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19世纪60年代的西方大学中，关于文艺训练与科学训练、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主次关系的论争已经非常尖锐。受英国学者的文艺道德教化功能观的影响，哈佛大学艺术史教授诺顿坚信，人文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想像力和开阔学生视野，艺术教育是教育的本质组成部分，艺术史与其它分支学科一样在大学教育系统中占据同等地位。艺术是升华乐趣、将高尚理想运用到实际生活的途径，它用美的形式传达了人类理想。在这些观念主导下，诺顿率先于1784年在哈佛开设了艺术史课程，重点讲授古希腊和中世纪艺术，以其20多年的杰出教学实践开创了哈佛艺术教育的诺顿时代。他的教学活动所揭示的高等教育中品性修养与功利主义的深层矛盾，仍然是今日哈佛大学所热烈讨论的教育理念问题。
关键词：诺顿 人文教育 艺术史 艺术教育
Art Education in the Norton Era at Harvard
Abstract: In the
Key Words: Norton; Liberal Arts; Art History; Art Education
在美国教育史上，尽管将艺术史引进到大学课程中的举措早于1874年，但是，许多美国学者倾向于认为，1874年才是美国艺术教育的开始年份。这一年，诺顿接受其表兄弟、哈佛大学第二十一任校长埃利奥特的邀请，在哈佛开设了名为《建筑与设计艺术史及其与文学的关系》课程。20年后，诺顿本人回顾自己在美术领域的工作时，自称其开创性课程是迄今为止他所知道的“国内第一次尝试”。无独有偶，一本埃利奥特校长的传记称这位校长是“美国大学中第一位开设美术教育的校长”。[1](p3)哈佛大学第二十四任校长内森·马希·普西(Nathan Marsh Pusey, 1907-2001,任期1953-1971)更加明确地指出：“在哈佛大学的艺术课程历史上，1869－1870学年意义深远。这一年，埃利奥特就任校长，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建成。”[2](pv)从此，哈佛大学的艺术教育一直处于诺顿的影响之下，其主导观念一直是“美的艺术”（Fine Arts，为了行文方便，以下一律简称“美术”）。直到1956年，哈佛视觉艺术报告委员会所做的报告才根据时代发展，将哈佛大学艺术教育的重心谨慎地描述为由美术转向了“视觉艺术”（the Visual Arts）。
鉴于诺顿在哈佛、甚至在整个美国艺术教育史上的重大影响，我们这里试图比较全面地探讨其思想渊源、教育观念、艺术观念及其艺术教育的课程内容。
一、历史背景与思想来源
1869年，继多位神学家校长之后，麻省理工学院分析化学家查尔斯·W·埃利奥特（Charles W. Eliot，1834－1926）成为哈佛大学第二十一任校长，开始了他长达40年（1869－1909）的校长生涯。这是哈佛历史上首位科学家校长，也是任期最长的一位。埃利奥特发表了篇幅相当长的就职演说，开门见山地尖锐提出了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关系问题，可以视为哈佛艺术教育的思想背景。他演讲道：“人们曾经无休止地辩论过：到底是语言、哲学、数学还是科学能够最佳地训练智力，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到底应该以精通文艺为主还是以精通科学为主。今天，这些论争对于我们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我们的大学认为，文学与科学之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对立，数学与古典、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并非狭隘的非此即彼的关系。我们愿意全面地看待它们，并学习它们的最佳成就。敏锐地观察，深入地推理，大胆地想象，与清晰而富有说服力地表达一样必要。为了发展这些能力中的一种，不必压制和贬低其它能力。直到其通识教育分化出职业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一所大学才密切关注知识的实际运用。诗歌、哲学和科学，的确真正地促进了人类的物质福利；但是，是科学而不是诗歌有着最佳的实际功用。在所有思想和行动的领域，真理和正义都高于实际功用。”[3](plix)这可以视为现代哈佛大学办学理念的基本概括。
查尔斯·埃利奥特·诺顿(Charles Eliot Norton，1827-1908)，美国著名学者和教育家，出生于麻省剑桥，家住哈佛附近，其父亲任教于哈佛神学院多年。诺顿1846年毕业于哈佛，开始为《北大西洋评论》、《大西洋月刊》和《民族》等杂志作编辑并撰稿。二十多岁曾经编辑过圣歌。疾病迫使他旅居欧洲五年之久，此间他结交了许多英国文化名流。他深入研究过欧洲文化，特别是古希腊和意大利的艺术与建筑。1855－1857年国外旅行中对于生活和艺术的观察，写成文章发表于美国第一份艺术杂志《色粉画》（Crayon）上，后来成为其《意大利旅行与学习笔记》的部分章节。1873年回到波士顿，1874年接受表兄弟、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的邀请，开始了他在哈佛的艺术教育生涯。他最初的学术头衔是“建筑与设计艺术史及其与文学的关系”年度讲师，很快晋升为美术教授。
