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美学界出现了“审美文化”研究，中国美学的研究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但是，“审美文化”究竟是美学研究的新领域、新类型，还是美学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这在美学界尚未形成一致看法。在笔者看来， 文化指“人为”的，它与自然相对。一种文化究其实质是一种日常生活方式（生活模式）。当我们面对一种文化时，我们面对的其实是一种“生活世界”，所做的思考其实是在对一种生存状态进行反思。在某种生活样式、生活世界中，所有的构成要素发挥着不同的文化功能，分别满足着从低层到高层的需要，如马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显示的，从生理到心理，从物质到精神。它们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并相互渗透，从而形成一个复杂整体。文化可划分为“有形的”与“无形的”两大类， 前者是种种物态化的实物，后者则是隐含于实物内部或者说底层的各种观念。套用中国传统思想“无形君有形”的观念，无形的文化观念在人类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各种有形的器物都是在无形的文化观念主宰下而生产出来的。而这一点正是人类生产不同于动物的根本特征：动物只会按照其本能进行重复性的生命循环，而人类则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文化观念创造出千差万别的生活样式、生存状态。

在笔者看来，审美文化（Aesthetic Culture）就是“感性文化”。套用黑格尔著名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定义可以说：审美文化是某种生活样式中所隐含的种种文化观念的感性显现。这一定义的要点有三：一是“生活样式”，它首先是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一种生活方式或生存状态；二是“感性显现”，无形的观念既然主宰了人类的种种活动和生产，那么它们必然以感性外观形式从有形的器物上体现出来；三是“文化观念”，它指营造一种生活样式所必需的各种观念， 包括生命观、家庭观、国家观、自然观、伦理观、义利观、宗教观、审美观、艺术观等等。这些观念对于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差别较大，比如对于一般大众来说， 伦理观就远比审美观重要。而这些观念都可以用感性形式表现出来，从而成为审美文化文本。总之，当我们面对一件审美文化文本时，我们必须透过其感性外观形式而领会其隐含的无形观念。

笔者于2004年8月9~16日专程前往徽州访古， 依次考察了关麓“八大家”、迎祥居，南屏村叶奎光堂、叙秩堂、程氏宗祠、冰凌阁、小洋楼、官厅、尚素堂、西园、半春园( 梅园) ，卢村木雕楼（志诚堂），屏山(又名九都、舒村) 玉兰庭、舒庆余堂，西递村胡文光刺史坊、大夫第、笃敬堂、青云轩、仰高堂、西园，呈坎村东舒祠、七幢明代三层楼、女祠，屯溪程大位故居、老街等。青山碧水怀抱着粉墙黛瓦的村落，迷宫般的小巷缠绕着祠堂、民居，民居庭堂中各种精巧的装饰和布置琳琅满目，共同构成了一个个迥然不同于现代都市的生活世界，一个个审美文化文本。

二

中国古代建筑多用木料而不是石料， 所以比西方古代建筑更难以保存。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木料建筑，据说是中晚唐时代于五台山上修建的南禅寺和佛光寺。而徽州至今保存完好的大量明清古建筑， 无疑大大弥补了这种遗憾。

古徽州包括今天安徽南部的黟县、歙县、休宁、祁门、绩溪和江西北部的婺源， 本来是古山越人居住的山区，《汉书·地理志》称之为“南蛮夷”之地。古代的中原地区每一次较大的战乱，都促使中原人口被迫南逃。徽州这个川谷崎岖、峰峦掩映的“四塞之地”，正是南迁人口避难的理想之境。据方志载，徽州各大族大半皆由北迁南，时间集中在两晋、刘宋、唐末和两宋之际，随着中原人口的迁来才“渐染儒风”。明清时期，徽州“儒风独茂”，以致“四方谓新安为’东南邹鲁’”。那些由北迁南的移民大多举族而来，迁到徽州后依然聚族而居，所以一些大姓的村落，“绝无一姓搀入者”。徽州的名族，“家多故旧，自六朝唐宋以来， 千百年世系比比皆是。”（《歙事闲谭》）这里宗法制度极其完备，明末清初之际徽人赵吉士描述道：“千年之冢，不动一 ；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寄园寄所寄》）值得一提的是，祖籍徽州的一代大儒朱熹，其学说被称为“朱子之学”或“紫阳道学”，在徽州影响极深。自南宋以后，徽州人多“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 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孙也。”（《休宁茗洲吴氏家典·序》）徽州本是贫瘠山区，随着人口不断增加，徽州人不得不“寄命于商”。明代以后，徽州形成了“贾者十之七，农者十之三”的局面。与全国其他商人相比，徽商“业儒”出身的人较多， 善于取与，加上“徽骆驼”精神，从明代中期开始，徽商成为称雄于江南的一大商帮。丰厚的商业利润，逐渐使徽州呈现出“江南称饶，首推新安”的富庶景象， 大量财富被用于家园建设上。徽商“贾而好儒”，明清两朝的徽州馆塾、斋舍、书院，大多是由商人出资兴建或重修的。徽商重视培养子弟“业儒”，明清两朝徽州出身的名儒名宦很多，如汪道昆、曹文埴、戴震、程晋芳、程瑶田、凌廷堪， 均是商人之后。宗法制度、理学和徽商的巨大财富，共同造就了古徽州独特的文化风貌。我们现在以西递村为例。

