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学家受到的主要是1916年巴利和薛施蔼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这第一波影响，
这里刊载的主要是1996年新发现的索绪尔手稿，涉及语言符号的双重性、否定性、空无性、非历史性、差异等等问题。
论语言的双重本质
〔形式作为声音形态〕
形式是对言说者的意识而言确定了的发声形象（声音形态），也就是说，既是存在的，又是限定了的。它正好是这样，不多也不少（它不越出限定的界限，也不流失存在的特性）。它不一定有明确的“意义”，但作为存在的某物则被感觉到了。我们若是改变其精密构型的任一部分，它就不再存在了，或者不再是同一物了。
（我们是否可与“声音形态”联系起来界定形式，对此我没法确断，〔可确断的是〕必须从符号学的前提条件出发。）
（案）——我们注意到，从道德学的角度来看，诸如犯罪、激情、美德、邪恶、谎言、虚伪、欺瞒、诚实、藐视、尊重、真挚之类词语若是从语言学角度归入否定而临时的单一范畴内，则这种情形在语言学或语言中就存在真正的非道德性。这种非道德性如果是可证实的事实，我肯定就不会认可任何人有权利去隐匿语言所具的非道德性，或不会认可仅仅以这事实令我们不舒服为借口就拒绝确认客观事实。大家都无法摆脱语言的根本缺陷，然而道德如何比思想体系的其他分枝受到这根本缺陷的更多损害，这点我倒看不出来。
我们已随其他所有研究者一道指出过这种缺陷，它是：没有独一无二的具体对象，某个词可恰如其分且非其莫属地专用于这一对象；这不是消除这些具体对象的存在。同样，也没有独一无二的道德现象，我们可用某种词语恰如其分且非其莫属地将其含纳。但这丝毫也不损害这些道德现象的存在。这可以作为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提出来，就是到什么程度词才与确定的道德现象相对应，就好比必须探究到何种程度譬如阴影的观念与确定的具体现象相对应。这两个研究系列不再属语言学的范围。在不越出语言学领域的情形之下，我补充一句，就是那经由我们直接意识的掌握方才存在的道德现象，作为语言要素可能比作为具体现象要远为重要得多，具体现象总只是以极其间接且不完整的方式进入我们的意识。
我们把声音形态引入叫作语言的诸符号的相互作用内，从这一决定性的瞬间开始，声音形态就成为了一种形式。废存于船舱底部的一小块布片就以同样的方式成为了一种信号，此刻，它（1）与其他符号同时并排吊起来，且共同达成了某种意义；（2）在许多个其他原本可能已经被吊起来的符号中间，它与它们共同合成的记忆印象同样也达成了〔意义〕。
想要处在事物的具体方面，如形态学家可能面对的那样多的具体方面，则如何确定：
（I）ἔφην是否为可与ἔβην相比较的不定过去时形式，是否存在诸如ἔφην的不定过去时构成形式，如果不马上援引如下意义的话：（1）援引不定过去时的一般意义；（2）援引包含于ἔφην的特殊意义，ἔφην使得这种形式不是像ἐδείκνυν那样的未完成过去时，而是如ἔβην那般的不定过去时，ἔβην与不定过去时的一般意义相类似，如果它得到了完美的描述的话。
但是（II）我们现在是从哪儿得到这种不定过去时的意义的？我们刚才已表明，如果没有这一点，就不可能给种种形式加以分类。我们纯粹是从这些形式本身得到意义的：如果形式之中并不存在某种特殊之物，就不可能析离出任何一个概念，可将此概念取名为不定过去时。
不过（III），由于这种形式的特殊性是立刻就可感觉到的，它只存在于尽可能完全否定的事实，与其他形式或相对或相区别的事实：如此，ἔδειξα与ἐδείκνυν，δείκνυμι与δείξω相区别；——ἔλιπον区别于ἔλειπον、λείπω或λείψω、λέλοιπα；——ἔχεα区别于χέω、ἔχεον；——ἤνεγμον区别于φέρω、ἔφερον、οἴσω、ένήν。然而在ἔφην、ἔδειξα、ἔλιπον、ἔχεα等等形式当中没有统一的区别性特征。其实，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就是这些形式具有某类共同的区别性特征（某类共同之物和特征之物）；譬如拉丁语-bam当中的未完成过去时即是如此。但这种现象倘若出现的话，不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只被视为偶然之物：尽管如此，这像所有偶然之物一样，肯定具有它自身的某些结果，抽象的整体语言就是永远由这些结果构成的，但并不比刚才我们的注意力所集中的与之相反的偶然之物导致的结果更多。
