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着眼于城市与人类文化的密切联系、特别是城市的文化功能，城市可以被定义为人类在一定地理区域中、以雄厚的经济力量为基础而建造的、非农业人口高度密集的文化生产、贮存和传播中心。都市是当代城市的典型形态，理解都市必须联系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三个相关的概念。准确理解都市的特质有利于我们高屋建瓴地把握人类城市的古今演变，有助于我们关注当代世界范围内、特别是迅速发展的中国城市化进程，有利于我们理解城市的文化传统、个性及当代发展问题。

关键词：城市；都市；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文化传统

From City to Metropolis

Cheng Xiangzhan

(Shandong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er for 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 Ji’nan, 250100)

Abstract: With the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y and culture and on city’s cultural role, city can be defined as a center for cultural producing, reserving and spreading, locating in a geographical area, based on strong economic power, with dense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Metropolis is the typical form of today’s city and it can be understoo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particularity of metropolis is helpful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ity from ancient time to present,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globally and especially that in China, and to understand some key urban issues related to cultural tradition, individuality and its today’s development.

Keywords: city; metropolis;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modernization; cultural tradition

都市是人类城市历史发展的高级空间形态与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逻辑环节的统一[1]。这是一个比较抽象的界说，要解释这一界说，必须首先要说明城市是什么，一般城市与都市的区别又是什么？

一、发现一座城市的生长历程

城市在整个人类发展历史上有着重大意义。20世纪最杰出的考古学家之一V·戈登·蔡尔德，在《人类创造自身》（1936年）一书中，曾提出影响深远的“三次革命”说，从宏观上概括了人类历史发展史上的三次根本性转折：新石器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城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和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通过发生于公元前8000－7000年之间的第一次革命，人类从旧石器时代以游牧和狩猎－采集为主体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转变为定居耕种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通过第二次革命，也就是城市革命，规模微小的、以宗亲血缘为基础的、没有文字的农业村庄，转变为规模较大、社会关系复杂的城市中心，出现了生产和贸易的等级系统，人类“文明”开始正式登台。蔡尔德认为，这一革命发生在公元前4000－30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在今天伊拉克境内），那里的苏美尔居民发展出最早的文明。也就是说，最早的城市距今已有6000年左右的历史了。[2]

西方学术界一直认为，人类文明的历史和城市的历史有着密切关系，文明是随着最早的城市的出现而首次发展出来的。文明（Civilization）来自拉丁文Civis（指一个城市的一个居民）和Civatas（指一个人所居住的社会）。因此，“文明”一词含有“城市化”和“城市的形成”的意思。[3]

城市对人类文明如此重要，但在什么是城市上却一直没有定论。同时，尽管我们天天与城市打交道，但要对城市进行界定也殊非易事。为了便于理解抽象的城市概念，我们可以从具体的城市经验开始。让我们结合一部世界名著对于一座世界名城的经典描写，来发现和阐释一座城市的生长历程。这部小说是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它初版于1831年。在小说第三卷第二章《巴黎鸟瞰》中，作者对巴黎进行了长达近二十页的描述。雨果以他擅长诗歌和戏剧的文笔，把巴黎这个世界城市描绘成一个不断生长、会“讲话”会“叹息”会“歌唱”的生物，极其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巴黎数百年间的生长历史，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城市绝非是没有生命的物质堆集，而是不断进行着新陈代谢的生命有机体。18世纪以来，巴黎以更加迅猛的速度发展着。时至今日，以巴黎为中心的欧洲西北部城市群，已成为当今最重要的世界五大城市群之一。

二、城市的功能与定义

我们已经初步感受到城市与人类的密切关系了。随着城市在20世纪的迅猛发展，这种关系在当代正在变得更加紧密。大约在50多年前，一位美国的城市社会学家曾这样写到：“当今美国的大多数人都与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生于斯、长于斯、终于斯。城市支配着人们的工作、娱乐、居住、社交以及所有日常生活，人们相互交往的方式也反映着以城市为背景的文化特征。……城市的规范与社会结构，对于人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都发生着重大的影响。”[4]时至今日，中国已有接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正因为如此，我们迫切地需要理解城市的本质或定义。

城市的定义已出现了许多种，这里择要介绍两个。西方《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定义是：“一个相对永久性的、高度组织起来的人口集中的地方，比城镇和村庄规模更大，也更重要。”[5]而中国学者编写的《中外城市知识辞典》的定义则是：“区别于乡村的一种相对永久性的大型聚落。是以非农业活动为主体，人口、经济、政治、文化高度集中的社会物质系统。”[6]这两个定义都注意到了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以及城市人口的高度集中。第二个定义的“非农业”一词，让我们联想到中国明显的城乡差别，提醒人们注意中西国情的不同。尽管它们对城市的理解各有千秋，但在我们看来，它们并未能完全揭示出城市的本质。

