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态美学的美学观与研究对象*

——兼论李泽厚美学观及其美学模式的缺陷

程相占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构建生态美学的前提是确立恰当的美学观，然后从美学观的角度提炼出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中国当代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学观是以李泽厚为代表的“美-美感-艺术”三元模式，它最严重的缺陷在于背离了鲍姆嘉滕美学的“审美”而退回到柏拉图意义上的“美”，中国生态美学依据这种美学模式所创造出的“生态美”概念，根本无法深入解释当代生态审美活动，因而是一个误导性概念。青年鲍姆嘉滕美学的核心问题是对于作诗能力的哲学思考，其“感性学”实质上是一种“审美能力学”，近似于其后学康德的审美判断力学说。综合鲍姆加滕的审美能力学与吉布森的生态心理学，我们可以构建出“审美能力-审美可供性-审美体验”三元美学模式，以之为框架而构建的生态美学可以更加有力地解释已然兴起的生态审美活动，可以有效地避免“生态美”概念的偏颇而走向“生态审美”。生态审美才是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

关键词：美学观；生态美；审美能力；审美可供性；生态审美

The Conception and Subject Ecoaesthetics: With a Brief Discussion about the Major Defect of Li Zehou’s Conception of Aestethics and His Aesthetic Model

Cheng Xiangzhan

Research Center for 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Abstract: The precondition of constructing ecoaesthetics is establishing a proper aesthetic conception so as to abstract the subject of ecoaesthetics from it. The dominant aesthetic conception in today’s China is that represented by Li Zehou’s model of beauty-sense of beauty-art, whose main defect is its deviating from Baumgarten’s conception of the aesthetic and returning to Plato’s notion of beauty. The phrase of ecological beauty based on Li’s model can’t explain today’s ecological aesthetic activities and is a misleading concept. The core of youth Baumgarten’s aesthetics lies in his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the poetic power and his aesthetics is in fact a science of aesthetic power, which is similar to Kant’s theory of aesthetic judgement. By synthesizing Baumgarten’s science of aesthetic power and Gibson’s ecological psychology, we can construct a new aesthetic model of aesthetic power-aesthetic affordance-aesthetic experience, which can acts as the framework of ecoaesthetics and to explain effectively the emerging ecological aesthetic activities, and to avoid the misleading concept of ecological beauty to move to the notion of ecological appreciation. Ecological appreciation is the subject of ecoaesthetics.

Key words: aesthetic conception; ecological beauty; aesthetic power; aesthetic affordance; aesthetic experience

引言

尽管国际学术界对生态美学研究对象的理解还存在着重大分歧，然而，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生态美学已经是一种基本上得到公认、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比如，国际上比较著名的斯普林格出版社于2010年推出的《现象学美学手册》，就专门设立了由美国学者特德•托德瓦因撰写的“生态美学”词条。[1]

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生态美学毕竟处于方兴未艾的草创阶段，一些基础性、前提性的问题都没有解决、甚至没有讨论。比如说，“生态美学”无疑是一种新型的“美学”，但是，什么是美学呢？或者更具体地说，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美学观为基础来构建生态美学呢？

之所以会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笔者深切地感到，任何美学研究最终都必将回到美学所谓的“逻辑起点”——笔者一直认为，这个起点应该是“美学观”，即对于“什么是美学？”这个问题的回答。[2]出于这种思路，本文试图从美学观的角度来切入生态美学的核心问题。我们将首先概述中国当代占据主导地位的“美-美感-艺术”三元模式，分析根据这种美学模式所创造的“生态美”概念的理论困难与缺陷，然后提出一种以“审美”为核心的美学模式，即“审美能力-审美可供性-审美体验”三元模式，尝试着以之为框架构建一种以“生态审美”为研究对象的生态美学。

一、“美-美感-艺术”三元模式与“生态美”