然而依旧能看到（IV）以上这些没有一点是可以孤立开来观察的。
我们总是被重新引向这不可再简化的四项以及四项当中不可再简化的三种关系上来，对心智来说，这只构成了一个独立的整体：（符号/其意义）＝（符号/其他符号）及其他什么＝（意义/别的意义）。
——这就是我们所称的确定目标的四元法，考虑到其间关系的这样四项：不可再行简化的三元关系。我们不再想把这三种关系归结为一种，这或许是不对的；但我们觉得这般企图开始超出语言学家的专业能力了。
要点
谈论形式和概念的关系，或概念和形式的关系，这并非像我们通常以为的那样是一回事：因为我们若是取形式A作为基础，则多半确切地含纳了一定数量的概念a b c；
（关系abc/A）
我们若是取概念a作为基础，则多半确切地含纳了一定数量的形式AHZ
（关系a/AHZ）
我们从而觉察到任何出发点或固定的基准点在语言当中都不存在。
为了产生另外的现实，还必须就其本身人为地限定两项当中的一项；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我们不得不设限谈论概念a或形式A的原因。但实际上语言当中既没有概念的限定，也没有形式的限定；只存在经由形式的对概念的限定和经由概念的对形式的限定。
事实的初步表述可如此说，抽象的整体语言（也就是言说者）领会的，不是概念a，也不是形式A，而仅仅是a/A之间的关系；这一表述依然是十分粗糙的。他所真正领会的，只是a/AHZ和abc/A这两种关系，或b/ARS和blr/B这两种关系，等等。
[比较]
εἶμι—δώσω（等等）的比较
特征：确定之将来时的观念。
若考虑比较的每个成分，可将它们如此表示：
εἶμι δώσω
εἶμι—δίδωμι—φέροιμι的比较
比较的特征：
两方对称：第一人称的观念。
相一致的符号。
注意到每个成分：εἶμι/第一人称：μι
但每个比较的成分只能由其他成分的呈现来确定；如此，εἶμι—δώσω由ἔρχομαι—δίδωμι来确定，εἶμι—δίδωμι由不具有-μι的情形譬如φέρω来予以考虑，据此，我们就有了（呈现为）-μι的规律。
因为语言中不存在任何确定的单位（任何我们可想象的范畴或种类的单位），这种单位完全取决于差异，单位实际上永远是想象之物，只有差异才是存在的。然而我们只得借助于确定的单位方可着手，〔因为若是没有这些，〕几乎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掌握事实（现象）的总体。不过，记得这些单位仅仅是我们〔心智、意识的〕没法避免的权宜之计，这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一旦确定了单位，就意味着我们大家约定让它处在〔四元法诸项之间三元关系的运作〕这一侧，以便暂时地赋予〔形式或意义〕独立的存在特性。
如此，就有了夺格单方面非对称的比较。
不定过去时单方面非对称的比较集聚ἔστην、ἔδειξα、ἔλιπον用以造成某种概念的单位。因为在各种形式当中不存在相对应的单位，则这种比较就是单方面非对称的。
这种比较既然不是由各种形式来给出，那么，它以什么为依据呢？只以与其他比较有差异的不确定的总体为依据（至于其他的比较，有时候是单方面非对称的，有时候是两方对称的）。
我们继而可谈及不定过去时-σα的比较，这是两方对称的比较，呈现出某种形式的单位，以及这些形式之间概念的联结。
单方面非对称的比较与形式的区别跟两方对称的比较与形式的区别是一样的。
如此，就有了与ἱστάμην:/ἐδείκνῡν…的差别。
我们因而就看到我们暂时地把比较看作确定的单位且与形式相区别，这比较（其实）并不是确定的单位，同理，也并不与形式相区别；或者说比较并不与形式相区别，同理，也不是确定的单位。