城市并非自然生成的，而是人类为了满足一定的需要所创造的。在西方有一句名言说：“上帝创造世界，人类创造城市。”正是着眼于城市的这一特性，所以有学者提出：“城市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创造的人工环境。”[7]这个定义尽管揭示了城市的人造本质，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显得抽象、含混。各种反证是随意可以找出的，如皇家园林、贵族庄园甚至农家小园，同样可以满足这个定义的基本要求。但众所周知，它们却不是城市。所以，仅从人工创造的角度，也不足以揭示城市的本质。

在对城市进行界定的过程中，历史意识、比较意识是非常重要的。从时间上说，人类创造城市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从空间分布上看，城市存在于各个大洲、各种不同的文化地域。世界各大文明发源地的城市形式各不相同。中国商代古城是以城墙为外在特征的封闭城市，埃及古城则是以宫殿、庙宇、圣祠构成仪典中心的开放城市。与这两种城市形态相比，欧洲古代文明发源地的雅典城邦，则是以一个城市为依托的独立国家，这在中国历史上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在中美洲古代印第安人所创造的玛雅文明的全盛期（约公元250—900），各地较大规模的城市和居民点数以百计，也都是据地自立的城邦小国。由此可见，历史上的城市，其情形比我们已有的定义要复杂得多。

人类创造城市的目的或意图是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诸如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等，都可能是人们建造一个城市的动力因。同时，作为城市生活主体的城市人口，其数量和特性也是变化不定。又由于城市必须建立在一定的自然空间中，所以地理学也是我们界定城市必须加以关注的。由此可知，在考察城市的起源、思考城市的本质、给城市下定义的时候，主要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人口、地理七种要素。这七种因素中的某几种往往综合在一起，共同促成了一座城市的产生、发展或衰落。如果从中西比较角度看，西方城市的宗教因素更突出一些，而中国城市的政治因素更重要一些；如果从古今对比的角度来说，传统城市的主要发展动力是政治、军事和文化，而现代城市的主要发展动力则是经济。

在上述七个要素中，非农业的、异质性人口稠密聚集是城市的基本特点之一。由于人口是最容易量化的要素，因而经常被用来作为界说城市的参照。比如，联合国为了进行国际性的对比调查，建议所有国家的人口普查和官方统计，把集中居住人口达2万人以上的地方称为城市。但迄今为止，各国沿用的统计标准仍差别较大，从不足1000人到2万人以上不等。美国采用的数字是2500人，还有一些国家不用人口数量作为标准[8]。在某种意义上，以人口数量为标准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为古今人口数量以及城市与非城市人口数量比例的巨大差异。试想，1000年以前，人口总数的规模根本无法与今天相比。当时由5000人组成的一个聚居地，就会极其引人注目，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城市；但在今天，相对于40多亿的世界人口总数，5000人已经 变得微不足道。因此，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芒福德明确提出：“我们与人口统计学家们的意见相反，确定城市的因素是艺术、文化和政治目的，而不是居民数目。”[9]

据西方学者考证，在埃及古代的象形文字中，城市被表述为一个圆形或椭圆形的圆圈，中间是一个十字，表示交叉的道路，而圆圈则代表围墙或壕沟。[10]这种说法可以从中国古代文献中得到印证。如《吕氏春秋》说：“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卫民。”《墨子·七患》也说：“城者,所以自守也。”这表明，军事防御是城市的重要功能之一。古代历史上大量遗存的城墙，可以说是最好的证明。但随着军事技术的现代发展，城墙的防御功能几乎丧失殆尽。特别是随着现代化浪潮的汹涌展开，城市发展的主导力量不再是军事、政治或宗教，而是强大的资本逻辑。世界范围内迅猛的城市化，特别是现代工业城市大规模地兴起，正是资本逻辑四处扩张、漫延的结果。在这一时代背景上，出现了美国芝加哥城市社会学派代表人物R·E·帕克的城市界说。1916 年，帕克发表了被称为“划时代之作”的论文——《城市: 对于开展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几点意见》。帕克指出, 城市并不是许多个人的集合体，也不是各种社会设施的聚合体或各类民政机构的简单汇集，“城市，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换言之，城市绝非简单的物质现象，绝非简单的人工构筑物。城市已同其居民的各种重要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11]他在文章中郑重地倡导，必须加强城市研究，深入研究它的具体组织，它的各种职业和它的文化。他还特别地提出，城市是根植于它的居民的风俗习惯之中的，因此，城市既有物质的组织形式，又有道德的组织形式，这两种形式以其特有的方式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相调节。

