或谓语言状态）的一系列多样性之域，语言组合（语言状态）是由偶然造成的，其所处的多样性很可与一盘棋局的多样性相比拟。不过，状态和棋局的多样性当中的每种情形或什么也不造成，或导致精严的描述和判断，然而它不引出不确定的论断，这种论断以棋局和状态之外的情形为依据，借口就是外部力量（弈棋者）或历史事件（先前走的一步棋）改变了各个棋子的位置，借口先前王的位置或词x的状态与现在的情形大不相同。
创立原理之前的语言理论家和葆朴之后的语言学实践家，始终将抽象的整体语言（语言系统）看作象棋的位置（既没有之前，也没有之后），考虑这一位置上各个棋子各自的价值和威力。
历史语法发现存在象棋的各种走法，就嘲笑前人。他只知道各种走法的后果（连贯性）而已，据此就断言对一盘棋有全局的看法，他并不关心位置，长久以来位置都不配吸引他的注意力。不过，这两个错误就其后果来说很难讲哪一个更深远或更巨大，它们片刻都不能吸引我们，但完全可以确信语言只能与一盘棋的整体观念相比拟，即同时包含各种位置和走法，同时包含连续展开当中的各种变化和状态（为了将极其根本的特征引入比拟之中，什么也阻止不了我们将弈棋者设想为十足的蠢蛋和傻瓜，就好比在……当中语音及其他事件的偶然性）〔 〕：如此，我们会寻思，这无论怎样本质上都属双重性之物，是否从根本上讲更是历史性之物，或从根本上讲更具抽象性，凭借不可改变的基本条件摆脱历史的强制力，这基本条件在一副象棋当中就是最初的约定，它重现于每一走法之后，在语言当中，则是与心智相对之诸符号的完全不可避免的效力，它在每一事件、每一走法之后确立自身。简单的例子：fōt : fōti；复数的符号是i。象棋的走法，因而就是诸词语之间的新位置：fot : foet；复数的符号现在是ō : oe的相对（不管我们愿意与否）。但是这两类位置本身从根本上与事件没有任何关系，位置是由事件导致的，如果我偶然在kamtchadale拥有〔 〕，也一样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我于特定时刻在两盘完全不同的棋之后到达了同样的棋盘位置，也是与事件没有任何关系。
要点重述：正是由于这点，使得我们对语言的本质没法确定地表达，或者某个了不起的人看样子能够说出它的本质，因为从根本上讲它具有双重性：这点是至关紧要的真理。
对心智来说，棋的位置的特性和棋的走法的特性（假定弈棋者是个蠢蛋）两者间实际上没有任何类同之处，因为或者即便人们设想棋的走法受到了某位〔 〕的指引；另外，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哪一个构成了对整体更具决定性的方面，以便将它归在什么类之下，实际上是没法这样说的。[6]
索绪尔区别外部语言学和内部语言学，也是拿国际象棋作参照和类比的。语言学和民族学、语言和政治史、语言和各种制度的关系，以及语言地理学等等，凡与语言系统无关的，索绪尔统统称为外部语言学。就好比“国际象棋由波斯传到欧洲，这是外部的事实”，“把木头的棋子换成象牙的棋子，这种改变对于系统是无关紧要的。”而“一切与系统和规则有关的，都是内部的”，“一切在任何程度上改变了系统的，都是内部的。”[7]
这里，棋子、要素或项以及它们所处的位置或状态，都牵涉系统问题，索绪尔称之为语法、棋法。其中要素或项是异质的，概念和听觉印象、意义和符号、所指和能指是最基本的两种异质要素，然而它们在精神上、心智上却具有同质性。在索绪尔眼里，它们都是“纯粹意识的事实”，彼此之间都属“心智的范畴”[8]。“听觉印象不是物质的声响，而是声响的精神印记。”[9]两类异质要素从纵向聚合层面构成符号整体：
同时A符号整体又与B符号整体从横向组合层面构成横组合段：
前者呈现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后者则展现了语言符号的线性特征。
这些语言要素进入言说者的意识当中，形式和概念、能指和所指、听觉印象和概念处在相互限定的关系中，我们凭借形式掌握概念，同时，我们也凭借概念掌握形式，这是通过言说者的意识实现的。无论在纵向聚合的层面，还是横向组合的层面，抑或两者参合的层面，符号都在我们的心智中构成为一个整体。索绪尔如此表述：“（符号∕其意义）＝（符号∕其他符号）及其他什么＝（意义∕别的意义）。”[10]倘若我们取符号或形式为立足点，则产生与意义、与其他符号、与其他符号的意义等等的关系，反之，倘若取意义为立足点，也是如此。其中状态的形成处在变易的过程当中，并不固著不变，任何一个要素或棋子的移易，都即刻产生新的状态。这说明状态的诞生并非源于某种可推衍或追溯的历史性，而是由于要素和棋子的偶然作用导致的。语言状态和棋局的多样性也因此而形成。
