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鲁科特（William Rueckert）于1978年发表了题为《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实验》一文，首次在论著标题中使用“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一词，并试图通过“将诗歌与生态学结合起来”而创立一种“生成性的诗学”。这可以视为生态批评正式产生的明确标志。有学者将从那时开始的30余年的生态批评发展历程概括为“两波”：第一波以自然写作为研究取向，第二波则将环境概念由自然环境扩大到城市人建环境，开始关注生态正义或环境正义等新的问题。
我们可以设问：生态批评是否已经出现了第三波？如果是，它应该是什么？
2009年11月4-6日，土耳其哈希坦普（Hacettepe）大学和安卡拉（Ankara）大学联合举办了该国首次生态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生态批评的未来：新的视野”，来自26个国家与地区的近百名学者参加了会议。我应邀担任这次研讨会的科学委员会委员并与会发言，有幸聆听到会议主办人之一、土耳其哈希坦普大学瑟普尔·奥珀曼（Serpil Oppermann）教授的演讲，题目是《生态批评的未来：第三波》。该学者认为，最近的生态批评理论主要关注场所（place）、新生物区域主义（neo-bioregionalism）和地球行星性（planetarity），她本人则倡导“生态中心的后现代理论”（Ecocentric Postmodern Theory），认为这种理论构想可以向我们提供更加富有生态取向的讨论策略，能够终止存在领域的本体论分隔而走向一种综合的现实模式，等等。
生态批评的第三波真的应该是这样吗？
根据我的阅读印象，国际学术界似乎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生态批评”。第一种可以称为“生态文学批评”（Ecological Literary Criticism），可以被简洁地定义为“在全球性环境危机意识激发下、对于文学与环境之关系的研究”，是一种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另外一种可以称为“生态文化批评”（Ecological Cultural Criticism），它采用生态意识和生态视角对各种文化现象进行评析，侧重考察某种文化对于自然的态度以及对于环境观念的文化构建。前者可以追溯到本文开头提到的威廉·鲁科特，后者的经典文本则是林恩•怀特（Lynn White）发表于1967年的《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美国学者于1996年选编出版的《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里程碑》将之选编为开卷之作。这篇论文从人类对于自然的态度这一视角，历史地考察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与通常的文学批评显然不同。
用上述两种意义的生态批评去衡量瑟普尔·奥珀曼的观点会发现，她显然将生态批评理解成了的第二种。关注生态批评的中国学者当然应该有自己的立场。就我本人而言，从接触生态批评起就一直最关心一个核心问题：作为文学批评的生态批评应该解决那些基本问题？这个追问包含着两个要点：一、生态批评不是普通的文化批评而应该是“文学批评”，它是从生态意识出发而进行的“文学研究”。按照这个标准，瑟普尔·奥珀曼的观点显然偏离了文学活动本身，此前的许多生态批评论著也有偏离之嫌；二、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新方式，生态批评应该解决那些基本的文学问题？一种新的批评方式如果不解决新问题，或者对于旧问题没有新的解释，它就是哗众取宠的话语喧哗，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
如果我的核心问题是正当的、思路是符合逻辑的话，那么，我有充分理由主张：生态批评的第三波应该是“生态文艺美学”。
将文艺美学与生态批评二者放在一起讨论非常有意味：从产生的历史时间来说，我国的文艺美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与西方的生态批评大体相当；但是，从理论取向来说，二者却完全相反：文艺美学是“由外到内”，即由关注文艺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转向关注文艺自身的审美特性；而生态批评则是“由内向外”，即由新批评、结构主义等文论流派所倡导的“内部研究”转向研究文学与环境的关系；最有意味的还在于，我国不少学者引以自豪地认为文艺美学是中国学者对于世界学术界的一项独特贡献，因为西方好像没有这样的美学形态或文艺观念；最明确的证据是，我们至今都无法用英语来确切地翻译“文艺美学”这个术语。因此，尽管文艺美学在我国已经有了30年的历史，但是，不知道究竟有多少西方学者知道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它。与此相反，我们对于像生态批评这样的西方理论仍然进行着积极而热情地引进。我们不妨提问：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剧的今天，为什么中西学术交流依然呈现着“由西向东”的单向流程？如果文艺美学真的是一门富有学理深度的学科或研究范式，那么，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可以将之推向世界学术界？
针对国际学术界偏离生态批评本义的第三波，针对文艺美学的当前困窘和发展前景，我这里提出“生态文艺美学”来回应“生态批评的未来”这个前瞻性问题。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从文艺美学未来发展的角度来说，它必须关注、回应全球生态危机而重新审视文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这就意味着，文艺美学必须改变原来“由外到内”的学术思路而螺旋上升到“由内向外”；与此同时，生态批评为了确保自己作为文学批评的身份就必须向文艺美学借鉴理论资源而关注自身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也就是从原来的学术思路“由内向外”螺旋上升到“由外到内”。简言之，综合吸收文艺美学和生态批评而产生的“生态文艺美学”这种新理论形态，将通过“由外到内→由内向外→由外到内→由内向外”的“良性阐释循环”这一学术思路而得到健康发展。它或许是中国文艺美学走向世界的契机，也是中国生态批评对于世界生态批评的贡献。
（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2月11日第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