从文化角度研究城市最著名的学者，当属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在研究人类城市发展演化过程和规律时，刘易斯·芒福德特别重视城市与人类文化的内在关系。他提出，人类最早的礼仪性汇聚地点，表明人类有了区别于动物的精神性，这是城市发展的最初胚胎。人类驯化野生动植物、驯化人类自身，与人类对于自然地形的驯化改造是同时并进的客观过程，而人类改造大地则是后来形成城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芒福德非常重视城市的文化功能。他将城市形象地比喻为“容器、传播者和流传者”，并把“文化贮存，文化传播和交流，文化创造和发展”称为“城市的三项最基本功能”。[12]城市与文化创造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有西方学者甚至说：城市和文明只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侧面。[13]

综上所述，考虑到城市在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史的重要作用，着眼于城市与人类文化的密切联系、特别是城市的文化功能，我们可以给城市下一个侧重于功能的定义：

城市是人类在一定地理区域中、以雄厚的经济力量为基础而建造的、非农业异质性人口高度密集的文化生产、贮存和传播中心。

三、当代城市的典型形态——都市

都市是人类城市历史发展的高级空间形态，是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逻辑环节。也就是说，都市是当代城市的典型形态。如何理解这种典型形态呢？这必须联系起三个相关的概念：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城市化(urbanization)与现代化(modernization)。

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是以农业为主的文明形态。那时，地球上绝大部分地区是绿色的农田、森林或牧场。城市不仅数量非常有限，而且规模也很小，就像零星的岛屿点缀在绿色的海洋之中。那时，也存在都市与一般城市的区别。比如，“都城”、“帝都”或“京都”，特指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首都，它在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以及宗教诸方面具有中枢作用，是一般城市无法相比的。但是，古代的“都城”与我们探讨的“都市”仍有本质的区别。我们所说的“都市”，主要是指在V·戈登·蔡尔德所说的第三次革命——即“工业革命”之后出现的现代城市。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后，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而出现的大城市、特大城市甚至城市群，其社会背景是与传统农业文明有着本质差异的现代化进程。以我们提出的城市定义为基础，结合一百余年来工业化、现代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可以分析出当代都市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

第一，从地理区域上看，城市作为人造空间环境，必然占据一定的地理位置。地理位置及其自然条件是城市兴衰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古代有许多城市建造在河流旁边，除了考虑城市用水之外，水运便利也是重要原因。现代城市对于地理位置的依赖并未减轻，国际上的大都市，比如纽约、洛杉矶、上海等，基本上都在运输便利的沿海或沿河地区。如果说古代的都城是一个国家领土的中心，那么，在世界呈现多元化格局的今天，能够被称为中心城市的则是国际化大都市。这些为数并不很多的国际化大都市，又被称为“世界城市”、“全球城市”或“国际大都会”。在它们那里，传统意义上的地理区域性尽管依然存在，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都市无一不是超越区域边界的，其“地方性”大大淡化并为“世界性”所替代。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在现代高科技手段诸如卫星通讯、互联网的强大支持下，“无地方性”的国际化大都市之间的差别，已远远小于它们与国内一般城市之间的差别。20世纪后半期，一些国际化大都市由现代工业经济逐渐过渡到后现代的网络经济，并以此为经济基础逐渐发展出新的城市形态。对这一巨变曾有多种理论进行描述。戈特曼在1950年称之为“城市群”，这是地理空间功能互补概念；约翰·弗里德曼在1980年代把它称为“世界城市”，这是指向经济全球化的网络空间概念。在这两种理论基础之上，詹妮斯·帕尔曼提出了“巨型城市”（mega-city）概念，其定义的特点不在于人口规模，而在其独特功能。所谓巨型城市，是全球经济焦点，集中了全球性生产管理上层功能，是城市群体的核心，是连接该群体所在区域与全国经济和全球网络的接口，是文化科学创新的中心，以及推动社会发展的引擎。1990年代这个概念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接受，并在其官方文件中正式使用。中国正在发育之中的巨型城市，是以环渤海城市群为腹地的北京，以珠三角城市群为腹地的香港，以及以长三角城市群为腹地的上海。从地理空间发展到复合空间，是当代在理解都市时产生的一个质的飞跃。

