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态批评是劳伦斯·布依尔十余年来的研究重点。程相占提出有两种生态批评，一种可以称为“生态文学批评”，它是一种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另外一种可以称为“生态文化批评”，它的主要目的是重新考察某种文化传统对于自然的态度、对于环境的文化构建。劳伦斯·布依尔则认为二者的区分并不明确，他从理论上总结了生态批评运动的主要趋势和几种研究方式，指出第二阶段的生态批评日益将其基础放置在“环境正义（公平）”的伦理范式上。程相占认为生态批评最初关心的是自然或自然环境问题，但考虑到城市和都市区域是最大的人建环境，“环境批评”这个术语包容的对象范围更宽广。劳伦斯·布依尔的主要著作之所以都采用“环境批评”术语，原因之一在于他对于城市环境的重视，其研究与环境美学有着一致之处。
关键词：生态批评 环境批评 城市环境 环境正义 环境美学
Xiangzhan Cheng & Lawrence Buell
（Research Center for 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China, 250100；
The Department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US, 02138）
Abstract:
Key Terms:ecocriticism,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urban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justice,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劳伦斯·布依尔 (Lawrence Buell)教授学术简历：1939年生于美国费城附近的城市Bryn Mawr，1961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得英语硕士学位，1966年于美国康奈尔大学获英语博士学位。1966-1990年间任教于美国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Oberlin College），自1990年开始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并于2002年开始任美国文学Powell M. Cabot教授。1992-1996年任哈佛大学研究生教育学院院长，1998-2004年任英美文学与语言系主任。主要研究美国文学与文化，特别关注环境批评。主要著作有《文学超验主义》(1973)、《新英格兰文学文化》 (1986)、《环境想象：梭罗、自然写作和美国文化的形成》(1995)、《为濒危的世界而写作：美国及其以外的文学、文化与环境》(2001)、《爱默生》(2003)、《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2005)等。其多部论著多次获得美国各项奖励。
程相占（以下简称程）：多谢您接受这次对话。目前，我正在研究当代环境美学和生态美学。为了扩大学术视野，去年秋季学期（2006年9月-2007年1月），我有幸选听了您的“美国文学与美国环境”课程，从中获益良多。另外，我还知道您还讲授《空间、场所与想象》课程，我也特别感兴趣。中国不少学者都熟悉您的工作领域“生态批评”。您认为您的这两个课程是否属于生态批评，或者是否与生态批评有着密切关系？这两门课程背后的基本观念是什么？
劳伦斯·布依尔（以下简称布依尔）：你所提到的那两个课程都是生态批评课程。“美国文学与美国环境”旨在介绍美国环境文学，从17世纪的囚禁故事（captivity narrative）到当代城市小说，主要是为那些没有特殊文学背景的本科生设计的。因此，它主要讲解基本文本，只附加不多的批评性、历史性和理论材料。“空间、场所与想象”是研究生研究课程，集中研究一系列特殊的概念，诸如空间、场所、位置，这些概念都在我的《环境批评的未来》一书中讨论过（该书正在汉译）。这些概念在1990年代初期就吸引了生态批评运动。在课程中，按照一系列差异很大的批评模式，我带领学生讨论了一些19世纪和20世纪的文本。这些批评模式有：场所现象学、环境史、民族人文地理学、全球化理论、性别理论、社会空间理论，等等。这些批评读物的特点是跨学科性，它们包括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igger）、亨利·勒费布尔（Henri Lefebvre）、伊丽莎白·格罗斯（Elizabeth Grosz）、基思·巴索（Keith Basso）、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等人的文本，还有许多其他作者的文本。之所以这样做，是考虑到今天生态批评实践方法的跨学科性、折衷性和多变性。
