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世纪初期美国大都市区化完成后，随即出现了以东北部大都市带为典型代表的大都市带。围绕着区域规划这一城市发展观念，芒福德、戈特曼、菲什曼与郎格等学者对大都市带进行了多方面考察，其思想观点影响了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社会地理学等学术领域。本文宏观地勾勒了西方大都市带思想的历史渊源与百年历程。

关键词：大都市区化；大都市带；区域规划；芒福德；戈特曼；菲什曼；郎格

西方大都市带思想要略

西方大都市带思想涉及多个学术领域，诸如区域规划学、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社会地理学等，是一个重要的跨学科问题。我们尝试着依据代表性学者的相关研究，概述百年之中大都市带思想的历史渊源和主要观点，以期加深我们对于这一思想观念的理解，进而为我国的大都市带发展战略提供理论资源。

一、理论背景和概念厘定

我们这里所说的都市带，国内学者所使用的含义近似的概念比较杂乱，诸如特大城市、特大都会、城市带、城市集群、大都市圈、大都市连绵带、都市群等，不一而足。概念的混乱某种程度显示了认识的模糊。而这种模糊认识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相关理论背景，二是概念实质。问题的关键是：大都市带的前身是大都市区，大都市带思想的理论背景是美国整个社会的大都市区化。也就是说，必须将这一概念置于美国城市发展史之中，并且在与大都市区的比较中来理解、把握大都市带。

所谓大都市 (metropolis)区，一般包括一个大型人口中心及与该中心有较高经济、社会整合程度的社区。美国的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Distract,或Metropolitan Area）概念于1910年人口统计中首次使用，其标准为：人口在100000及100000以上的城市及其周围10英里范围内的郊区人口，或与中心城市连绵不断、人口密度达每平方英里150人的地区，均可合计为大都市人口。此后，随着美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美国联邦预算局先后对大都市区的定义进行了多次修改。1950年，这种统计区被正式定名为“标准大都市统计区”（Standard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缩写为SMSA），它包括一个拥有50000或50000人口以上的中心城市，以及拥有75%以上非农业劳动力的郊县。1980年的定义在此基础上又有所补充。1983年，SMSA改名为大都市统计区（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简称为MSA），具体标准与1980年没有变化。因此，美国20世纪以来的人口分布分类标准主要是大都市区和非大都市区的区别，而不是城乡之别。也就是说，“大都市区”是一个统计概念，它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城市”。20世纪美国城市发展的主导趋势是大都市区化（metropolitanization），从1920年到1940年,大都市区的规模和数量普遍增长，由58个增长到140个，大都市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已达47.6%。至此，大都市区已经成为美国“全国所有地区的主要发展模式”和社会生活的主体，所以，美国学术界一般称1940年以后为大都市区时代。而随着大都市区的进一步扩展、蔓延与增长，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大都市区又连接起来，从而形成了“大都市连绵区”（或称巨大城市带）。1而这种大都市区的连绵体，西方学者用英语中的“Megalopolis”来指称。从1940年到1990年,美国大都市区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大型大都市区的优先增长。随着大型大都市区的迅速增长,美国城市化地区空间结构的发展相应出现了新的演变。“大都市连绵带由大都市区组合而成,在这种组合中,各个大都市区在大都市连绵带中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其中每个城市各具独立性和特色,而整个大都市连绵带保持着整体功能的完整性,是多种城市职能作用的复合体。”2