美学理论之间的纷争，最终都可以归结为美学观的分歧。中国当代出现过不少美学观，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如下一种观点：“美学是研究艺术和美的科学”。这个观点源自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该书在概括鲍姆嘉滕的美学观时提出：“美学虽说作为一种认识论提出的，同时也就是研究艺术和美的科学。”[3]李泽厚采纳了这个观点并做了一点修改，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说法：“美学——是以美感经验为中心，研究美和艺术的学科。”[4]他出版于1989年的《美学四讲》集中体现了这种美学观：四讲其实就是四章，依次分别是“美学”、“美”、“美感”和“艺术”；除了第一章是对于美学观的讨论之外，二、三、四章清楚地显示了一种美学模式，即“美-美感-艺术”。[5]

对于李泽厚实践美学的理论得失，学术界已经有过很多讨论，笔者这里从美学观的角度提出如下几点批评和质疑：

1、李泽厚严重误解鲍姆嘉滕的“审美学”，将之解释为“人们认识美、感知美的学科”，[6]从而遗漏了美学的阿基米德点“审美”。因此，李泽厚的“美学”最终还是“关于美的学科”——“美”学，而不是鲍姆嘉滕意义上的“审美”学。

2、所谓的“认识美、感知美”，也就是对于美的认识、感知，其结果就是李泽厚所谓的“美感”——这固然解决了“美”与“美感”这两个关键词之间的逻辑联系，但其背后隐含的是一个动宾词组“审-美”——这是对于西方意义上的“审美”这个术语的严重误解，笔者已经对此进行过比较详细的批判分析。[7]

3、就其核心内容或关键词来说，这个框架难以解释“美”与“艺术”的关系：一方面无法说明二者通过怎样的路径与“美学”同时联系起来——“美”学不是“艺术”学；另外一方面无法解释现代以来远离“美”的那些艺术——其最简单的解决途径就是宣布它们为“非艺术”——然而，这显然无法真正面对20世纪以来的艺术实践。

4、李泽厚的美学没有把主要精力用在上述美学问题的理论分析上，而是用到了上述那些问题的哲学基础“实践”上，所以赢得了“实践美学”的名号。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基础毕竟是基础，就像一个建筑的地基无论多么重要都还不是建筑本身那样——美学的哲学基础无论多么重要，都还不是美学而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笔者一直觉得中国当代美学的重要偏颇之一是谈美学不足，谈哲学有余，这种特点在李泽厚这里体现得比较明显。

尽管如此，这种模式依然成为中国当代美学的主导性模式，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李泽厚担任名誉主编的《美学百科全书》，其第一部分为“总论”，一共包括三方面的问题，依次是“美的本体论”、“审美经验论”和“艺术经验论”，[8]正可以与李泽厚的“美-美感-艺术”美学模式一一对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用“审美经验”来取代“美感”是这部百科全书对于美学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正是超越李泽厚美学模式的契机之所在。

受上述美学观制约，中国学者在构建生态美学时，顺理成章地提出了“生态美”概念——既然美学研究的对象是“美”，生态美学研究的对象当然就是“生态美”了。[9]质疑生态美学的实践美学学者也是从“生态美”概念入手来批评生态美学的，比如，有学者提出了如下问题：“是否存在‘生态美’这一美的形态? 如果存在，它的内涵是什么? 它和自然美、社会美的关系怎么处理? ”[10]这位学者的立论角度是“美的形态”，其论述思路是把所谓的“生态美”视为一种与其他“美的形态”——诸如“自然美”、“艺术美”、“社会美”、“技术美”等形态——平行的一种形态来进行对比。这表明，作者脑海中的“美学”依然是李泽厚意义上的“美”学。

然而，笔者斗胆指出：从“美”这个角度来进行生态美学研究必然误入歧途，因为这种思路根本无视自利奥波德以来的生态审美实践，没有把握生态审美活动所欣赏的根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些“美”（即优美的对象）；恰恰相反，生态审美所欣赏的反倒是那些平凡的、琐细的、乃至丑陋的事物；在全球范围内的生态运动兴起之前，这些事物极少、甚至从来没有进入人类的审美视野之中，比如荒野、湿地、沼泽、蚂蟥等等。简言之，“生态美”是一个误导性概念。我们下文对此进行一些分析。