程：根据我的阅读印象，现在好象有两种生态批评。第一种可以称为“生态文学批评”（Ecological Literary Criticism），它是一种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另外一种可以称为“生态文化批评”（Ecological Cultural Criticism），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对某种文化的历史研究，重新考察某种文化传统对于自然的态度，以及对于环境的文化构建。
前一种意义的生态批评可以追溯到威廉·鲁科特（William Rueckert）发表于1978年的文章，《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试验》。但是，他所使用的“生态批评”（ecocriticism）这个概念并未得到批评界的重视，直到1989年美国西部文学学会会议上，谢里尔·格洛特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不仅复活了这个术语，而且极力主张使用这个术语，来指称此前一直称为“自然写作研究”的混乱领域。谢里尔·格洛特费尔蒂对于“生态批评”的号召很快得到另外一位与会学者的积极呼应。这位学者是格伦·洛夫(Glen Love)，俄勒冈大学的英语教授。作为美国西部文学学会的前会长，他发表了题为《重新评价自然：走向生态文学批评》的演讲。1989年后，“生态批评”这个术语被广泛使用，其含义的分歧也比较大。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定义是谢里尔·格洛特费尔蒂做出的。在《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里程碑》(1996)一书的前言中，谢里尔·格洛特费尔蒂提出：生态批评是“对于文学与物质环境关系的研究”(Glotfelty, Cheryll and Harold Fromm, edited.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pp.xviii-xix.)尽管这个定义也有缺陷，但是它是目前最为流行的定义。
至于“生态文化批评”，我所看到的最重要的经典文本是林恩•怀特（Lynn White）早在1967年就发表的《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Science, Vo. 155, 1967)。《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里程碑》将之选择为第一篇论文。这篇论文有四个要点：１、基督教自然神学认为人类相对于自然有着超越地位，对于自然具有支配权。现代科学是这种观念的延续；２、随着科学与技术在现代的合谋，人类获得了支配自然的新型力量；３、这些力量失去了控制，因此，人类发现自己处于一系列的生态危机之中；４、要解决这种危机，本质上必须借助宗教，这又包括如下要点：a.认识基督教的罪过； b.基督教的教条认为，自然存在的价值是服务人类。必须拒斥这一教条；c.基督教史上的圣方济会（Franciscan position）曾经教诲过自然所有部分的精神自治，现在需要接受这一教诲。毫无疑问，这篇论文是篇“生态文化批评”，也就是从人类对于自然的态度这一角度，历史地考察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这与文学批评显然不同。
更加富有吸引力的是，自1972年以来，许多深层生态学家（deep ecologists）将他们的视野称为“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sm）或“生物中心主义”（biocentrism）。他们相信，现代工业化以来，人类严重地破坏了生物圈，致使生物圈能力严重退化，致使生物圈的生命维持系统濒于崩溃。深层生态学家将危机的根源追溯到现代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 human-centeredness)，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剥夺了自然固有的价值，一味地按照人类的使用价值观来掠夺自然、开发自然。而人类中心主义又植根于西方宗教和哲学中，所以，许多深层生态学对于西方传统宗教和哲学进行了反思批判。他们认为，如果人类希望可持续性地生存在地球上，必须进行深层生态转化。我觉得这种思想可以概括为“生态文化批评”。
不知您如何评价我的理解？特别是，如果真的存在两种生态批评，它们之间的联系又是什么？
布依尔：我没有发现“生态文学批评”与“生态文化批评”之间有如此清晰的区别。首先，大多数从事环境或生态问题写作的文学学者，都假定文化和自然科学两个领域不能分开。真正“生态的”生态批评家数量是很少的，比如，象上面你提到的格伦·洛夫那样，认为文学批评应该基于某些科学范式（他自己的科学范式是社会生物学）。而且，无论那些被哲学“深层生态学”（其定义分支很大）吸引的批评家，还是那些批评深层生态学反人文、不切实际的批评家，或许可以根据其它基础而清楚地划分为“文学的”或“文化的”。当然，学术界所说的“深层生态学”是一种宗教－哲学立场或实践，而不是一种科学方法或者研究生态学的途径。有着环境科学训练的环境神学家尼尔·埃文登（Neil Evernden）写过一本《自然异化》（1993年），对于后一种观点进行了有益的反思。其中提到，作为科学的生态学，与深层生态学家以及其它激进环境主义者的生态主义（ecologism）并不一致。