诺顿美术教育价值观主要来自他的英国朋友米尔和罗斯金。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于1865－1868年间担任圣·安德鲁斯（St. Andrews）大学校长，他坚信对于感情和想像力的教育是学校目标的核心，其就职演说论述了文化的价值。在广泛地总结了学校和大学系统致力推动的智力和道德教育之后，米尔论述了人类文化的第三个侧面——艺术，认为其重要性一点也不逊色。米尔认为，通过诗歌和艺术的教化可以完善人类，这种教育即感情教育、美的教化。而这一点在当时的英国远远没有引起重视。诺顿在一篇论述《美术史》的文章中概述了米尔的观点，表示自己也完全坚信这一点。
一般来说，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出现于中世纪；不过，艺术一直没有被列入课程。直到1868年，三个艺术教席分别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设立。这是英语世界将美术学习引进到大学课程中的首次尝试。牛津大学的首位艺术教授是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英国艺术批评家、社会批评家，于1869－1879年间任牛津大学美术教授）。他认为，艺术不仅仅是趣味的事情，而是与整个人有关。无论是创造艺术还是欣赏艺术，都需要投入诸如感情、智力、道德、知识记忆和其它人类能力。罗斯金认为，像经济人（economic man）概念一样，审美人（aesthetic man）也是虚假且丧失人性的概念；伟大的艺术是时代的表达。在艺术中，人们由一种共同的信念和共同的目的而联合起来，接受其法律，信任其领导者，严肃对待人类命运。在牛津大学期间，诺顿怀着极大热情聆听了罗斯金关于意大利伟大艺术流派的演讲，并与罗斯金保持了四十多年的亲密友谊。罗斯金曾经写信给诺顿谈论他在牛津的教学计划。诺顿在给罗斯金的回信中，赞扬他将艺术作为牛津课程有机组成部分的计划。诺顿在哈佛所从事的，正是罗斯金式的艺术教育实践。1874年初，诺顿在给罗斯金的信中展望其哈佛教师的角色时写道，他将与青年人建立亲密关系，将努力激发他们热爱能够使得生活变得美好和高尚的事物。他在哈佛的职位是年度讲座，题目是“建筑和设计艺术及其与文学的关系”。从1874年秋季开始，诺顿开始了他23年的哈佛任教生涯。
二、教育观念与艺术观念
诺顿本人被称为一个伟大的绅士，任教哈佛后，又试图使一代代哈佛学生成为绅士，还试图通过他们使美国更加绅士化。而这，正是艺术和文化对于他的意义。他成功地将美术理想植入清教徒道德，从未忽视艺术的道德维度。在其艺术史最后一次演讲中，他向学生宣称：“我能够向在座每一位能够说的最终和最好的事情，是成为一个好人（a good man）。”[4](p19)这就是一位天生道德家的终极信念。不管在生活中还是在艺术中，他都是一个古典主义者。
当我们想到诺顿将在哈佛教授艺术史时，我们必须意识到，对于美国大学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政策，是一代教育名家埃利奥特校长的新政策。在罗斯金的影响下，美国内战后，艺术可以作为人文教育（the liberal education）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观念开始在美国高等教育中确立起来。其中，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艺术教育最为著名。多年之后诺顿写道：“讲英语的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度承认艺术是教育的本质组成部分。艺术被视为微不足道的东西，对于艺术的研究被认为是职业艺术家的事。如果我们对于艺术的特征和历史缺乏了解，缺乏艺术研究所培养、所教化的审美能力，一种完善的、令人满意的教育就无法达到。即使对于那些最为开明的、研究青年教育的思想家来说，我这里所说的观念也是奇谈怪论而无法接受。”[4](p22)