第二，从经济力量上看，城市是人类为了一定目的而建造的。古代城市建设的主要目的一般是政治、宗教和军事，比如中国的西安、北京，西方的罗马，中东的耶路撒冷等。经济目的在古代并非无足轻重，但相比与政治、宗教与军事意义则明显不占要津。但对于当代城市发展来说，经济目的则往往超过其它原因而成为主导动力。正是在强大的经济力量支配下，一些传统的历史名城走向衰落，如中国的洛阳、开封，其在当代舞台上远远无法与东南沿海的开放城市如广州、深圳相提并论；欧洲的罗马也远远不如纽约那样倍受注目，因为后者是全世界的金融中枢神经。在城市化已成为推进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着最重要的经济利益的当下，大都市必然要成为某一个国家乃至全球化时代的经济中心，如日本东京的GDP占日本全国的18.6%，伦敦的GDP占英国全国的17%。即使在中国，其2050年 的发展规划，也是要使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达到95%以上。因此，像上海这样经济最繁荣的大都市，在全国的经济发展中肯定是举足轻重的。

第三，城市是人口高度密集的区域，都市更加如此。例如，世界上最早、也最具典型性的城市群是美国东北部北起波士顿、南到华盛顿的大城市群（英语中称为BosWash），它拥有统计人口440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16%；但该区域的面积却仅占全国的1.5%。日本经济在二战后迅速崛起，全国经济的增长点是在太平洋沿岸的东京、横滨及神户地区的经济圈。其中，东京圈包括东京都23个区及横滨市及千叶市，在面积不到人全国1/7的土地上，集聚了占全国49％左右的人口。从全世界范围内来看，都市人口所占的人口比重在不断增大。需要注意的是，都市人群的性质完全不同于农业人口。在一个村落中，村民们从事着大体一致的耕作营生，有着基本一致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乃至宗教信仰，并且基本上安土重迁，没有太多的流动。但在大城市中，人们并不直接从事生活资料的生产，而是依赖从城外输入生活资料而生存。更加重要的是，城市居民有着精细的社会分工，从事着截然不同的社会工作，不同行业之间具有完全不同的知识谱系，所谓“隔行如隔山”。再加上快速的流动性，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与农村居民差异巨大。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在1903年曾发表《都市与精神生活》一文，旨在从都市入手讨论现代性。他指出，都市高密度的刺激和高频率互动，造成了都市人特有的心理、体验结构和精神态度。人们工于计算，彼此交往用脑而非用心，态度漠然，与往昔村社亲密的人际关系形成鲜明的反差。[14]人是文化的主体，人的心理状态是文化形态的基础。因此，理解都市人口的特性，对于理解都市生活方式与文化生态非常重要。

第四，都市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所谓文化（culture），本义是指“土地的耕作”或“耕种”，也就是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之后开始的对自然植物的培育、种植。后来引申出对人的“教养”、人的“修养”，从而使文化与“文明”的含义相接近。简言之，文化是一个与“自然”（Nature）相区别的概念，是一切非自然的人类创造的总和，一般可以划分为器物（如一把石斧或一条高度公路）、制度（包括各种风俗习惯、规章制度和法律条文）和精神（主要是指宗教、哲学和艺术）三个层面。文化的三个层面之间具有密切联系，它们最终统一于人类的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人类进行文化创造时，无不是从自己的目的、意图和观念出发，即使最简单的器物，如一把非常粗糙的石斧，也隐含着人类的意识，是人类某种意识的具体化呈现。对于高级形态的器物，其中表达的人类精神内容则更加丰富。如上海的“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它位于浦东陆家嘴，与南浦、杨浦两座大桥构成了“双龙戏珠”的美景。这座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广播电视塔，高468米，犹如一串从天而降的明珠，散落在上海浦东这一玉盘之上，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耀人的光芒，成为上海新的标志性建筑。高塔选用了东方民族喜爱的圆曲线体作为基本建筑线条，其设计寓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优美含义，并象征着以上海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在现代世界上散发出灿烂的光辉。这些隐藏在高塔建筑背后的、对于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富有民族特色的审美意识，正是它作为“东方明珠”的文化符号意义之所在。没有这些精神和意识贯注其中，高塔只不过是一堆没有灵魂的建筑材料而已。由此可见，由众多不同建筑和设施构成的城市或都市本身，本身就是人类所创造的最奇妙、最高级、最复杂庞大而又最深刻的文化产品。从历史上看，城市本来就是人类文化创造、文化贮存的主要场所，比如，最重要的文化机构如教会、图书馆、大学、博物馆、艺术馆、展览馆、剧院以及各种传播媒体，无不集中在城市，并凭借城市的强大辐射力而向四方传播。恰如《巴黎圣母院》所说，大城市“是一些水库，一个国家所有的地理的、政治的、伦理的、智慧的河流，一个民族所有的当然潮流，都导源于此；它们可以说是些文化的矿井，也可以说是些文化的沟渠，一个国家的商业、工业、智慧和人口，这也是这个国家的生命、活力和灵魂，都不断地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在那里汇集和过滤。”由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当代文化生产的强化，当代都市的文化功能更加突出。以美国东北部城市群为例，位于该城市群上的世界顶尖大学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耶鲁大学，表明它是美国的教育和学术研究中心；而同样位于该城市群中的纽约则是美国的媒体中心，如《纽约时报》、美国之音，它们每天向全世界发布着重要信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大都市的城市形态、基础设施、经济运行、行为方式日趋雷同，文化资源与特征则成为城市创新重要资源。所以，很多有识之士已认识到，文化发展战略正成为巨型城市创造性发展的核心战略，在整个创新过程中具有指引发展路径的重要作用。