共时的棋局或语言状态之中的每个棋子及要素的存在价值，在于它在系统当中所处的位置，也就是它与系统其他要素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因棋子和棋子、要素和要素、项和项之间的相关而相对方才形成的，或者说，它们是具有差异性的，其各自存在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关系，而不取决于自身。其自身不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索绪尔的论断是：“语言的各个项、要素的种种差异不是诸如化学之类当中各个元素之间的差异。”[11]化学元素本身具有实存的、固定的价值，是确定不移的；语言要素或棋子的价值则纯粹由状态、系统或棋局决定，由关系和位置决定，由区别性特征决定，它自身则是游移不定的。索绪尔就此拟定了这样一个原理或命题：
无论从怎样的视角考虑语言的本质，语言都不由绝对或肯定性的价值系统组成，而由相对而否定性的价值系统组成，仅凭价值的对立效果而存在。
任何语言或语系都不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可以被显示为这种语言或语系的稳定而统一的特征。[12]
语言要素本身是空无的，它之获取价值，在于它与其他语言要素的差异，或者说，在于此语言要素不是彼语言要素这样一层否定性的关系，它与其他要素因差异或否定性关系而获取价值，因自身存在本性的空无而获取自身存在本性的充实。
区别性特征呈现为一种形式，是此种形式与彼种形式相区别的语言事实。照索绪尔的看法，我们之所以能获得“不定过去时”的意义，完全是从形式本身那儿来的。“如果形式之中并不存在某种特殊之物，就不可能析离出任何一个概念，可将此概念取名为不定过去时。”[13]这里所谓的“特殊之物”，就是区别性特征。不过区别性特征不是先在地、固定地存在的，而是偶然地导致的，是一种偶然之物。偶然性是其空无性的自然生发，空无的，必然也是偶然的。
形式是差异的展现。意义和价值既因差异关系而赋予，则我们对概念、所指的获取就凭借形式的区别性而得到，反过来，我们对形式的区别性的认知，也同样是由于我们对概念、所指的区别性的领会而来。我们不能分离地、固定地、绝对地讨论概念a或形式A，也不能固定地从形式出发来确定概念，不能固定地从概念出发来界定形式。如果一定要说有固定的关系的话，那也是形式和概念相互界定的不确定性、不固定性。或者说，一切都是不固定的，唯一可固定的是诸要素处于不固定的关系中。索绪尔的意见是：“实际上语言当中既没有概念的限定，也没有形式的限定；只存在经由形式的对概念的限定和经由概念的对形式的限定。”[14]因此，我们体认到的符号整体，不仅仅是“所指a∕能指A”、“概念a∕形式A”的关系，因为所指、概念a与其他的所指、概念bc等等也处于相对或相区别的不固定的关系中，形式、符号、能指A与其他的形式、符号、能指HZ等等同样也处于相对或相区别的不固定的关系中。如此，我们应关注符号和意义的整体性。索绪尔对概念、所指、意义a与形式、符号、能指A的关系表述为：“a/A=a/AHZ=abc/A…”[15]我想应该从相对或相区别的不固定的关系来理解。这正是索绪尔从言说者的心智出发，界定符号整体为“（符号/其意义）＝（符号/其他符号）及其他什么＝（意义/别的意义）”[16]的确切含义所在。〔引按：这里（符号/其意义），照索绪尔通常的表述法，应写为：（意义/其符号）。〕
就因为我们是从概念之间的差异性关系（意义/别的意义）认知符号整体，则从语言学角度讲，语言要素本身不具有固定的意义，它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与别的意义相对相区别而赋予的，因而语言要素的内涵是空无的，它之所以得到充实，乃因与其他意义共存而导致。这种共存，或是显在地并依，或是隐性地潜存于言说者的记忆里。如此，言说者的意识是导致意义的关键所在。索绪尔注意到道德性的词语，如“犯罪”与“激情”、“美德”与“邪恶”、“谎言”与“诚实”、“藐视”与“尊重”之类，在语言学中完全具非道德性。他道：