二、“审美能力-审美可供性-审美体验”三元模式与“生态审美”

众所周知，“美学”的英语术语为aesthetics，它由作为词根的形容词aesthetic加上表示学科的后缀s复合而成。这就意味着，美学的门径或阿基米德点是对于aesthetic这个词根的准确理解。

按照通常的解释，aesthetic是个形容词，它主要有个义项，一是“审美的”，另外一个是“感性的”。[11]西方学术界也似乎有着同样的思考，按照英语的表达习惯，在形容词前面加上定冠词the，该词就转化成了名词。所以，西方学术界出现了“the aesthetic”这个比较常见的术语。比如，国际著名的《劳特里奇美学指南》的第16章就以此为题，它开门见山地指出：

“审美”这个术语最初由18世纪哲学家亚历山大•鲍姆嘉滕所使用，用来指通过各种感觉器官所得到的认知，也就是感性知识。他后来用它来指代各种感觉器官对于美的知觉，特别是对于艺术美的知觉。康德继承了这个用法并将这个术语运用到对于艺术美和自然美的判断。最近，这个概念再次扩大了内涵，它不但用来修饰判断或评价，而且也用来限定属性、态度、体验和愉悦或价值，它的运用也不仅仅局限于美。审美的领域也比审美上令人愉悦的艺术品领域要更加宽广：我们也可审美地体验自然。……本章将首要地聚焦于审美属性和审美体验，关注人们在感知这种属性或产生这种体验时，是否涉及一种特殊的态度。简言之，审美态度、审美属性与审美体验这些概念是相互界定的概念。[12]

这段话可谓言简意赅，涵盖着西方美学从鲍姆嘉滕直至当代自然美学（或环境美学）二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它给我们透露的学术信息非常丰富，主要有两方面：一、“审美”绝不仅仅与“美”或“艺术”相关，特别是，康德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崇高”就与“美”无关，而是与“美”并列的一种审美形态；二、要想准确地理解“审美”的含义，最佳的途径就是解释它作为形容词所修饰（或限定）的那些美学核心术语（或范畴），诸如“审美态度”、“审美属性”、“审美体验”等——一旦我们理解了这些术语的内涵，我们就理解了“审美”这个词的内涵。也就是说，包括“审美”在内的这些美学术语其实是一个“家族”——美学术语家族，其内涵就像一个家族的成员之间的关系那样，必须互相界定。比如说，只有通过“丈夫”才能界定“妻子”，反之亦然；只有通过“兄长”才能界定“弟弟”，反之亦然。这就意味着，美学术语所包含的内涵不是一种柏拉图式“本质性”定义，而是维特根斯坦哲学所说的“关系属性”。考虑到这些概念的“互相界定性”隐含着一种“诠释循环”，《劳特里奇美学指南》“审美”一章的作者从“审美属性”开始讨论，然后讨论审美体验，最后讨论审美态度。[13]

笔者认为，这种理论思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一旦我们理解了审美态度、审美属性、审美体验等术语，“审美”一词的内涵就不难理解了；而一旦我们把握了“审美”的确切含义，它与“美”、“艺术”的关系就不难把握了；最终，我们就会更加深切地把握“美学”作为“审美学”的确切含义——笔者坚信，上述思路具有较大的优越性，远远胜过恪守柏拉图式的“美的本质”、时时刻刻围绕着“美”来展开美学思考的那种美学门径——西方古代、中世纪美学与现代美学之间的历史分野就在于此。简言之，将柏拉图式的“美的本质”问题转化为“审美”问题，是鲍姆嘉滕对美学的最大贡献——尽管他远远没有实现他学术上的雄心壮志。李泽厚的上述美学模式尽管试图从讨论鲍姆嘉滕开始切入问题，但事与愿违，他的美学却远离了鲍姆嘉滕而走近了柏拉图，其关键性失误就在于偏离了“审美”而胶着于“美”——一种名词性的、实体性的、远离感官的东西。