Megalopolis来自希腊词汇，意思是“巨大城市”。 究竟哪位学者最早使用Megalopolis这个概念，目前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是戈特曼，往往将“首先”、“最早”这样的词加在戈特曼身上。其实，这是缺乏历史根据的。根据西方学者考证，这个术语是1820年代的一个常用词，意为“大城市”，本是描述过度增长的城市的轻蔑语。1927年，英国城市规划者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第一次使用这个概念进行学术研究。3早于戈特曼使用megalopolis一词、而且为中国学者熟悉的学者是芒福德，其出版于1938年的《城市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的第四章以“Rise and Fall of Megalopolis”(大都市带的兴起衰落)为题，正是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的。4国内20世纪80年代译介的西方相关著作中，一般将翻Megalopolis译为“特大城市”，如康少邦等编译的《城市社会学》，宋俊岭、倪文彦翻译的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等，5最近，又有学者使用“大都市圈”概念，如张颢瀚、张超认为：“大都市圈是一个由单个地位突出的具有国际性的核心城市和几个重要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及相应城镇村落所组成的规模层次分明、功能结构合理、经济联系紧密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空间发展实体。”它区别于都市圈、城市圈。文章所举例子是东京、纽约和伦敦都市带。但是，其英语目录却将“大都市圈”翻译成了Metropolis, 很不准确。6西方的相关概念也非常多样，诸如：城市远郊富裕阶层住宅区(exurb)、扩展之城（spread city）、城市村庄（urban village）、外城（outtown）、蔓延（sprawl）、市郊贫民区（slurb）、市郊（the burbs）、无何处城市域（nonplace urban field）、多核城（polynucleated city）、科技市郊（technoburb）等。1

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已经有学者辨析过这个词意。如北京大学地理科学中心主任周一星教授指出：“很多人把Megalopolis翻译为特大城市或城市集群或城市带，都有点词不达意。”从地理学的角度，他将之称为“大都市带”，并绘制了“美国东北部大都市带”插图。2那么，究竟怎样翻译才准确呢？笔者认为，我们最好回到受国内学者关注较多的戈特曼那里，看看他的代表性专著是如何运用词汇来描绘其研究对象的。戈特曼将其研究对象称为“连绵的大城市链条”（continuous chain of impressive cities）或“城市链”（the urban chain）。他描述这个区域为：沿着美国古老的高速公路U.S.I轴(axis)，绵延大约500英里；主要由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和华盛顿5个较大的大都市区组成；1950年，每个大都市区的人口都足足超过1000000；在这5个大都市区之间和西邻，还有成打的其他大都市区，每个的人口都在200000至800000之间。3那么，用什么词汇来指称它呢？戈特曼本人也颇费斟酌，最后选择了Megalopolis,并每次都特意将该词第一个字母大写，以示其特殊性。戈特曼著作所附加的大量地图都直观显示该区域是一个带状形态，并且，“带”字可以包含大都市与大都市之间的连接部，也就是地处大都市带中的郊区或乡村地区。所以，笔者认为，结合理论背景和城市地理学，把Megalopolis翻译为“大都市带”较为确切。像王旭教授再加上“连绵”二字，更形象地描绘了大都市带的特征。当然，必须说明的是，美国后来出现的大都市带形状更加多样，西方学者对此也有“星系”或“走廊”之争。因此，中国学者称为“都市群”也未尝不可。

厘定了概念之后，就可以考察大都市带思想的发展演化了。

二、芒福德：区域规划观念的倡导与大都市带批判

从20世纪早期以来，大规模的、跨越大都市区的城市结构概念，就是西方城市规划者之间争论的论题之一。1904－1918年间，上文提到的英国城市规划思想家帕特里克·格迪斯发表了一系列论著，指出人口正在向城市集中，城市团块正在扩大。为了把这种扩散之物与历史上著名的城市区别开，他提出了“大都市圈”概念（conurbation，该词也可译为“有卫星城的大都市”）。1922年，美国成立了 “区域规划学会”（The Regional Plan Association，简称RPA），总部设在曼哈顿。此后，它一直是美国最受重视、最著名的独立大都市研究和倡导团体。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城市规划师、科学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 就是该学会的一名热心会员和主要发言人。1929年，美国曾有过一个很著名的“纽约州及其邻近地带的区域规划”法案。围绕这个法案形成前后出现了一系列重大政策辩论，芒福德参加了绝大多数辩论。可以看出，他极其关注那个以曼哈顿为中心、地跨三个州的巨型城市地带的形成，强调了这个地带未来广阔的、谐调的发展过程。