语法范畴与比较相关联，〔这是四元法的效果。〕
[否定性和差异，2]
我提议关注（否定性与差异）这一问题，我觉得可下这样的断语：我们从来没有充分地认识每一语言要素纯粹否定、纯粹差异的本质，这种语言要素我们立刻就承认是存在的：任何一个语言要素，无论身处怎样的种类，都不拥有这种假定、想象的存在——虽则我承认这点，我们恐怕还要认识到若是没有这种虚构，心智就完全没法掌控这般差异的总数，在差异那儿任何时刻、任何地方都丝毫不具有确定而稳固的基准点。
要是我没弄错的话，其他领域的不同的思考（观察）对象，可以说即使不是作为实存之物本身，至少也是作为某种概括之物或确定之实体，作出不同的表述（至少是可能将事实推进到形而上学的极限，或知识问题的极限，而我们对此却完全没作考虑）；如此，语言科学看来别具一格：它应探讨的对象本身完全不具备固有的实存性，或完全与其他要考虑的对象各自分离开来；这些对象存在的根基只有它们的差异，或心智想方设法隶属于根本之差异的不论任何类别的种种差异，除此之外，绝对没有另外什么了（不管怎么说，它们彼此之间的差异构成了它们各自的整个存在）：但是我们一点也离开不了差异之两项这种根本而否定性的要素，而不是一项要素的种种特性。
在语言学的某一分支，某位作者通过倚仗某一观点，专门论说“语音学”、“形态学”、句法之类特定主题，——譬如印欧语阴性语法区别的呈现或梵文舌尖辅音ṇ的影响，——每逢此时，这都表明他想研究事实的某个领域，这些事实是否定性的，其本身不具有意义或实存性，——他的研究若在需要对比的诸项要素已经得到了对比的情况下会是受益颇丰的；同样，这在某种意义上也不是平凡的：也就是说，所研究的事实只有在那些与之相对比的种种事实的影响之下方才真正存在。不过，倘若我们探究某种化学物质，或某种动物类别（我要是不将我们知识的全部价值复原为从哲学角度考虑的问题的话，就不打算反复讲这一点），我们确实探究了一个有独立存在特性的对象，它与同一领域的种种对象不相关连，这是大家认可了的。与之相反，我们不认为（语言科学中有一个具独立存在特性的对象），〔我们一旦确认〕任何语言事实脱离了与其他语言事实相对比的境况，从这时候起，哪怕是一瞬间，这事实本身也就不存在了，它只能以大体完满的方式概括运作中的诸差异的整体：因而只有这些差异才是存在的，语言科学所涉的整个对象同样也由此而居于相对性（相关性）的境地，完全而彻底地超越了我们惯常通过诸事实的“相对性”（相关性）想指的意思。
这些差异反过来构成了抽象的整体语言的总体，它什么也不再现、不表象，甚至就在这方面也不具有意义，除非我们想由此表明：或者诸形式的差异（但这种差异无足轻重），或者被心智认知的诸形式的差异（这有点份量了，但在抽象的整体语言中数量不多），或者由复杂的活动和最终的均衡导致的诸差异。
如此，不仅不存在（差异的）确定的两项，而且只存在诸种差异；而且这些差异是由形式和体认到的意义的结合而导致的。
因此，语言事实就要求在历时性和综合性视点之间作出区分。
论本质
［补充意见］
（绪言）“看做”……“作为”……但由于根据差不多不可胜数而且还是合情合理的视点把群体语言和个体语言的每个要素看做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可以居于那些视点观察每个要素，最终［可以归结它们，确定它们］，这些视点本身也必须予以讨论，将其纳入系统的分类之中，这种分类可确定每个视点各自的价值。
(命题第5)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考虑，抽象的整体语言都不是由确定而绝对的诸价值的总体构成的，而是由否定的诸价值或相对的诸价值的总体构成的，这些价值完全只依据它们的对立这一事实而存在。
（命题5的推衍）一个词的“同义性”本身是无限的，即便它要与其他词相关联才能界定，也是如此。
作为首要的前提条件来看待的，其实只是某种符号的内涵和其他符号的内涵之间否定的界限：使得所有新概念立刻找到置身于或是第一个符号之下或是第二个符号之下的位置（倘若它处在它们两者之间，那么，必定出现与第三或第四个同时存在的符号的对立）。