笔者这里试图以“审美”为切入点重新构建一种美学思路——这种思路必须有利于构建恰当的生态美学。笔者曾经尝试着对“审美活动”下过一个“工作性定义”：

审美活动是诸多生命活动中的一种，其工作性定义为：处于特定环境中的生命个体综合运用包括身体在内的五种感官，从感性客体感受意味、体验意义、启悟价值理念的人类活动。[14]

按照这个论断，“审美”包括三个要点：1、感受能力；2、感性事物；3、感情体验。这三个要点都以“感”字开头，意在表明美学是“感性学”——鲍姆嘉滕意义上的“审美学”。我们下面结合鲍姆嘉滕的学说来进一步探讨。

1、审美能力：青年鲍姆嘉滕“感性学”之核心

如果说人类的学科体系是一棵参天大树的话，那么，每一个学科就是这棵大树上的一个枝桠或枝条。人类之所以要设立某一门学科，目的是为了研究某一个特定问题、解释某种现象。按照这种思路会发现，“美学之父”鲍姆嘉滕创立美学时，正是为了研究某一类问题、解释某一种现象——这类问题或现象的特点可以描述为“模糊的清晰”：读一首诗、看一幅画，我们无法像逻辑推理那样“清晰地”说明我们的感受，因此，诗或画这些对象是“模糊的”；但是，我们对这些对象的欣赏体验又是“清晰的”，所谓“栩栩如生”、“如在目前”等等，都是对于这种体验的描述。因此，在人类的文化活动中，客观地存在着“模糊的清晰”这种现象，鲍姆嘉滕所要研究的就是这种现象。因为此前的学科体系之中没有一门独立学科来研究这种现象，鲍姆嘉滕煞费苦心地将研究这种现象的学科称为“感性学”，表明“模糊的清晰”这种现象就是那些“感性的”东西。[15]

众所周知，鲍姆嘉滕第一次提出“感性学”的并不是他发表于1750年的《美学》，而是发表于1735年的《诗的感想——关于诗的哲学默想录》，所讨论的正是他自幼童时就被深深吸引、几乎没有一天不读的诗歌。今天看来，鲍姆嘉滕21岁时发表的这个文献其实是一种“诗学”，所探讨的是“领悟感性表象”的“低级认识能力”，[16]反复陈述的是“富有诗意的表象”或“唤起情感的表象”，提出了“唤起情感是富有诗意的”或“唤起情感则富有诗意”这样的论断。[17]在这里，最容易引起误解、同时也是最核心的内容，就是鲍姆嘉滕所说的“低级认识能力”——它的确切含义到底是什么？

鲍姆嘉滕明确指出，他的“哲理诗学”“是指导感性谈论以臻于完善的科学”，而“哲理诗学”“先行假定诗人有一种低级认识能力”。这说明，所谓的“低级认识能力”是诗人的作诗能力。鲍姆嘉滕既然那么痴迷于诗歌，就不可能在否定意义上来使用“低级”这个修饰语。根据当时的学术背景和鲍姆嘉滕的相关论述可知，与“低级”对应的所谓“高级”认识能力，就是“领悟真理的”逻辑能力，也就是当时理性主义哲学所强调的“理性”。以沃尔夫、莱布尼茨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在当时占据着思想界的主导地位，所以，鲍姆嘉滕才小心翼翼、略带调侃地提出：“哲学家们还可以有机会——而且不无很大报酬——去探讨一下方法，借此改进低级认识能力，增强它们，而且更成功地应用他们以造福于全世界”；他相信：“有一种有效的科学，它能够指导低级认识能力从感性方面认识事物。”[18]