1932年夏天，芒福德和《纽约与市郊区域规划》主任托马斯·亚当斯（Thomas Adams）之间展开了一场理论交锋。4以托马斯·亚当斯为首的大都市主义者（metropolitanist）相信，20世纪的城市将保持19世纪城市的形式，尽管其人口已发展到一二百万、范围可以从市中心延伸到50英里或以上。他们还认为，更多的投资应该投入到大都市中心的重建上。而以芒福德为首的区域主义者（regionalist）认为，与19世纪的中心化工业城市相比，20世纪的大都市结构会有一个根本变化。不同于单一中心的大都市（monocentric metropolis），大都市区将发展成为更加分散的城乡网络，它是一个横跨巨大空间的“城市区域”（urban region）。20世纪中期以后，大多数城市发展都超出了区域中心，并且经常将大都市区连接起来，验证了芒福德等人的预言，他们提出的“城市区域”概念成了大都市带思想的雏形。

1938年，芒福德发表《城市文化》一书，再次预言曾经兴盛于19世纪到20世纪的大都市的单一中心将会失去其主导地位；在新的逆中心化的城市（decentralized city）中，整个区域将是开放的。该著作第四章特别地以“Rise and Fall of Megalopolis”(大都市带的兴起与衰落)为题，批判分析了大都市带的实质；该章的第十三节甚至以“地狱简况”来描述大都市带。与一般的城市规划者不同，芒福德不仅仅关心一般的城市规划，他更加关心城市发展与人性完善、人类文明演化的关系，也就是与城市发展相关的哲学问题。他特别注意将城市思想与其科技哲学联系起来，重点考察批判导致城市畸形发展的力量。

1961年，芒福德出版了其最负盛名的《历史上的城市》（即中译本《城市发展史》，第十七章以“大都市带神话”为题，批判了大都市文化可怕的消极面。在批判城市的无度蔓延时，他提及“从缅因州到佛罗里达这条大西洋沿岸的长条地带非常可能结成一个无区别、无特点的集合城市”（这一长条地带的北半部分即后来戈特曼研究的美国东北部大都市带的雏形）。但是，他似乎又不同意把这个团块叫做“区域城市”（regional city）。他把那些“广大的城市团块”比做“一支被击溃的、乱哄哄的军队”，“四散溃退，各自逃生”。芒福德提出，“区域城市”是可能实现的，并且是非常必需的，其成功的关键在于“要认识有限机制的必要性并强制实行有限机制。这意味着要用一种重视生命的目标和利益的经济来取代重视机器的大都市经济”。四散蔓延的巨大城市团块，致使城乡之间的边界不复存在，城市地区的边界也无法区别。“曾经把许多世代和世纪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关于城市的记忆，现在消失了；它的居民生活在时时刻刻的连续的自我毁灭之中。”“大都市连续地发展成为无一定形式的特大城市的集合城市以及这些城市的增殖和延伸，暴露了当今每个社会面临的困境的深度。”而这正是“过分机械化的文明的缺点”。有鉴于此，芒福德提出要用人类的目的意识和正确的价值观念来指导技术运用，进行区域范围的或区域之间的大规模改造；同时，“把现在存在的许多公共机构非物质化或灵巧化”。非常有意思的是，芒福德用电力网之中发电站与整体电网的关系，来比喻说明“新的城市星座的布局形式”：既是分散的，又是互相联系的；许多分散单位安排在一个网络中，互相连接起来，整个网络非常有效地工作。芒福德甚至预言，这样一个系统总有一天能包括整个星球。人类的技术只要能够从毁灭性武器、过度消费品的生产中解放出来，就能够创造“有形的或无形的区域城市”，完善“大规模的文化与文化之间的联系”。1我们可以试想，如果当时已经有了互联网，芒福德将会怎样论述呢？

三、戈特曼：半个世纪的大都市带探索

国内学者提及大都市带理论，首先会想到法国地理学家琼·戈特曼。戈特曼大约于1940年开始研究城市群体，直到1987年还在发表论文持续讨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探索中，其观点涉及大都市带的许多方面。