总之，与历史上的城市相比，当代都市是西方现代性（modernity）的最终后果，其利弊得失，正是现代性本身所包含的复杂矛盾的集中展示。正如西方学者所指出：“导致今日西方城市生活方式的具有高度组织性的技术社会是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而成的。用以表述今日西方世界文化背景的常用术语是‘现代性’。”[15]也就是说，当代都市最为集中地体现了现代化进程，是抽象的“现代性”之具体化与物态化。正因为这样，在都市中出现的问题和危机，如人口拥挤、交通堵塞、环境污染、能源短缺、心理疾病蔓延等，本身也是传统社会在实现其现代性过程中的突出问题。而对当代都市社会的研究，无疑有助于解决现代社会问题。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揭示出都市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即它有利于探索人类文化发展方向和文明前景，并为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提供人文学术的参照系。

在此，我们有必要强调都市和都市文化研究的复杂性。在城市化和城市群的发展过程中，对过度城市化带来的弊端的批判与反思，可以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比如，与20世纪中期兴起的后现代“逆中化”（Decentralization）思潮相应，19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建筑界提出了“新城市主义”（New Urbanism，又译“新都市主义”）这一新的城市规划和设计思想。从1950年代开始，美国人为了逃避旧城拥挤、高犯罪率、疾病等因素开始向郊区迁移。此后经历了人口居住郊区化（50、60年代）、商业郊区化（70年代）、就业岗位的郊区化（80年代）等阶段，但与此同时，由“郊区疯长”引发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诸如公共建筑散置各处，公共领域缺失，大都市边缘的农业用地和自然开敞空间被吞噬，能源消耗、空气污染、交通拥塞加剧，城市中心衰败，邻里关系淡薄以及种族隔离等，其问题的严重性甚至超越了1950年代以前。基于对郊区蔓延的反思，“新都市主义”主张借鉴二战前美国小城镇和城镇规划优秀传统，塑造具有城镇生活氛围的、紧凑的社区，取代郊区蔓延的发展模式。这与世界的城市化主导走向相反，显示了当代都市发展问题的复杂性，我们对此也应该有所注意。

四、正确理解和把握都市内涵的重要意义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初步理解了当代都市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这对于理解整个人类城市和城市文化是非常必要的。具体说来，把握都市的重要性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首先，有利于我们高屋建瓴地把握人类城市的古今演变。

从早期的与村落差异并不明显的村镇，逐步发展为城镇、城市，最终演化成为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主体的当代都市形态，这一过程浓缩了人类城市发展史。马克思曾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16]如果我们把作为城市最高形态的当代都市看作是“人体”，那么在此之前的各种城市就是所谓的“猴体”。作为人类城市发展及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代表，都市和都市文化本身即是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的最高环节。在其内部包含了前此各低级阶段，如乡村、城镇、中小城市文化的要素与精华。正如“资本主义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一样，当代都市也为我们站在更高的历史阶段、从更全面的整体视角及更深刻的本质层次上研究城市文化提供了现实对象。因此，不是研究一般的城市文化——历史上的城市文化或当代普通城市的文化——而是把研究对象锁定在作为城市化进程最高环节的国际化大都市，牢牢把握它们作为人类当代文化与文明的创造、贮存与传播中心，才能在最深刻的思想意义与最直接的现实意义上，把握住人类文化发展的本质与规律[17]。这就是当代都市以及都市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之所在。