这就是为什么希望穷尽蕴含于某个词内的诸种观念十足是个幻想之举的原因，除非可局限于具体之物和极其罕见之物的名称，譬如铝、桉树之类。即使拿铁和橡树为例，我们也不能穷尽我们已经赋予这些词的诸多意义（或诸多用法，这是一回事）的总和，仅仅拿铁与两三个像钢、铅、金或金属那样的词相比较，只是以橡树跟柳树、葡萄树、树林或树木之类的词相比较，就已呈现为是件没完没了的工作了。至于穷尽蕴含于跟灵魂或思想相对照的心智的内涵，或者蕴含于跟步行、穿过、缓步而行、蜂拥而至、到来、前往相对照的行进的内涵，这是件终身的工作，一点也不夸张。既然十五六岁的时候，我们不光对这些词，而且对另外成千上万的词的内涵都已经有了敏锐的意识，这种意义显然取决于相对照的诸价值的纯粹否定的事实，因为用以掌握诸符号的肯定的（确定的）价值所需的时间实际上千百倍于此也是不够的。
对像心智这类词中含纳的一切事物感到惊叹的同义词研究者，以为这份库藏倘若不是经一代又一代的使用，从而积聚于语言深处的反思、经验、高深之哲学的结果，那么，其中就不会有什么内涵之物存在。不管从哪个方面看，他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有道理的，对这点我不加考虑，因为无论怎样这实际上都是次要的事实。首要而根本的事实，乃是在任何处于流通、传播之中的符号系统内，他很快就能确定某种同义性，因为相反的情形是不可能的，若有这情形，就等于说我们不认可相对照的诸符号之中的相对立的诸价值。一旦我们认可了它们，任何概念之间突然出现的意想不到的对照就或是留存于已存在的某个符号之中，作为另外某个符号的对照，或是留存于两三个符号之中，作为另外一两个符号的对照，等等。
因而就不把任何符号限定在诸确定（肯定）观念的总和上，这种确定（肯定）观念的总和要求同一时刻只集聚于它本身；因与其他符号同时呈现，则这种限定只能是否定性的限定，由此，寻求一个词的诸种意义的总和是徒劳无功的。
可阐述这事实的诸多方面，其中之一就是：基督教传道师确信他必须在蛮族中反复灌输灵魂的观念；土著语言的使用中恰好有两个词，一个表示的观念相当于气息，另一个相当于呼吸；——倘若传道师非常熟悉土著语言，尽管〔蛮族对〕引入的观念（灵魂）为何物完全一无所知，——“气息”和“呼吸”两个词之间的简单对置，因某种隐藏的缘由，蛮横地强行将灵魂这一新的观念赋予这两个借词；如此，倘若他笨拙地选择前面这个词，而不选择另外那个词，那么，对其传教的成功就可能产生非常严重的妨碍——不过，这种隐藏的缘由只能是个否定性的缘由，因为灵魂的肯定性（明确）的观念事先已完全超出了我们讲到的民众所具的理解力和辨别力。
同样，当一个哲学家或心理学家对诸如我们能力的运作之类作出深思之后，一个系统就将以前的全部观念彻底推翻了，处在这番景象当中，他仍然觉得自身所有新的观念，无论多么具有革命性，都只能在现行语言的词语之下分类，但不管怎样，任何一个观念，无论它们完全是任意的，譬如理性或知性之类，还是列于判断力、理解力、或识别力、辨别力等等之下，都不能在现存的词语之下被无所谓地归类；况且某种特定的词语比其他词语更加适应于新的区别，这是预先就存在了的。不过，对这种特性的论证又只能是否定性的，因为我们就在前不久引入的概念以及前一天提到的所有词语仍然是限定在它们的相互价值这一层面上。
符号之完全否定的效力的另一个明显表现，依旧在同义性现象的范围之内，就是由词的比喻性运用展露出来（虽则从根本上区分比喻性运用与直接运用是不可能的）。
如此，倘若痛苦的明确（肯定、具体）观念是痛苦观念的真实基础，那么，想说譬如“手套太紧了引起的痛苦”这样的话，就完全是不可能的了，它与像受火刑、车轮刑那样可怕的痛苦没有一丁点关系。有人会说：可这是比喻性措辞特有的词语。很好。那我们就选取一个词，其直接意义表现的诸现象的整体与痛苦的整体非常接近。
我们因而看到这决不是痛苦和折磨中包含的明确（肯定）的观念，而是它们之间相对立的否定性的事实（现象），这种相对立固著了它们运用的整个系列，允许任何使用存在，只要它不侵入相邻的区域。（当然还得考虑忧苦、苦楚、苦恼、苦闷等等。）
我们承认圣罗朗的痛苦与我们所说的火刑的痛苦两者间的距离太大了，使得对圣罗朗的痛苦和他所受的折磨之间作比较的话几乎就看不出真正的分别来。明确（肯定）的事实当中这般微细的差别对〔运用的变化〕应该不会有任何影响。