戈特曼最早的相关成果是1957年发表于《经济地理学》杂志的著名论文《大都市带：或东北部沿海的都市化》。论文研究的对象是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的城市群，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当时人口已经超过3000万的超级大都市区域，其形成条件、基本特征和功能如下：（1）区域内有比较密集的城市；（2）有相当多的大城市各自形成都市区，核心城市与都市区外围的县具有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3）有联系方便的交通走廊把这些核心城市联系起来，使各个城市区首尾相连没有间隔，都市区之间也有着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4）必须达到相当大的规模，戈特曼坚持以2500万人为标准；（5）是国家的核心区域，具有国际交通枢纽作用。1

1961年，戈特曼出版了《大都市带：美国都市化的东北部海岸》这部长达810页的大著作，全书共分四部分、15章，依次考察了美国东北部海岸都市群体的地理位置、发展历史，全面系统地证明它们通过经济、交通和通信等而连结为一个整体。全书内容极其丰富。

在芒福德和戈特曼之间，似乎发生过一场隐含的理论交锋。芒福德曾经批评道：“有些人甚至把一个不合适的名词，特大城市，错误地应用到这种集合城市”2。这可能是指戈特曼。戈特曼则说：“今天在大都市带中发生的情形，一直被视为一种病态现象、疾病、癌症。这种观点被这一领域中杰出的学者所坚持。”“长期以来，城市增长一直被以道德为基础而讨论和谴责着。这种争论是必要的；但是，从历史整体角度来看，这种谴责是不公平的。”这很可能是针对芒福德而言的。该书曾两次提到芒福德及其著作。戈特曼的观点比较辩证，他从正面看到，现代政治生活及其自由、自治和民主等观念，都是城市增长的产物；指出：“城市拥挤、贫民窟和犯罪，都可以看作是文明无限进程中的日益增加的痛苦。”3

不同于一般的城市化（urbanization）概念，戈特曼在著作中提出了大都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和大都市带化（Megalopolitanization）。戈特曼富有哲学修养，他从生活方式角度指出，究其实质，大都市带意味着一种新的非农业生活方式，是人类新文明阶段的黎明，是新居住空间组织模式的摇篮；同时，大都市带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空间、时间和物质的浪费。因此，洞察和理解这一城市区域的基本问题，创造一种更加普遍的知识，可以更加安全地将之应用于其他区域或计划未来。戈特曼认真地考察了这一大都市带的形成原因和过程。他形象地称之为“解放的普罗米修斯”，并从历史角度追溯了这一精神传统在美国建国、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他特意引用了佩里·米勒（Perry Miller）的著作《进入荒野的使命》（Errand into the Wilderness，1956），.4论证了清教徒的宗教信念在早期美国历史发展中的突出地位。戈特曼认为，不是经济、而是清教徒的使命精神和“理念试验”的形而上学内涵，从根本上促进了美国在短短二、三百年间的神奇发展：在本来是荒野的北美大地上，建造出世界上最为发达、重要的城市区域。戈特曼将之称为“普罗米修斯传统”。最富有深意的是，戈特曼提出，城市化过程已经使本来意义上的荒野驯化；但是，与此同时，大都市化和大都市带化又制造了拥挤的城市，种种新的城市问题使现代大都市成为新的“空旷荒野”，它们“或许是一种更典型的荒野，因为它更接近终极问题”。5戈特曼的学术研究目的可以称为“进入新荒野的新使命”——如何避免大都市带化过程中的负面效应，创造更加合理的人类文明形态。这样的学术宗旨使戈特曼的著作超出一般城市地理学而获得了深厚的人文内涵。