西递村是一处胡姓聚族而居的古村落，位于黄山山脉南麓的黟县东源乡，源于公元11世纪，发展鼎盛于14~19世纪，村落原始形态至今保存完好，被誉为“明清民居博物馆”、“东方文化的宝库”、“世界上保护最完好的古民居建筑群”、“世界上最美的村镇”。村庄因山川水势，呈东北—西南走向。现保存的明清古民居124幢，祠堂3幢，均已列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建筑为木结构、砖墙维护，木雕、石雕、砖雕丰富多彩。该村与陶渊明的“世外桃源”理想密切相关。陶渊明继承了老庄返回自然的思想，提出“抱朴含真”的社会理想。其《劝农》提出上古生民最为真朴和淳厚：“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后来，“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感士不遇赋》），以致“举世少复真”（《饮酒》其二十）。而陶渊明本人仍然奉行“抱朴守静”（《感士不遇赋》）的人生原则。东晋末年，陶渊明家乡江州(今江西九江) 一带由于战乱频仍，民不聊生，“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晋书·刘毅传》）。及至晋宋易代， 人民逃亡情形更为严重。如《宋书·荆州蛮传》说：“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因“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面对这种社会问题，陶渊明从自己的人生理想出发，结合阮籍无君无臣、无富无贵的思想以及鲍敬言的无君论思想观念，写下了不朽名篇《桃花源记》，从此，“世外桃源”成为中国传统思想观念中理想生活的代名词。这篇散文实际近于小说，所以又被收录在据传是陶渊明著的志怪小说集《搜神后记》中。文中的“世外桃源”，既有儒家幻想的上古之世的淳朴，也有老子宣扬的“小国寡民”社会模式的影子，又同作者的田园诗意境相似。用陈寅恪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寓意之文，亦纪实之文”[1] 。

《桃花源记》出现后，历代学者都曾经关注“桃花源”创作原型的所在地。随着当代旅游资源争夺战日趋激烈，近年关于桃花源所在地的争论也更加常见。主要有三：一是湖南常德桃源县说，二是江西九江星子县说，三是安徽黟县西递说。黟县建于秦朝，其西递村东南有一个“桃花洞”古关塞。“ 桃花洞”临水依山，洞口有“桃花古洞”四字。洞后有岭，建有“桃源书院”。相传李白曾慕名来到黟县，并有诗赞曰：“黟县小桃源，烟霞百里间，地多灵草木，人尚古衣冠。”因而西递等村庄就被称为“桃花源里人家”，历代诗人吟咏不绝。如清乾隆户部尚书、徽州人曹文埴《咏西递》诗写道：“青山云外深，白屋烟中出。……自入桃源来，墟落此第一。”方士庹《新安竹枝词》也用“此间仿佛武陵源”的诗句来描绘。清道光二十九年( 1846) ，原洞“桃花古洞”易名“桃花源”。石雕“桃花源”三字系清代书法家汪联松所书，并配以石刻对联两副：“白云芳草疑无路，流水桃花别有天”；“地多灵草木，人尚古衣冠”。

陶渊明是否到过黟县，因而获得灵感才写下这部千古名篇呢？公元405年秋， 陶渊明在安徽与江西交界( 即古徽州) 的彭泽县担任县令，八十余日后作《归去来兮辞》而归隐，422年左右写下《桃花源记》。现在安徽省东至县的部分地区就归当时的彭泽县管辖。生性淡泊的陶渊明喜欢寄情山水，他曾到东至县的牛头山，而牛头山与西递直线距离不过75公里。近年黄山电视台制成的电视片《桃花源新考》，认为桃花源的原型就在黟县。不管黟县是否是桃花源的原型，至少从李白开始，黟县就与桃花源联系在了一起。今天的西递村大夫第仍然可以看到一块隶书匾：“桃花源里人家。”追慕堂内的两块石雕“桃源耕耘图”、“桃源问津图”均长160厘米、宽70厘米，是石雕艺术的杰作。上面山川峰峦，桃花流水， 渔郎泛舟。其近邻卢村志诚堂的大量木雕中，也有以陶渊明挂冠归隐、饮酒畅性为题材的木雕。这说明陶渊明及其《桃花源记》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当地生活之中，成为一种生活理想观念的直观表达。面对这个古村落的时候，世外桃源的观念油然而生。