程：我之所以做出两种生态批评的区分，目的在于提醒自己：作为一个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我应当将注意力集中在作为一种文学理论的生态批评上。谢里尔·伯吉斯（Cheryll Burgess）向1989年西部文学会议提交的论文是《走向生态文学批评》，这个标题正好表明了我的学术兴趣。我这里的问题是，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理论，生态批评取得了哪些理论进展？换言之，如何在文学理论的语境中，总结生态批评在过去十几年中的理论发展？
布依尔：我的《环境批评的未来》一书的第一章和第四章都讨论了生态批评运动的发展。这里，我简单地从理论上总结一下生态批评运动的主要趋势。或许，这些趋势最重要的意义是它发源时强烈的“自然保护”议程，这体现在，学者们的焦点都集中在自然写作（nature writing）以及其它表现自然的体裁。学者们采用几种相关的方式进行研究，使目前的研究状况变得相当复杂。第一种方式是，通过更加全面的工作性定义，来说明什么是“环境”和“环境写作”（environmental writing），诸如那些关注城市表现或完全虚构世界的所谓的科幻小说。这类文本被视为生态批评家的合法对象。这种扩展了的视野在反思自然的同时，帮助促成了第二种研究方式，即一种更加复杂、深奥的关于“自然”自身的理论，它不再可能将“自然”与“人建”区别开来。当然了，即使如此，学者们仍然很可能在实践上展开生态批评，比如从伦理角度确信自然必须被保护，反对人类对于自然的侵袭。第三，被称为环境伦理学的概念，或者生态批评实践合适的伦理基础，同样被大大扩展了。新兴的或第二波的批评日益关注环境不平等问题，诸如向其它文化、人群和民族不平等地扩散风险、疾病，等等。如果说“深层生态学”这样的理论曾经是第一阶段许多生态批评家隐含的伦理模式的话，那么，修正主义者的生态批评日益将其基础放置在“环境正义（公平）”（environmental justice）的伦理范式上。但是，说第二阶段的生态批评已经取代了第一阶段或许不太准确，不如说，生态批评分析（ecocritical analysis）已经变得更加复杂，其参与者日益重视社会因素，重视人类环境持续恶化现象，同时呼吁挽救濒危的自然。
程：多谢先生的总结。我还有第二个问题向您请教，就是生态批评与城市环境的关系。我们上面讨论生态批评时，经常将之与“自然写作”联系起来。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生态批评最初关心的是自然环境问题。但是，我们知道，环境不仅仅是自然环境，环境还有象城市这样的人建环境。尽管您的著作被广泛地当作“生态批评”的代表作，但是，您使用的术语却不是“生态批评”，而是“环境批评”（environmental criticism）。您这样选择术语出于什么考虑？
布依尔：我之所以喜欢使用“环境批评”，是因为“生态批评”这个术语包含的内容似乎比这个运动的实际范围狭窄。“生态的”批评隐含着某种程度的科学修养，或者至少要懂得一些生态学知识。但是，很少生态批评家能够做到。美国生态批评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威廉·豪沃斯（William Howarth）首先指出了这一点。然而，我必须承认，与“环境批评”相比，“生态批评”是一个更有吸引力的新颖术语，学术界对它也更加熟悉。因此，在这两个术语的争执中，我注定要失败。实际上，我经常自称生态批评家，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避免陷入交流困境。
程：实际上，我也更喜欢“环境批评”这个术语。原因很简单。1992年，美国成立了“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它的会刊名叫《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这个学会被认为是生态批评的正式机构，刊物被认为是生态批评最权威的刊物。而这两个名字都表明，所谓的“生态批评”所研究的其实是“文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因此，“环境批评”是一个更加恰当的术语。
您走向环境批评的学术历程我略知一二。1989年，您在《美国文学史》杂志所发表了《美国田园意识形态重评》一文，总结了美国田园主义和文学批评，探讨了美国多种框架和语境中的田园体验，诸如社会的、政治的、基于性别的、审美的、实用的和环境的。您特别注意突然出现的生态危机，将环境压力视为一种趋向，认为环境压力增强了田园主义作为文学和文化力量在未来的重要性。这里有一个严肃问题，是西蒙·C·埃斯特克（Simon C. Estok）在《环境文学论坛》上提出来的。他质问道：生态批评能够从“自然”走开多远而仍然是生态批评？("Letter," PMLA 114.5, Oct. 1999: 1095-1096.)