1967年，美国区域规划学会（RPA）在一份题为《区域增长》的文件中，提出了一个称为“大西洋城市区域”的地域。这一区域从弗吉尼亚州延伸到美国东北部的缅因州，正好覆盖了戈特曼所研究的大都市带。该报告采用新的数据分析来显示区域互动融合，从而扩展了戈特曼的工作。1976年，戈特曼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在《城市和区域规划学》杂志发表了《全球大都市带体系》一文，认为世界上有6个大都市带：（1）从波士顿经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到华盛顿的美国东北部大都市带；（2）从芝加哥向东经底特律、克利夫兰到匹兹堡的大湖都市带；（3）从东京、横滨经名古屋、大阪到神户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大都市带；（4）从伦敦经伯明翰到曼彻斯特、利物浦的英格兰大都市带；（5）从阿姆斯特丹到鲁尔和法国西北部工业聚集体的西北欧大都市带；（6）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密集区，这是研究还比较少的一个大都市区。1

戈特曼继续关注着大都市带的发展。1987年，他又发表了《重访大都市带：25年之后》，提出美国其它几个区域也可以称为大都市带。他特别注意美国中西部和西海岸的情形，注意到美国南部环绕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正在形成一个大都市带。这篇论文在估计其思想对于城市理论的影响时说：“大都市带概念似乎普及了一种观念，这就是：现代城市不是被孤立地仅仅作为有限区域的中心而被评论的，而是作为一个‘城市系统’（city-systems）、作为在持续扩展的轨道中旋转的城市网络之参与者而被评论的。”2这可以视为戈特曼本人对其思想观念的集中说明。

在1960年代，戈特曼和美国区域规划协会的工作影响很大，戈特曼的定义持续占据着地理学词典；影响所及，西方地理学家将美国版图划分为14个区域，第一个就是“城市带区”（Megalopolis），以下依次是“制造业中心”（Manufacturing Core）等等。戈特曼还创造了一个新概念：“大都市带的”（Megapolitan），让它作为修饰语限定了许多其他概念，诸如“城市”、“经济”等等，使这些概念的本来意义发生了变化，比如“大都市带的城市”就不同于一般的城市：该城市是大都市带整体中的一部分，其功能与特性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这让我们联想到系统论。但是，在地理学等学术圈外，戈特曼则基本没有影响。现在情况有所改变。这些年，美国现任区域规划学会（RPA）主席罗伯特·亚罗（Robert Yaro，宾夕法尼亚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教授）一直使大都市带观念活跃着。亚罗提出，美国应该进行大规模的欧洲式“空间规划”。为了这个目的，亚罗和林肯国土政策学院的阿曼德欧·卡博内尔（Armando Carbonell）组织过一个会议，旨在推进这个思想。在促进大都市带思想方面，区域规划学会也发挥了显著作用。该学会本来就与这个思想观念具有深层的历史联系，这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和芒福德于1930年代的理论交锋。

四、菲什曼：城乡对立二元结构的消失、大都市带的本质结构与新文明允诺

作为美国知名城市史和城市政策与规划专家，罗伯特·菲什曼（Robert Fishman）3于1990年发表了《松绑的大都市带》一文，在充分借鉴美国公认的最伟大的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1867–1959）和芒福德二人相关思想的基础上，从现代性的内在矛盾这一哲学角度，剖析了大都市带这种“高度逆中心化的城市形式”（highly decentralized urban form）及其形成的思想文化与历史原因。

从历史角度看，前现代世界中，只有少数人居住在城市里，然而，城市和文明经常被视为同义词；工业革命后，城市人口剧增，城市却成了社会问题的代名词。西方城市社会学的著名学者无不关注城市生活的实质及其与人类文明的内在关系。不管我们将后现代视为现代的一个高级阶段还是现代之后的新阶段，北美20世纪后半期出现了逆中心化的居住模式，其具体表征是，美国二战后人口出现了明显的郊区化(suburbanization)而不是城市化(urbanization)。菲什曼追溯了高度逆中心化的城市形式、这种新的城乡混合居住模式的发展过程及其隐含的经济、政治问题。他认为郊区化的实质是：美国富裕的中产阶级凭借美国住房政策优势、发达的高速公路网络和高度普及的汽车，而从拥挤、凌乱的城市中心移居于平静、清洁的郊区，从而使他们可以轻松地无视贫困阶层的存在。