简言之，在鲍姆嘉滕看来，人类具有一种不同于逻辑认识能力的感性认识能力；这种能力的典型代表就是诗人的作诗能力——诗人正是凭借这种能力才创造出了“富有诗意的表象”或“唤起情感的表象”。哲学家们绝对不应该忽视这种能力；恰恰相反，鲍姆嘉滕认为应该找到适当的方法来“改进低级认识能力，增强它们”。针对当时现有学科的缺陷，他尝试着创立一个新的学科——“一种有效的科学”——来认认真真地研究这种能力，来“改进低级认识能力，增强它们”，从而“指导低级认识能力从感性方面认识事物”——这就是青年鲍姆嘉滕的学术意图和努力方向。

鲍姆嘉滕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独特贡献。他指出，希腊哲学家和教会的神学者都慎重地区别过“感性事物”和“理性事物”；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并不把二者“等量齐观”，相反，他们“敬重远离感觉（从而，远离形象）的事物”——我们今天也知道，柏拉图正是这种倾向的典型代表，他的理念式的“美本身”不但远离具体的“美的事物”如漂亮的少女、美丽的鲜花等，而且是感觉器官根本无法把握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柏拉图的美学其实是“反感性”的，是与鲍姆嘉滕的“感性学”格格不入的。有鉴于此，鲍姆嘉滕大胆地提出了他那天才般的论断，让一个崭新的学科冲破自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主义独霸天下的局面而腾空出世：

理性事物应该凭高级认识能力作为逻辑学对象去认识，而感性事物[应该凭低级认识能力去认识]则属于知觉的科学，或感性学（Aesthetic）。[19]

鲍姆嘉滕的思想脉络可以简单地概括如下：

高级认识能力——理性事物——逻辑学

低级认识能力——感性事物——感性学

应该说，鲍姆嘉滕的上述论证非常清楚，理解起来并不特别困难，不应该产生太多误解。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我们以前通常都会犯如下两个错误：第一、看到“低级认识能力”这种表达方式时，望文生义、不假思索地认为鲍姆嘉滕是在“认识论”的框架内谈论美学问题，买椟还珠式地抛弃了鲍姆嘉滕“哲理诗学”对于“作诗能力”的精彩论述。试想：如果我们准确地把握了所谓的“低级认识能力”就是“作诗能力”的话，那么，我们不但不应该将之纳入国内通行的认识论哲学所确定的“认识过程”——从低级的感性认识到高级的理性认识——之中来评价，而且，我还极其有可能将之与维科的“诗性智慧”联系起来进行解读。今天，无论那位学者都容易理解和接受如下判断：作诗能力、读诗能力绝不是一种“低级的认识能力”，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能力甚至很“高级”，甚至高得远远超过能够达到“理性认识”的所谓的“高级认识能力”。古今中外哲学史上重视“直觉”的哲学家如伯格森等，都对直觉的重大价值进行过充分的论述。第二、过于重视鲍姆嘉滕1750年《美学》中的美学定义，相对忽视了他青年时期的著作和美学观——至少，我们应该将两处美学定义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判断鲍姆嘉滕的美学观是发展了、还是退化了。

我们可以通过汉语文化和汉语词汇来更加简明地把握鲍姆嘉滕感性学的要义。王安石有诗句云：“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20]“意态”又做“仪态”，是美女那种婀娜多姿、风情万种的情态，是比一般的美丽更加深层的魅力。与之相近的是《世说新语》中那些对男士的评鉴之辞，诸如“风韵”、“风姿”、“风采”、“风骨”等等。美女的“仪态”与名士的“风韵”正是鲍姆嘉滕意义上的“模糊的清晰”：一般人都能清晰地“感受”到或“感觉”到，但都难以用语言和逻辑清晰地描述和表达出来，因此，鲍姆嘉滕的“感性学”，正是这种意义上的“感受学”或“感觉学”——它虽然是感性的，但绝对不是一般认识论中与“理性”相对的那种“感觉”或“感性”。正因为这样，我们也可以把鲍姆嘉滕的“感性学”称为“审美学”。