即使涉及极其清晰的名称，如国王、主教、妇女、狗之类，完全包含于词中的概念也仅仅是与其他词语共存而致的结果。若是存在着皇帝或罗马教皇，若是有共和政体，有诸侯、大公等等，则一个国王（的含义也随之而变），就不再是一成不变者；——若狗像希腊人眼里那样，是指粗鄙下劣的动物，相对于马来说尤为如此，或是如克尔特人那里一般，狗是指无畏而忠于职守的典范，相对它勇猛攻击的野兽来说更是如此。用这些词语当中的每一个聚集起来的诸概念的整体总是会与那些排除其他词语的诸概念的总体相对应，并且只与此相对应，一点也不与其他概念相对应；如此便是狗这词或狼这词的情形，只要不突然出现第三个词；小君主的概念或大
（推衍。）——词的本义和转义之间没有什么区别——因为词义从根本上讲都是否定性之物。
前面提出的原理的拟定
（命题十。）无论从怎样的视角考虑语言的本质，语言都不由绝对或肯定性的价值系统组成，而由相对而否定性的价值系统组成，仅凭价值的对立效果而存在。
（命题十。）任何语言或语系都不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可以被显示为这种语言或语系的稳定而统一的特征。
（〔论词〕自足性。）大家以为界定（1）原初的意义（这是个幻象：大家从未彻底研究过），（2）直接的意义，人们从中得出的自足性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3）比喻的意义（转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刚说有一个自足性的词，其意指的范围就已经被它与独立性、自主性、个体性的相对（相区别）关系完全而单一地确定了。结果是倘若像独立性之类这些词当中单独的一个并不存在，那么，自足性的意义马上就朝这个方向上扩展。
与可比较的诸词相对（相区别）的纯粹否定的同样事实，因而只有“比喻”运用的恰当这一点了；我们其实不接受它们是比喻之物的说法，因为我们不接受一个词具有原初的意义。所有种类的运用并没有落在另外词的范围内，运用不仅是整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且也是这词的意义的构成部分，这词其实只具有并不需要的诸意义之总和这样一个意义而已。
[实际的言说和潜在的言说]
我们称实际的言说为横组合段，
——或是包含在实际言说断片内的诸要素的组合，
——或是运作序列，其中诸要素处在与其后和其前之物相连接的状态。
实际的言说与相似性（译按：指纵聚合体）或潜在的言说相对，或与心智的想象和联想中的诸要素的集聚相对，或与运作的序列相对，在后者这样的序列内，一个要素引出了处于其他潜在（可能）的要素当中的抽象实体。
所有类型的发声（声音）要素（正如我们会看到的那样，所有类型的形态学要素），都将其特性纳入两种运作序列而存在：一是与其后和其前之物相关联的可确定者，一是与〔相似性〕相关联的可确定者。
〔同化或反思〕
同化现象或反思现象是双重现象，它概括了群体语言活动的整个生命，由此现象而
（1）在抽象的整体语言的每一时刻经由诸符号之差异的呈现以及差异总是偶然的状态这样的简单事实，实存的诸符号无意识地令人回想的不是等同数目的概念，而是同等数目的由我们心智感到的相对之价值（不管是一般的还是特殊的，其中有些譬如称作语法范畴，另一些则当成是同义性的事实之类）；诸价值的这种相对，是一种纯粹否定性的事实，转变成为了肯定性的事实，因为每个符号与其他可比较的诸符号的整合体在任何时刻都形成对比，始自一般的范畴，终于特殊的范畴，它在这过程中完全限定在自身的价值上，不依赖于我们。如此，语言总的说来是两种符号ba和la构成的，心智的模糊感知之总体必然处在或是归属于ba或是归属于la的位置上：只存在着ba/la的差异而没有另外的差异，这一简单的事实让心智发现了区别性特征，使一切都能有规律地归在第一项或第二项之下（譬如固体solide和非固体non-solide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实际知识的总和以共有特征来呈现，共有特征会聚归于ba物，以及共有特征会聚归于la物；这种特征是肯定性的（明确的），但心智实际上只寻求否定性的特征，可以在ba和la之间作出确断的否定性特征；它并不想归并和协调，它只是想作出区别；总之，它仅仅想作出区别，因为不同符号呈现的具体事实引得它这样，实际上强制它这样做，跟它的〔意欲〕无关，……