赖特于1923年已经预言“大城市已经不再是现代的”。尽管他关于城市逆中心化的新时代预言被其同时代的人所忽视，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中心化的工业大都市的虚弱。富有哲学深度的是，菲什曼指出，中心化的工业大都市包含并显示了20世纪现代性的特征。工业大都市的核心是林立着象征当地财富、权力和复杂性的摩天大楼的中心商业区，环绕核心区的是工业地带。这种情形直到1920年代。但是，现代主义是一个持续突变和自我毁灭的过程。正当中心化的大都市如日中天之时，强大的社会和经济力量合并起来，产生了不可避免的逆中心化运动，将一直维持大都市的逻辑撕为碎片，并将其主要功能散布到整个区域。这就是20世纪后半期城市历史的基本过程。菲什曼将这个过程称为“郊区的兴起”。自从1945年以来，特别是20世纪70与80年代，城市中心和郊区边缘的关系一直在进行令人吃惊的转化。例如，1980年，38%的美国工人从郊区到郊区通勤。设立在郊区的工业园和郊区购物城等等表明，“边缘郊区已经取代城市核心而成为当代文明的心脏地区”。这种“新城市”的象征不再是1920年代大都市中林立的摩天大楼，而是四通八达、稠如蛛网的高速公路网络，将整个区域联合为一个巨大的超级城市（super-city），以至“中心”和“边缘”这两个概念已经过时。所以，菲什曼明确断言：“我们可以想象，一种逆中心化的文明将最终化除古老的城乡对立（antithesis of city and countryside），将在日常生活中完全地满足深层文化需要：机械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环境。”1

戈特曼研究美国东北部大都市带的基本学术目的在于，为那些城市化程度稍低的美国地区以及世界各地提供样板和警告，同时，提倡对许多古老的概念进行根本的重新考察，比如被经常接受的城乡之间的区分，在此基础上创造新的概念来描述新的现实。戈特曼以“土地使用中的现代革命”来概括大都市带中城乡区别对立的模糊、甚至消失。菲什曼基本上借鉴了这些思想。这让我们联想到一段经典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社会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离。”2从戈特曼和菲什曼二人的论述可知，马、恩论述的只不过是前工业时代以及工业时代的城乡对立情形；进入后工业社会后，这种情形发生了重大、甚至根本的变化，促使我们以大都市带为背景来重新思考城乡关系。比如，戈特曼1961年就曾经指出，林地占据整个大都市带区域的一半；属于大都市带的新英格兰的大部，林地竟高达60%以上；即使在拥挤的纽约－巴尔的摩历史轴周边，林地也多于30%。1显然，传统的城市或城市化概念已经无法准确描述这一事实。