简言之，按照青年鲍姆嘉滕美学的基本思路与理论内涵，人类先天地具有一种与逻辑思维能力相对的、集中体现为作诗能力的“感受力”（或“感知力”、“敏感性”），它近似于其后学康德所说的“审美判断力”——一种与理性认知和实践意志三足鼎立的先天能力。这种能力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来说，这是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逐步演化出来的一种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生物能力；另外一方面，从文化的角度来说，这种能力不仅是天赋的生物本能，而且是可以培养的后天能力，我们常说的“审美教育”主要就是对于这种先天生物能力的后天培养，其途径或方式既可以通过艺术品，也可以通过自然事物。[21]我们把这种意义上的能力称为“审美能力”。

2、审美可供性：审美能力与客观属性的辩证关系

为了顺利地构建生态美学，我们这里特别地创造一个新的美学术语或概念：审美可供性。所谓审美可供性，就是事物呈现给审美能力的客观属性——它是客观事物客观存在的客观属性，但又是相对于审美能力的一种关系属性。简言之，不具备相应的审美能力，事物的审美可供性仅仅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之所以称为为“可供性”，主要是着眼于“可能性”而言的。

审美可供性这个术语源自生态知觉理论的“可供性”概念。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杰尔姆·吉布森（James J. Gibson）被认为是20世纪视知觉领域最重要的心理学家之一。他在1977年发表了《可供性理论》一文，1979年又出版了《生态视知觉理论》一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他独创的可供性理论。他指出，动词“提供”（afford）在英语词典中是一个常见词，但是，根据它派生出来的名词“可供性”（affordance）则无法从词典中找到。简言之，“环境的可供性指环境提供给动物的东西”，[22]也就是环境向生物所提供的“行动可能性”——它是环境所具有的一种关系性的、功能性的客观属性。例如，楼梯的“可供性”是供人上楼，但对于婴儿而言，这种可供性就只是潜在的可能性，因为婴儿尚无成人的爬楼能力——也就是说，楼梯的可供性是相对于具有正常的爬楼能力的人而言的。再比如，普通人无力在直立的墙壁上行走，墙壁对他/她就没有通行的可供性；但是，对于壁虎来说，墙壁就具有确切无疑的可供性——壁虎能够在那里自由自在地活动，因为壁虎这个物种天然地具有这种能力。吉布森明确指出：

环境的可供性具有如下重要事实：某种程度上，它们是客观的、真实的和物理的；不像价值和意义那样，经常被视为主观的、现象的和心理的。但事实上，可供性既不是客观属性，也不是主观属性；或者，二者都是——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供性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有助于我们理解其缺陷。……可供性既指向环境，也指向观察者。[23]

可供性理论出现后被广泛接受，特别是被广泛运用到设计领域，相关的翻译方式也多种多样，诸如“承担特质”、“承担性”、“易用性”、“功能可见性”、“功能可视性”、“示能性”，等等。[24]我们之所以翻译为“可供性”，主要是根据吉布森的原意，来表达“环境提供的可能性”这个核心要点。

3、生态审美体验：生态知识、生态想象、生态感情三种成分及其内在关系

值得我们高度注意的是，吉布森特别重视借助生态学来论述他的可供性理论。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可供性理论主要受到了生态学的启示。吉布森借鉴的生态学概念是“生境”（niche）和“栖息地”（habitat），[25]他认为二者具有较大差别。他这样写道：“生境更多地指动物如何生活而不是何处生活。我认为，生境是一系列可供性。”[26]因此，尽管很多论著都将habitat翻译为“生境”，我们这里还是根据吉布森的语境将之翻译为“栖息地”，以便将之与“何处”更加清晰地联系起来。

吉布森认为，自然环境为动物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生存方式，而不同的动物有着不同的生存方式。对于理解“生态审美”最具有启发价值的是吉布森的如下论断：

特定的生境隐含着一种动物，而这种动物也隐含着一种生境。[27]