这种非道德性如果是可证实的事实，我肯定就不会认可任何人有权利去隐匿语言所具的非道德性，或不会认可仅仅以这事实令我们不舒服为借口就拒绝确认客观事实。大家都无法摆脱语言的根本缺陷，然而道德如何比思想体系的其他分枝受到这根本缺陷的更多损害，这点我倒看不出来。
我们已随其他所有研究者一道指出过这种缺陷，它是：没有独一无二的具体对象，某个词可恰如其分且非其莫属地专用于这一对象；这不是消除这些具体对象的存在。同样，也没有独一无二的道德现象，我们可用某种词语恰如其分且非其莫属地将其含纳。但这丝毫也不损害这些道德现象的存在。这可以作为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提出来，就是到什么程度词才与确定的道德现象相对应，就好比必须探究到何种程度譬如阴影的观念与确定的具体现象相对应。这两个研究系列不再属语言学的范围。在不越出语言学领域的情形之下，我补充一句，就是那经由我们直接意识的掌握方才存在的道德现象，作为语言要素可能比作为具体现象要远为重要得多，具体现象总只是以极其间接且不完整的方式进入我们的意识。[17]
也就是说，在语言中，道德性的词语都是处于相对或相区别的关系，从而获取其意义，并没有一个独立而永存的客观的语言事实。具体的道德现象，譬如“美德”，当然是存在的，但作为语言要素，作为需经我们这些言说者的心智而掌握的语言要素，则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与其他显在的“美德”并列或关联起来，与其他潜存于我们意识深处的“美德”并列或关联起来，与显在的或潜存于我们意识深处的对“邪恶”的体认并存或相区别，所有这些共存的语言要素合成了“美德”的意义。它作为显在和潜存、横向组合和纵向聚合兼具的语言意识，具有整体性，因而在索绪尔眼里“美德”的语言意识远比“美德”的具体现象重要。
然而问题在于最终如何获取整体性，或者说人类有意识地追求整体性是否可能？如果我们寻求确定的、肯定的语言事实，则穷尽一生恐怕也难有满意的结果。具体的语言事实拥有无限性，索绪尔将语言学研究对象凝定为抽象的整体语言，凝定于差异性、否定性和关系性，缘由正在于欲以有限驾驭、掌握无限。
即使拿铁和橡树为例，我们也不能穷尽我们已经赋予这些词的诸多意义（或诸多用法，这是一回事）的总和，仅仅拿铁与两三个像钢、铅、金或金属那样的词相比较，只是以橡树跟柳树、葡萄树、树林或树木之类的词相比较，就已呈现为是件没完没了的工作了。至于穷尽蕴含于跟灵魂或思想相对照的心智的内涵，或者蕴含于跟步行、穿过、缓步而行、蜂拥而至、到来、前往相对照的行进的内涵，这是件终身的工作，一点也不夸张。既然十五六岁的时候，我们不光对这些词，而且对另外成千上万的词的内涵都已经有了敏锐的意识，这种意义显然取决于相对照的诸价值的纯粹否定的事实，因为用以掌握诸符号的肯定的（确定的）价值所需的时间实际上千百倍于此也是不够的。[18]
索绪尔关注语言状态的同时性，确断语言的非历史性，在理路上也与此血脉相连。不错，一个词的意义是历史沉积的结果，但从根本上说，无论它处于什么时代，总是与其他符号共时地并存，它的意义取决于它这个符号不是、不同于其他符号这一否定性（此非彼）。第欧根尼对亚历山大说：“你挡住了我的太阳！”在索绪尔看来，此时的“太阳”所具有的意义就在于它是“阴影”意义的否定[19]。当然，一般说来这种否定性牵涉潜存于记忆内的沉积，但其显现却是共时的，是同时并现的。索绪尔否认词与物、符号与对象之间具有对应关系，唯一存在的只是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差异关系、否定关系。一个词或符号的绝对确定、完全肯定的意义是不存在的，它永远呈现为差异性和共时性，从而获取某个语言状态中的意义。语言具有模糊性，然而这种模糊性却在特定的语言状态中、在共时的差异关系或否定关系中达到和实现了精确性。如果从确定而绝对的意义、价值来说，永远是“言不尽意”或“词不达意”的，然而语言凭借否定关系、差异关系这一至简至善的运作方式在特定的语言共时状态下接近于完满地达臻了尽意达意的境地，语言力量的源泉就在于否定关系和差异关系。