在西递及其邻村，表达种种无形观念的器物随处可见，兹举几例。（1）旷达。位于村中正街的大夫第建于清朝康熙三年( 1681年) ，系朝列大夫胡文照（号量阁）的故居。胡公暮年乡居后，利用宅旁余地建造了一座小巧玲珑的观景楼，在建观景楼时为了方便邻居行走拉车，有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没有和正房一样齐， 并且将正房的墙拐处削平了，还在其观景楼的门楣上留下五个小篆体字“作退一步想”。用建筑将中国古代的旷达思想体现出来。（2）孝敬与人禽之辨。敬爱堂坐落于村中心，整个祠堂占地1800余平方米，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祠堂的里进保存着朱熹亲笔写的“孝”字。该字充分利用了象形文字的独特优势，寓画于字：从右向左看，字的最上方像一个年轻人仰面向上，双腿下跪，寓意孝敬长辈即人；反之，从左向右看，人头的反面则像一个猴头，中间的一横和一长撇像拳打脚踢之形，寓意背对长辈、对长辈不尊即如畜生。这或许是后人的附会，但村民的确相信这是朱子教导的伦理规范。（3）平安祝福。各家厅堂摆放器物时，左瓶右镜， 表达主人“平平静静、终身平静”的美好祝愿。（4）叶落归根和诗书传家。关麓村汪氏连体民居内，天井右边的小门像一片树叶，左边则像一书卷形状，用以告诫子弟用心读书、眷恋故土。（5）长久观念。呈坎程雪琪住宅东西各开一个大门，使用东门则将西门堵上使用西门则将东门堵上，六十年一轮换。因为按照风水观念，六十年一甲子，前六十年用东门吉利则开东门，下一个六十年用西门吉利则用西门。其它观念多从厅堂的楹联中体现，如履福堂内的“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田存一点子种孙耕”、“忍片刻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透露出主人的宽厚平和、清静忍让的生活态度。另外一家“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的楹联，又勾勒出一个读书人的清高情结；同时，这家厅堂还有一幅这样的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 将徽州儒、商结合的文化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民居楹联也有很多表现出很高的艺术趣味，比如：“高山仰止疑无路， 曲径通幽别有天”、“春云夏雨秋夜月，唐诗晋字汉文章”（关麓汪氏八家连体民居），“槛外溪桥尽画图，帘前花鸟皆诗句”（南屏敦睦堂），“春云绕室琴书润，嘉木临窗翰墨香”（南屏叶家），“浩月清风无俗气，小桥流水尽有情”（屏山舒绣文故居），“文心莹沏清如水，剑气峥嵘半倚天”(西递蔡家) ，“许清风入座，邀明月登楼”(西递逸墨山房) ，多得不胜枚举。卢村志诚堂，莲花门、垂替、雀替、屋檐等都饰以精美的木雕，被称为“木雕楼”。其雕刻题材丰富，诸如士大夫金榜题名、八仙过海、二十四孝故事；十六扇莲花门的下端，一扇门一个故事，苏武牧羊、太白醉酒、姜太公钓鱼、王羲之戏鹅，不一而足；厢房花窗下方，有“竹林七贤图”。这些故事几乎贯穿了中国五千年文化史。

今天的学术研究中， 对于实物的重视程度远远低于纸上文献。朱熹诗句云：“书卷埋头何时了，不如抛却去寻春。”进行中国审美文化史研究，如果仍然一味地“书卷埋头”，那将无法真正推进学术研究。学术界一般认为：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不仅是西方生活正在经历的一场深刻变革，审美化甚至也是当代中国的一种趋势。有学者甚至将当代称为“泛审美时代”。的确，在当代日常生活中，审美性与实用性、生理性、媒介文化、消费文化具有密切联系，面对消费社会的这种审美转向，当代美学应该如何应对？在笔者看来，在中国古代审美文化文本隐含的极其丰富的文化观念反射下，当代所谓的审美文化实在是观念稀薄得可怜。因此，中国审美文化史研究能够为此提供借鉴。

[1]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68页。

作者简介：程相占， 1966年生， 文学博士，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