那么，这种扩散的区域还是“城市”吗？为了把握其特殊结构，菲什曼借鉴了赖特的“布罗德艾可”（Broadacre，字面意义是“宽广土地”）概念。从1920年到1959年，赖特一直执著地进行“布罗德艾可”计划，将之视为理想的逆中心化的美国城市计划——一种“无处不在又不知何在”的城市。赖特预见到这种新城市结构中的本质因素：大都市带基于时间而不是基于空间。我们知道，传统的城市无论多么大，都有一个固定的空间密度，都有一个作为基点或方位趋向的中心，并且还有边界。从中心出发，迟早会到达边界。但是，新的城市已经没有中心，居民根据“合理的时间长度”（a reasonable length of time）而创造一个个自己的“城市”。个体城市（each person’s city）通过家庭网络、消费网络和生产网络这三个流通网络而构成，每个网络各有其空间逻辑。因为这些网络是重叠的，新城市的基础模式是并置和互相渗透。新城市中的距离通常不是根据英里而是根据驾车时间来测量的，比如“10分钟可达的超市”、“30分钟可达的工作地点”等等。与传统大都市的逻辑功能分区不同，这种新城市是后现代的“后城市拼贴画”（post-urban collage）。每个居民根据上述三种网络创造自己的城市，因此，中心和边界已经没有必要。在此意义上，菲什曼甚至认为，中心城市已经回返到工业化之前的形态。当然，这绝非说大都市的中心已经完全丧失任何意义。不是的。不断扩大着的公司总部、法律事务所、银行和投资公司、广告代理以及其他政府服务机构等，仍然挤占着市中心的高楼。菲什曼再次引述了赖特的信念：这种新城市的主导原则是：为了创造一个美丽而文明的景观，城市发展必须与尊重土地和谐起来。为此，菲什曼提出：“现在，新城市必须从事一项艰巨的事业：民主地改变其根本没有规划的混乱增长，走向注重和谐增长（balanced growth）的规划。”2他特意介绍：美国新泽西的“国家发展与再发展计划”显示，这个高度发展的田园州的居民，以五比一的比例赞同较小的增长，即使以较小的经济发展为代价；一半人同意对发展的控制应该“极端严格”，75%的人同意法规应该“非常严格”。文章最后，菲什曼引述了芒福德的被称为“生物技术城市”（biotechnic city）这一理想的逆中心化社区——这里，自然与机械和谐共存。芒福德认为，未来的逆中心化时代是一个赋予以往大城市文明美德以新的民主形式的伟大机遇。而这正是菲什曼本人追求的、复杂城市与质朴乡村完美综合的“郊区理想”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菲什曼指出，这一乌托邦式的期望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并未出现；但是，我们不应丧失新城市中的新文明允诺。

五、郎格：美国十大都市带扫描

受戈特曼的影响，西方学术界正在兴起“新的跨大都市地理学”（new trans-metropolitan geography），推进了戈特曼的许多观点。美国和欧洲研究者正在提出新的划分和跟踪大都市带的方法。弗吉尼亚工学院于2001年成立了弗吉尼亚工学院大都市学会。作为弗吉尼亚工学院建筑和城市研究学院的一部分，该学会与其他院校和科研机构合作，致力于国内和国际发展模式的基础和应用研究，特别关注那些形成大都市增长的关键力量，诸如人口、环境、技术、设计、交通和治理。该学会还发布“大都市学会调查报告系列”，提供及时的户口普查资料统计分析。其现任主任罗伯特E·郎格（Robert E. Lang）及其同事唐·达维尔（Dawn Dhavale）于2005年7月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题为《超越大都市带：美国新“大都市带”地理扫描》，使我们了解到美国大都市带思想的最新进展。1

研究大都市带的困难在于：如何确定大都市带区域的位置？它们的边界是什么？它们所包含的大都市区和微型区域是如何连接的？什么是其最佳名称？郎格二人的报告采用综合方法来给大都市带区域下定义。他们的立足点是确定跨大都市群（trans-metropolitan clusters），方法是分析卫星图像所显示的空间连通性（spatial connectivity）；同时，这一工作还关注“场所空间”（space of places）或人工环境的地理分布，并注意“空间流动”（space of flows）。这样，他们将大都市带区域定义如下：至少连接两个已经存在的大都市区域（metropolitan area），但是可能包括多个；到2040年，居民总人口计划超过1000万；由毗邻的大都市区域和微型都市区域（micropolitan area）连接而来；构成一个具有独特历史和认同的有机文化区域；占据大体相似的自然环境；通过主要基础交通设施将诸多大都市中心连接在一起；通过货物和服务流动，形成一个功能性的城市网络（functional urban network）；产生一个适合于大范围区域规划的便于运用的地理学；位于美国本土内（因为有些大都市带区域延伸到了墨西哥和加拿大）；由作为最基本单位的县组成。

最后一点相当重要。以县作为最小单位便于进行详尽统计分析。美国人口调查局最近设计了“组合统计区域”(Combined Statistical Areas，简称CSAs)。当前，美国有120个CSAs。CSAs是人口调查局的第一个真正跨大都市区范畴，对于理解大都市带区域非常重要。可以说，CSAs是组建大都市带的“积木”。这一概念表明，美国人口调查局已经采用了跨大都市区地理学的思维方式。借助CSAs，美国人口调查局已经试图给大都市带区域下定义，郎格二人则适时地扩展了这项工作。在他们的研究中，大多数大都市带区域都始于CSAs和CSAs的连接。美国现有3141个县，并非所有的县都划归于CSAs。像联邦人口调查局那样，郎格二人首先测试所有美国县，看看它们是否隶属报告中所定义的大都市带。在此基础上，他们还采用其他标准诸如文化地理、环境、运输网络和发展前景等等，来最终确定大都市带边界。