差异也好，关系也好，都不能归结为固定的实存之物，不能从固定的视角出发对其进行探究，它们只是诸要素之间相区别、相否定的特性而已。索绪尔对此反复地明确表达：“存在。无物存在，至少（在语言学领域）绝对地无物存在。……无物被天然地限定或给定，无物直接确凿地存在着。”[20]“在差异那儿任何时刻、任何地方都丝毫不具有确定而稳固的基准点。”[21]“任何出发点或固定的基准点在语言当中都不存在。”[22]“不仅不存在（差异的）确定的两项，而且只存在诸种差异；而且这些差异是由形式和体认到的意义的结合而导致的。[23]“要是我没弄错的话，其他领域的不同的思考（观察）对象，可以说即使不是作为实存之物本身，至少也是作为某种概括之物或确定之实体，作出不同的表述（至少是可能将事实推进到形而上学的极限，或知识问题的极限，而我们对此却完全没作考虑）；如此，语言科学看来别具一格：它应探讨的对象本身完全不具备固有的实存性，或完全与其他要考虑的对象各自分离开来；这些对象存在的根基只有它们的差异，或心智想方设法隶属于根本之差异的不论任何类别的种种差异，除此之外，绝对没有另外什么了（不管怎么说，它们彼此之间的差异构成了它们各自的整个存在）：但是我们一点也离开不了差异之两项这种根本而否定性的要素，而不是一项要素的种种特性。”[24]真正存在的，惟有差异而已。差异存在，方才存在语言事实。“所研究的事实只有在那些与之相对比的种种事实的影响之下方才真正存在。”[25]“任何语言事实脱离了与其他语言事实相对比的境况，从这时候起，哪怕是一瞬间，这事实本身也就不存在了。”[26]
差异的呈现是个否定性的事实，我们的心智确认了这类事实，从而使之具有价值。也就是说，差异源自否定性，这种否定性得到了明确，就转化成了肯定性，这是事后反思的结果。不过，事后反思、归并或同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意识的行为，而差异或区别性特征的呈现是无意识的、偶然的，并不是有意寻求的结果。索绪尔常拿国际象棋比拟语言状态，但总是刻意强调下棋者是有意识的，而语言状态的达成是无意识的，所以他总是说那下棋者最好是“十足的傻瓜”，意思也指最好是接近于无意识。索绪尔道：“语言总的说来是两种符号ba和la构成的，心智的模糊感知之总体必然处在或是归属于ba或是归属于la的位置上：只存在着ba/la的差异而没有另外的差异，这一简单的事实让心智发现了区别性特征，使一切都能有规律地归在第一项或第二项之下（譬如固体solide和非固体non-solide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实际知识的总和以共有特征来呈现，共有特征会聚归于ba物，以及共有特征会聚归于la物；这种特征是肯定性的（明确的），但心智实际上只寻求否定性的特征，可以在ba和la之间作出确断的否定性特征；它并不想归并和协调，它只是想作出区别；总之，它仅仅想作出区别，因为不同符号呈现的具体事实引得它这样，实际上强制它这样做，跟它的〔意欲〕无关。”[27]事后的反思所取得的肯定性最终还是因符号整合体显在和隐在两方面特性的交汇而游移不定，所以不能作为根本的立足点。立足点只能是区别本身而已，这是语言状态的强制性决定的。这种否定性是语言的存在状态，但这一存在状态不具有固定的实存性。每一个语言要素都不具备独立的存在特性，其存在特性存在于它与其他语言要素的关系之中。索绪尔说词与物之间没有对应关系[28]，也就是指只存在语言要素之间的关系，倘若词、要素与物有关，那么，物都有自身固有的存在特性，与之相对应，词、要素也就必然具有自身固有的存在特性了。问题的关键其实还是在于人类的心智对要素和要素之间的关系容易把握，通过关系可迅速掌握要素的存在特性。而孤立地寻求要素本身的存在特性，则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此，怎样思考和观察这种关系，就自然而然地要求我们予以解决。我们思考语言事实，不管怎样都免不了要有据着之点，但这种据着之点是想象的产物，并不是事实本身。索绪尔对视角、视点、语言单位的大量思索，应该说完全是基于认识这种关系为出发点的。索绪尔写道：“要素、项（参照“存在”）。——由于作为前提条件的（内在的）语言存在物本身完全缺失了，要是脱离了明确的视角，就不存在任何可界定并有效的要素、项了。