因而在每个实存的符号中，事后随时出现同化、吸收某种已被确定的价值的情形，〔作为实在之物〕，它只是同一时刻由呈现或不呈现的诸符号的整合体所确定的；而且，由于这些符号的数目和相对相依的方面时刻都在不停地变化，对每个符号，对诸符号的整合体来说，这种活动的结果也在不可测定的尺度内发生着变化。
（2）〔 〕
〔空无〕（差异，否定性关系）
杂记。我们错误地以为
1、voir那样的词独立地存在；2、有一个意义，是与这个词相联结之物。
不过〔voir本身空无一物〕，这意味着正是联结本身构成了词，没有这点，就什么也没有。
最好的证据就是vwar这音在其他语言中有另外的意义：因而这音本身是空洞的：因而就其令人联想到一种意义而言，它方才仅仅是一个词而已。但一旦这点明确了，显然就无权再把它们分离开来，把词放在一边，把意义放在另一边。它们完全构成为一个整体。
〔符号和意义——符号学现实〕
杂记。我们在思索“符号”之际，极其错误地设想尔后可随心所欲地将其与“意义”区分开来，而符号只是指其“质料部分”而已，只认为符号有一个质料的界限，作为它的不容置疑的原则，并且这界限本身就已经是“一个符号”，是一个意义的运载者（蕴含者），如此，我们就可以学习了。任何时候将符号和意义对置因而就完全是种幻觉。符号和意义是对心智的同一理解方式的两种形态，鉴于没有符号的话，意义就不存在，那么，意义仅仅是与符号相反的表达而已，就好比我们倘若不将一张纸的反面和正面一起裁开来，就没法裁开一张纸，符号和意义就是一起裁开的一张纸的两面。
杂记。符号学现实任何时候都不能由〔质料部分和心理部分〕构成。
因而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这样的两难境地：
——要么只考虑示指的动作，在这点上，你是不受约束的，但这种情况下你探究的，就既不是符号学，也不是抽象的整体语言；
——要么你想从事符号学研究，你不仅将被迫〔考虑示指及其表现〕，而且得通过〔有差异的形式和有差异的意义之间关系的〕联结，确立你的最基本的（不可再行切分的）单位，这是更加困难的事。……
〔纸页正反面之喻〕
有对立附着在一系列分离不开的概念上，（虽则）这些概念与它们之间的对立本身没有关系，因此，如果我说到衣服的正面和反面，围绕反面这单一的概念，马上就有与顺序相反、与预料相反的某物的概念产生了，因而反面不再是正面的文字上单纯的对应物。
相反，我若是说到纸页的正面和反面，此类对立彼此之间完全处于对应物的状态，因为没有任何事先确定的特征可专门把正面和反面区别开来，反过来也一样。
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古钱币学的术语寻求一种〔 〕。
〔二重性〕
（Ⅰ）语言可归结为五六个二重性或成对之物。
（Ⅱ）这是个值得重视的好处，可以把语言〔特性〕简化为成对的确定数目。如语言本身所呈现的那样，它仅仅预示了多重复合之物的型相，它本身由异质的事实构成，形成为无法归类的整合体。
（Ⅲ）二重性法则〔迄今〕仍然是无法打破的。
〔群体语言的特性〕
群体语言的特性。我们总是在人类个体层面探究群体语言，这是错误的视角。自然的力量使我们成为善于安排结构严密之群体语言的人，但并不真正拥有结构严密之群体语言。抽象的整体语言是一种社会事实。安排有序的个体语言用于言说，只能达到在社会群体的环境中使用发音器官的地步，——此外，个体只是在与那社会群体产生联系时才感到有使用它的需要。个体完全依赖于这种社会群体；他（属什么）民族是无关紧要的（或许除了某些发音现象之外）。因此，就这点来说，人类完全只有借助于社会环境才具有完整性。
抽象的整体语言的社会事实（现象）可与习俗（法规、法令、习惯等等）相比拟。它与艺术和宗教相距甚远，后者是精神的显现，个人首创性（自主性）具有重要作用，并且不以两个个体之间的交流为前提。
但与习俗的比拟本身也只是相对而言的。这是主要的分歧点：