大都市带区域并非独立存在，它们通过一系列的商业、贸易、政治和文化连接并与世界相连。根据地理邻近性、经济连通性和共同的历史等几个尺度，按照上述定义和方法，该报告提出了10个5对大都市带区域（Megapolitan area），以及每一对之中成对的大都市：规模和人口最大的一对是东北部和中西部，称为全国“第一对大都市带”，其成对的大都市为纽约与芝加哥；皮德蒙特高原大都市带区域和佛罗里达半岛大都市带区域组成“新南方”对子，其成对大都市为亚特兰大和迈阿密；“大得克萨斯”对子由墨西哥湾沿岸大都市带和I－35走廊组成，其成对大都市为休斯顿和达拉斯；西部的两对大都市带分别是“大峡谷”和埃科透匹亚（Ecotopia）2，前者由南部陆地大都市带和阳光峡谷都市带组成，成对大都市为洛杉矶和菲尼克斯；后者由北加州大都市带和卡斯卡特大都市带组成，成对大都市为旧金山和西雅图。

该报告还发现：美国绝大多数人口居住在这10个大都市带区域中，到2003年，超过了全国总人口的2/3；人口最稠密的15个大都市区都位于大都市带区域；全国50个人口最稠密的大都市区中的39个、120个CSA中的70个位于这10个大都市带区域之中；6个大都市带区域位于东部，4个位于西部；尽管所有大都市带区域的人口总数超过了全国的2/3，但其国土面积不到48个本土州（阿拉斯加和夏威夷除外）的20%；这10个大都市带区域将占美国从2005到2040年间人口和工作增长的主要部分；大都市带区域延伸到了35个州，联邦人口调查局的“统一统计区域”（Consolidated Statistical Areas）的60%出现在大都市带区域。这些数据足见大都市带区域的重要性。

那么，大都市带思想研究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呢？必须说明的是，戈特曼提出大都市带理论以后，其影响仅仅在区域经济学、区域规划学和城市社会地理学等学术圈以内，并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因此，郎格二人将报告的关键听众视为美国联邦人口调查局，他们希望决策者在实践中运用大都市带概念而推进它，甚至希望联邦人口调查局正式采用它。如果得到官方认可，大都市带区域将成为联邦人口调查局最大的地理单位。而这将会激发如下讨论：这样大的规模需要何种规划？因为大都市带空间规划指导着基础设施投资，比如，网络化的城市之间的高速列车。对于我们这个城市化程度落后于美国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研究大都市带思想有助于我们准确地理解美国当前的城市发展状况,从而为我国的大都市带发展提供理论资源。

（本文为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规划项目“世界五大都市群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Outline of Megalopolis Thinking in the West

Cheng Xiangzhan

（Shandong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er for

Aesthetics and Literary Theory, Jinan, 250100）

Abstract: With the metropolitanization in U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Megalopolis represented typically by the Northeast seaboard Megalopolitan area in US emerged. Focusing on Regional Planning, the concep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many outstanding scholars such as Munford, Gottmann, Fishman and Lang have been exploring Megalopolis from its various aspects since early 20^th century, their thinking and ideas have created significant influence upon several academic fields, such as Regional Economy and Urban Social Geography. The paper draws the outline of the origin and process of Megalopolis thinking during the past 100 years in the West.

Key Words: metropolitanization; Megalopolis; regional planning; Munford; Gottmann; Fishman; Lang

2006年5月13日，由上海师大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和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双三角论坛：国际大都市群理论与中国当代城市发展”在上海举行。本人应邀赴会演讲。这是向论坛提交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