其次，有助于我们关注当代世界范围内、特别是迅速发展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对理解当代城市问题问题乃至把握整个社会发展前景，提供一个重要的逻辑起点或框架支点。

关于“城市化”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1867年，是由西班牙工程师A·瑟达（A·Serda）在其著作《城市化基本原理》中提出的。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发展模式，也是一种全球性的社会现象，其突出表现为：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聚集，社会经济结构由农业为主导向工业为主导转变。由此导致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根本变化。具体到中国而言，新中国成立以后，其城市化进程经历了1950年代的初步发展期、60—70年代的畸形期和80年代以来的快速发展期三个阶段。根据国际城市化进程的历史经验，城市化水平一旦达到40%—70%之间，一个国家或地区就开始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有关统计表明，截至2008年末，中国城市化水平已达到45.7%，拥有6.07亿城镇人口，形成建制城市655座，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118座，超大城市39座。[18]同时也有预测表明，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将达到60%左右。对于如何大规模的中国城市化，到底应选择何种城市化战略，人们大致有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主张选择大城市战略，即城市化主要靠发展大城市；第二种主张选择小城镇战略，即主要通过大力发展小城镇实现城市化；第三是主张选择体系化战略，即通过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协调发展来实现城市化。众所周知，中国的特殊国情是人口太多（13亿），同时农业人口比重太大（2/3左右），基本资源严重短缺，如人均淡水不到世界1/4，人均耕地不到1/3，与发达国家相比差得更远。所以，我们应该通过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道路，尽可能地借鉴经验、吸取教训，从而避免过快和过度的城市化所可能造成的某些难以逆转和难以纠正的后果。比如，中国一段时期曾经把“城市化”形容为“核裂变”，认为它能够带动一切，把城市化变成了扩地运动，同时，大拆大建造成的千城一面，也使城市失去了本来应有的文化品格和文化记忆。这都是由于错误的都市发展观念造成的不良后果。

再次，有利于我们理解城市的文化传统(tradition)、个性及当代发展问题。

在历史上，不同区域的民族在漫长的繁衍生息过程中，曾创造出了多种多样的文化传统。与生物学所讲的生物多样性类似，人类文化也存在着文化多样性（cultural diversity）。不同的文化传统，大都包括“大传统”与“小传统”两个层次。前者是主流的、显性的，由典籍、制度、精英文化的记忆而保存延续；后者则是存在于普通民众群落的风俗习惯、社会风尚、生活方式、人际交流等民间文化传统。这两者共同构成了某个民族营造生活世界的观念形态。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漫长过程中，不同的文化传统尽管也有着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但一般都是非强制性的或自然发生的。但随着全球化（globalization）进程的不断加剧，处于主导地位的强势文化对于处于被动地位的弱势文化，往往构成了毁灭性的文化殖民。这是因为，当前正在展开的“全球化”，是一个以“西方化”（Westernization）为主导的“同质化”过程。全球化（目前主要是经济全球化）凭借发生在西方的现代工具理性和强大的资本逻辑四处扩张，所到之处，冲击、扫荡着不同民族所创造、所赖以生存的文化传统，使它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除了西方文化之外，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世界各民族及其文化传统，都面临着一个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以及一个如何协调好传统性与现代性从而健康发展的问题。因此，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民族个性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延续和发展，也是都市与都市文化研究无法回避的重大现实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3届大会，于2005年10月20日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简称《文化多样性公约》），这是国际社会为捍卫世界文化多样性而取得的重大成果，它意味着文化多样性原则被提高到国际社会应遵守的伦理道德高度，并具有国际法律文书的性质。西方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曾特别注意保护城市的历史传统。以巴黎为例，这个城市以静态的地表建筑为核心，城市的扩张、城市的资源组合、城市产业的选择，完全服从于它的地表建筑。巴黎街道两侧全都是十七、十八、十九世纪遗留下来的历史古迹，当地法律规定，所有这些房屋的业主都不能随意对房子的外表进行改造，必须保持原来的原貌。这些文化传统保护措施，确保了巴黎成为世界第一旅游城市。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当前也有不少城市相继提出了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口号，使地方性（locality）与普遍性（universality）、民族性（nationality）与现代性（modernism）的对立冲突异常突出。而通过学习和研究世界大都市的发展经验，显然能够为当代中国城市提供必要的理论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