如果我们转到视角B，就不再允许使用取自视角A的要素、项了。”[29]“诸如作为、从……视角的表达在语言学中让人颇费思量。在别的学科，探究对象的各种方式是存在界限的，这界限由对象本身呈现出来。在语言学中，我们会寻思探究对象所取的视角见到的是否并非对象的全部，由此最终产生我们是否根据某个确切的对象这唯一的基点的疑惑，或是疑惑是否仅仅只存在我们的不胜枚举的不确定的视角，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了。”[30]“‘看做’……‘作为’……但由于根据差不多不可胜数而且还是合情合理的视点把群体语言和个体语言的每个要素看做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可以居于那些视点观察每个要素，最终［可以归结它们，确定它们］，这些视点本身也必须予以讨论，将其纳入系统的分类之中，这种分类可确定每个视点各自的价值。”[31]可见索绪尔对视角的考虑最终还是将其置于系统之内，这样就既保持住了视角带来的认识上的便利，同时又将其不可避免的固著于一端的局限消除了，消弭了视角特有的想象性、虚构性。
单位、要素、项都是想象之物，索绪尔时刻都不忘提醒其存在的暂时性、权便性。“因为语言中不存在任何确定的单位（任何我们可想象的范畴或种类的单位），这种单位完全取决于差异，单位实际上永远是想象之物，只有差异才是存在的。然而我们只得借助于确定的单位方可着手，〔因为若是没有这些，〕几乎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掌握事实（现象）的总体。不过，记得这些单位仅仅是我们〔心智、意识的〕没法避免的权宜之计，这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一旦确定了单位，就意味着我们大家约定让它处在〔四元法诸项之间三元关系的运作〕这一侧，以便暂时地赋予〔形式或意义〕独立的存在特性。”[32]单位和要素的想象性是语言科学所特有的，这表明它们是空无的，不具自性的，同时也表明单位存在于人类的大脑里，是心智运作的凭借，也是心智运作的结果，是一个得到建立的心理现实，我们具有赋予这种空无之物精神性的能力。此类能力是无限的，我们可对这种无限的能力进行有限的运用。单位和单位的运用具有同一性。不过，这种心理现实的运用、交流和传递在很大程度上却是无意识的、机械的。
[1]Marc Décimo, éd., “Saussure à
[2][3][4][5][6][8][11][15][16][19][20][28][29][30]Saussure, F. de, Écrit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Texte établi et édité par Simon Bouquet et Rudolf Engler.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2002, p.67, p.68, p.38, p.114, pp. 206-208, p.19, p.64, p.39, p.39, p.75, p.81, p.328, p.81, p.67.
[7]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6页。
[9]〔瑞士〕索绪尔：《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4页。
[10][12][13][14][17][18][21][22][23][24][25][26][27][31][32]屠友祥：《索绪尔手稿初检》（附录：索绪尔手稿选编及中译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96页，第.331页，第295页，第296页，第294-295页，第328页，第313页，第296页，第314页，第313页，第313页，第314页，第339－340页，第328页，第304页。
原刊《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