我们知道，生态批评最初关心的是自然或自然环境问题。但是，我们也知道，环境不仅仅是自然环境，环境还有城市这样的人建环境。城市和都市区域是最大的人建环境，它们是全球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人建环境是地球上的支配性场所，具有巨大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有学者开始重新为环境下定义，试图使环境包括城市环境和乡村景观。最佳例子是一本书，题为《城市的本质：生态批评和城市环境》(edited by Michael Bennett and David W. Teague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9)。在这部著作中，学者们讨论了许多相关问题，诸如“城市生态批评”、“城市生态学的社会主张”。您于2005年出版的《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一书，用了许多篇幅讨论“人建环境”，这使我特别感兴趣。所以我猜测，您采用“环境批评”这个术语的目的，是为了照顾自然环境之外的人建环境。能否请您再解释一下这种转向在生态批评领域的意义，也就是从自然环境转向人建环境的意义？
布依尔：我相信我上面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所以这里只简单补充一下。对于我的工作方向，你的把握是正确的。我们上面讨论过生态批评/环境批评正在日益变得复杂，我的工作方向部分地反映了这种趋势，部分地澄清了这种复杂趋势。我非常遗憾的是，在我的著作中，最为广泛流传是是我的第一部文学－环境著作，《环境想象》。西蒙·C·埃斯特克写作他的论文的时候，我的思考已经变化了，我的第二部著作，《为濒危的世界写作》(2001)，很清楚地显示了这种变化。我想强调一下，我仍然信守，我的第一部著作分析了文学按照生物中心主义的立场思考和讨论的能力。但是，《为濒危的世界写作》的第一章更加全面地说明了我的立场。我希望这部书将在明年翻译成汉语。
程：前面我提到，我现在正在研究当代环境美学。来到哈佛后，我查阅了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学百科全书》(Michael Kelly, editor in chief,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环境美学”这个条目由著名环境美学家阿诺德·伯林特了（Arnold Berleant）执笔。他认为，环境美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有其独特的正当性，有着独特的概念系统、问题和理论。环境心理学家、城市与区域规划师以及行为科学家通常将环境美学与景观的视觉美联系在一起。他们试图通过研究选择偏好和行为，用量化的方式来测量景观的视觉美，希望为设计决策和政府环境政策提供指导。在这里，“审美”通常被视为引起视觉愉悦的东西；哲学家和一些社会科学家则认为这种量化的、经验性的研究偏见应该受到限制，他们甚至认为这种作法在概念方面太天真，在知觉方面是无知的，并且带有很强的假设性。简言之，环境美学关注的是：人类作为整个环境复合体的一部分，审美地参与到环境中；在环境中，感官的内在体验和直接意义占据主导地位。您如何看待环境美学？
布依尔：我只能说，我同意你对于伯林特文章的概括。那篇文章精确地评估了1990年代末期环境美学领域的研究状况。我完全同意如下原则：环境美学不仅仅“应该”对于政府决策和社会实践有影响，而且，它实际上也应该发挥这样的作用。早在一个多世纪前，有些国家就开始了环境立法，现在，环境立法已经扩展到世界大多数国家。我想自信地假设：公众态度和行为也可能更强烈地被环境审美关切所决定，反映在立法现状中的情况远远不够。
程：我非常赞赏您的一系列术语，象“环境文本”、“环境想象”、“环境再现”等等，它们使我联想到，您的环境批评与环境美学有着密切关系。您在《环境想象：梭罗、自然写作和美国文化的形成》写道：“就象环境哲学家主张的那样，如果西方形而上学和伦理学在我们能够提出今天环境问题之前就需要修正，那么，环境危机涉及想象的危机。对于想象危机的改善，依赖于发现更好的方式去想象自然，去想象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环境解释需要我们重新思考我的一些假定，比如再现的本质，指涉，隐喻，典型化，人格面具和合正典。我们如何想象一个事物，无论真假，都会影响我们对它的行为。因此，在赞同或反对环境改变问题上，美学可能成为决定性的力量。”（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1995. pp.2-3.)
我们知道，美国著名美学家门罗·比尔兹利（Monroe C. Beardsley）将十个问题作为“近来美学工作的良好图景”，它们是：艺术的定义，艺术本体论，审美质量，意义与隐喻，再现，表现，虚构，文学诠释，理性与判断，审美价值。 (
布依尔：精神意象（mental images）不仅对态度发挥根本性的决定作用，而且也对行为有着根本性的决定作用。这种观点被普遍接受，而不仅仅是文学批评家或美学家的信口雌黄。例如，它是今天最大的工业广告业的根本前提。工业和政府的领导者们清醒地相信意象的力量。他们有着正当的理由。
程：在阅读您的《环境批评的未来》时，我遇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术语“环境性”（environmentality）。您使用这个术语的用意是什么？您觉得它与文化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所重点研究的“场所性”（placeness）或“场所之爱”（topophilia）是否有些关系？我们知道，韦伯斯特新国际英语词典将“Topophilia”解释为“场所之爱”。这个术语通常用于描述对于场所的强烈意识，或某些人、某些民族的场所认同或场所身份。它由希腊词中表示“场所”的词缀“topo-”和表示“爱”的词尾“-philia”构成。我将“场所之爱”作为环境美学的哲学主题来看待，试图研究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场所”的意义。
布依尔：我使用“environmentality”主要指“与环境问题有关的东西”或“环境话语”。至于“场所之爱”（topophilia）或“场所依恋”（place-attachment），对于我来说，是生态批评家关心的至关紧要的问题。我上面已经解释过。对于这个论题，我自己的三本书都讨论了，每本都至少用一章来研究。当然，我并不认为“场所依恋”是唯一的、甚至最高的主题。我们首先是地球行星上的公民而不是某个场所的居民，我们应该关心的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场所。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很容易成为负面意义上的、为地域或种族所局限的“场所限制物”（place-bound）。
（发表于《江苏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