这就清楚地说明：动物及其生境是不可分离的，离开了它的原初生境，那种动物已经不是原来的物种了。人类通常修建动物园来供游客欣赏动物，比如修建猴山来养猴子，修建玻璃馆来养鲨鱼。但是，必须极其清醒地意识到，这些被饲养的动物已经远远脱离了它们本来的生境和栖息地，它们那些与其生存环境密不可分的天然属性已经大大丧失——即使没有丧失，但也因为丧失了其原本的生境，其无限的丰富性已经荡然无存。人类固然可以对这些被饲养的动物进行“审-美”，将之视为审美对象来欣赏，但是，这与我们这里所论述的“生态审美”已经有了天壤之别——生态审美所欣赏的是生存在原本生境中的动物，欣赏的是吉布森所说的“动物如何生活而不是何处生活”——在那种状态下，动物的自然本性才能得到最天然而充分地显现，与动物休戚相关的生境也自然而然成为审美体验的丰富来源。比如说，当我们在原始荒野里欣赏丹顶鹤之美的时候，丹顶鹤的生境“沼泽地”也同时被我们欣赏，因为根据基本的生态学知识我们会知道，没有沼泽地，就不会有丹顶鹤。丹顶鹤之美固然很容易成为人们的欣赏对象，但是，在富有生态教养的欣赏者那里，普普通通的沼泽地及其一枚草叶、一个水洼、一片泥块、一只蚂蝗，等等，都因其作为一个生物群落和一个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被欣赏——这些东西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的”东西，它们甚至是“丑陋的”；但是，这绝不妨碍它们成为充满魅力的“审美对象”——具有生态教养的欣赏者能够从中体验到大自然神奇的造化力量，它们都具有当代环境美学理论中所一再强调的“肯定性审美价值”。我们之所以认定这样的审美就是“生态审美”，是因为这样的审美最为符合生态学的经典定义：有机体及其环境之间的互动。吉布森之所以称自己的视知觉理论为“生态立场的”，关键原因就在于他比一般生态学家更加彻底、更加深入地阐述了动物及其生境的内在关系。

简言之，生态审美的要义可以归结如下：第一、尊重事物本身的天然状态而不是将之“人化”，这与强调“美的根源”在于“自然的人化”的实践美学是大相径庭的；第二、基本的生态学知识在生态审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启发并引导着欣赏者的想像力和感情的方向；第三、传统意义上的“美”根本无法描述这样的审美活动及其审美对象，取而代之的关键词应该是“审美对象”及其“肯定性审美价值”。李泽厚的美学框架因为混淆了“美”和“审美对象”而无法解释上述现象，所以产生了“生态美”这样的误导性概念。

一般来说，审美体验包括如下三个最重要的成分：理解、想象和感情。在生态审美体验中，生态学知识加深了我们对于事物生态属性及其特征的理解，引导着我们按照生态系统及其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展开想象，去体验大自然无限神奇的造化力量。与此同时，生态伦理则塑造着我们的感情和态度，促使我们形成新型的感情体验。

结语

美学的理论功能在于解释审美现象、引导审美取向，不能发挥这两种功能的美学理论将失去现实意义。我们反思和批评李泽厚的美学框架，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它存在着明显的理论缺陷，另外一方面则是因为它难以解释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审美体验。

构建生态美学的理论动机是回应全球性生态危机，生态审美理论的根本使命在于引导人们“生态地审美”，即引导人们在进行审美活动时遵循基本的生态学原理和生态伦理规范。这就要求审美者将生态态度与审美态度结合起来以提高自己的生态敏感性，从而能够将事物的生态属性和审美属性有机整合起来而形成一种詹姆斯·吉布森“可供性理论”意义上的“审美可供性”，也就是环境中客观潜在的、依赖于欣赏者审美能力的“行动可能性”，从而使欣赏者进行生态审美活动而获得丰富的生态审美体验。生态审美体验的发生机制及其构成成分，将是生态美学必须解决的理论课题——这最终决定着生态美学构建工作的成败。

（发表于《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第136-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