1、群体语言，属社会群体所有，简直就是“器官的机能”，在个体身上与天赋的特殊器官恰相适合，天造地设。就此而言，这事实本身是无可比拟的。
2、抽象的整体语言首先是一种手段、工具，不间断地、直接地实现其目标、意图和效果：使别人理解自己的意思。人的习俗总是有一个意图（譬如节日），或一个颇为迂曲的事由。而群体语言的目标既然是让人理解，那么，其在任何人类社会、在我们与之交融的情状之下都绝对是必不可少的，由此可知某种群体语言的存在是一切社会的特性。
详细说明：
1、在一切人类社会群体中群体语言的必然存在。
2、抽象的整体语言的绝对连续性：
a）中断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无法设想一个人在一两天当中放弃说话，甚至处在使其他一切事情都中止的惊慌状态中放弃说话也是没法想象的。
b）一个人及几个人的初创一开始不可能是无意识的。我们可以设想有些人的初创处于有意识的状态，但很快就受到了他们要让人理解这一事实的控制。或者偶尔若是遇到了这种有意识的状态，一般也纯粹是词典（词汇）层面的创新，甚至即便是这样，材料也必定总是取自公众语言。〔只〕存在着损减，但没有什么是新创的。一切都是转化、变形而已。——参见古尔替乌斯在第五版第二部分开头方法论部分的意见；
c）整个〔社会群体〕的有意识初创是无效的、不可想象的，没有实例存在。如此，抽象的整体语言形成了一种传统，这种传统不断地自我改变，但时间和言说者却没法打破传统，除非由于此一或彼一原因传统消亡了。如果一个民族采用了一种外国语，那么，连续性的原则依旧是完好无损的。一种语言绝灭了；替代它的战胜者（与之）也完全是连续不断的。如此，语言是永存的事实，它一经产生，我们就没法说它将持续存在多久，但可以确定能够尽最大可能地回溯，无论回溯到多么久远，其构成材料都从悠远的古代传引而来，恰似冰川的碛层一般。
发散的冰川对同族语来讲实在是个很好的比拟，可以让人领会共同的源起、新的成分、不同的时期以及有机生命的缺乏。
论语言的非历史性
〔 〕研究一个双重性之物，如果我们不求助于比较的话，看来就没法以一目了然的方式进行。
在一盘棋局当中，任何特定的位置都具有唯一的特性，摆脱了先前位置的束缚，也就是说，位置不是“基本上”无关紧要的，而是完全无关紧要的，我们经由此路径或彼路径达到那样的位置；因而自始追踪而观者绝不比关键时刻因好奇而细细品味者有一丁点的优势。此外，也没人会想到时而以现在是、时而以曾经是这样混杂着来描绘位置，即使对十秒钟前的棋局也不会。
这正好是抽象的整体语言（系统）的出发点。倘若我们认可这一点，就会寻思这般对象在哪方面可能具有历史性。而就其本质而言，它实际上呈现为抗拒一切历史角度的探究，更适宜于抽象的思索，就像我们提到的棋子之位置含有的特性。但我们将紧紧抓住这种比较，相信很少有另外的例子能让我们洞察语言这种特定的符号学（系统）的复杂性，为了一劳永逸地界定语言这种特定的符号学系统，不是根据它的某一个方面，而是依据这种总是让人难以把握的挑激人心的双重性〔译按：这里双重性指历史性和非历史性〕，我们将紧紧抓住这种比较。
〔语言行为的不假思索特性〕
〔譬如地球具有历史，地质学就讲述这一历史，〕但地质学并不因而就是一门历史科学，至少就我们赋予历史科学这术语的狭义而精确的意义上来说不是。那么，历史科学这术语隐含的次要身份是什么呢？正是（研究）对象构成了历史的材料——譬如艺术、宗教、风俗之类——从任何意义上说，都再现、表象了人类的行为，都受人类意志和智慧的支配，——此外，必定都不仅跟个体、而且跟集体有关。
语言事实可以说是我们的意志行为的产物吗？这还真是个问题。目前语言科学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只不过得马上添加一句，有程度不等的有意识的意志或无意识的意志；不过，所有可加以比较的行为中，语言行为跟一切最没个性的行为一样，具有最不假思索、最没预先考虑的特性。其中有程度上的差异，相差太远，就呈现出根本性差异的错觉，虽则实际上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已。
原刊《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