美国大学在其早期发展阶段，从办学理念到课程设置无不受到欧洲传统大学模式的强大影响。不过比较而言，美国大学更加重视社会功能和社会影响，比欧洲传统大学更加接近哲学上的“功利主义”。从这种背景出发，我们发现诺顿的观点与之相左。诺顿认为，欣赏美与善需要一个伟大的灵魂；与之相应，学习美与善则可以提高品质。诺顿关心的是塑造更多的爱美者，提高人间的教化水准和道德层次。他写道：“在这个国度的性格中缺乏爱美之心，表明它缺少高质量的智力。同时，也表明了缺乏高度的道德倾向。”[1](p20)诺顿在哈佛的美术课程主要有三个目的：显示艺术作为过去道德和智力状之表现的意义；与此相对照，阐明美国经验的贫瘠，这种贫乏在当时窒息了美国的创造精神；最后，使哈佛青年学子的鉴赏力高雅起来。在诺顿的眼里，文科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想像力，在于不断地开阔视野。他认为，无论对象是埃及艺术、希腊艺术，还是文艺复兴艺术，真正要紧的是，对于艺术的明智解读只有一种方式：获得教化和升华了的乐趣的方式，将高尚理想运用到实际生活的方式。关于艺术史课程的教育功能，诺顿的文章《教育评论》有较为集中的论述，那是一段广为引用的文字：“正是通过艺术作品的学习和知识，——更不用说对于其中任何一种艺术样式的经验实践——想像力这一人类天性中的至高能力得到了培育。没有任何地方比美国更加需要学习这种知识，因为，与文明世界的任何地方相比，美国更加倾心于生活的实际利益，美国的生活状况比其它任何地方都更加平庸、更加缺乏诗意，爱美之心更加罕见。对于美的追求，作为工作的最高目的，作为生活的最高雅的表达，在我们美国人中几乎是空白，远远没有成为我们国家的性格。事实非常残酷。艺术用美的形式传达了理想。正是通过艺术所表达的理想，最终决定了文明进程之中的一个民族的位置。”[5](p8-9)将艺术教育提高到与国家的精神品位、历史地位密切相关的高度，突出地强调了它无法替代的功能。
三、课程内容与授课方式
诺顿于1874年2月10日给罗斯金的信比较详尽地介绍了他的教学计划：“我的教学计划是，首先给学生一个简要的轮廓，让他们初步理解艺术在文化史上的位置，让学生知道艺术的早期发展；然后，带他们到雅典卫城，让他们深入学习细节，直到他们对雅典卫城的独特光辉形成自己的想法,无论多么粗浅。我还要向学生阐明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希腊雄辩家德摩斯梯尼；还有，我将用雅典卫城里的神像和人物雕塑来阐明所有其它希腊典籍。我从内心深处希望，让学生懂得所有人类表达形式的同一原理，那就是：除非人类有东西希冀表达出来——这些东西是高尚生活和真正思想对于灵魂和判断力长期训练的结果——就不可能出现优秀的诗歌，或优秀的绘画、雕塑和建筑。在学习完雅典之后，我计划带他们去威尼斯，让他们了解两个共和国在原则上的相似与差异，以及在其精神和作品中的呈现。这样来完成一个学年。”[5](p34-35
诺顿这里向罗斯金介绍的教学计划在接下来的23年中一直施行。他将其课程集中在艺术史的黄金时代，诸如古典雅典，意大利威尼斯的哥特式建筑，以及文艺复兴早期的佛罗伦萨。他甚至认为1600年之后没有重要艺术。根据哈佛大学1879-1880年度的《课程指南》，诺顿及其同事摩尔（Charles Herbert Moore，1840-1930,美国风景画家）所开设的艺术课程主要是：1、绘画、雕塑与建筑中的设计原理（一周三次，由摩尔任教）；2、古代艺术（一周两次，诺顿任教）；3、从罗马帝国衰落到1600年的艺术（一周三次，诺顿任教）；4、希腊艺术（一周三次，诺顿任教）；5、1000－1350年的罗马式和哥特式艺术（一周三次，诺顿任教）。两人的双重教导取得了成功，并且为将来的美术系建立了一种合作模式。诺顿从宽广的文化角度研究艺术史，而穆尔则指导着艺术实践，这可以看作是对于诺顿教学的补充和帮助。因为两人都笃信罗斯金的艺术观念，所以，这些训练被称为“罗斯金方法”的延续。通过诺顿和穆尔二人的努力合作，哈佛组建了美国第一个具有真正周密计划的艺术系，许多美国大学纷纷模仿。值得一提的是，选修穆尔课程不仅有工程师，而且有学习自然科学的学生，还有化学家。有学者猜测这是埃利奥特校长所促成的，因为他本人就是化学家。选修的学生数量不断增加，1895－1896学年的学生人数多达550名。这是哈佛本年度最大的课程，甚至超过了必修的修辞课。诺顿的长子生动描绘了诺顿所授课程的特征是“远古艺术所证明的现代道德讲座”。在诺顿任教于哈佛的第二和第三学年，他每周与学生约定见面一次，辅导希腊和中世纪艺术。当时教材缺乏，诺顿使用了照片、图画和小模型，但又因发现它们不奏效而抛弃了。1896年，他开始使用幻灯片。
1890－1891学年，美术成为哈佛的分水岭，它由一个选修课而成为课程体系中被认可的领域，学生可以将之作为专业。也就是在这一年，美术被作为一个单独的课程，诺顿的古代艺术课程向本科生和研究生同时开放，选修注册的学生是256名。1892年，诺顿为研究生讲授了研究性专题课。本年度的校长报告列出了3名研究生以美术作为研究方向，次年是2名。《大西洋月刊》发表的文章称赞诺顿的课程“范围宽广且精确，尽管基本，但决不肤浅。”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诺顿的同事、考古学博士爱德华·鲁宾逊（Edward Robinson）在一篇论述哈佛学院艺术学习的文章中，称赞诺顿“唤醒了人们了对于美术作为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至关重要部分的热爱，而不仅仅是将之视为一个培养专家的领域。”[1](p24)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哈佛研究生接受古典艺术教育的时间略早于1890－1891学年。1885年，哈罗德·N·福勒（Harold N. Fowler）博士开设了古典考古学课程：雅典与奥林匹亚的历史遗产。稍后，其它考古课程由爱德华·鲁宾逊博士以美术课程的一部分而开设。因此我们可以说，哈佛的艺术教育全面展开了。
随着时间推移，诺顿在哈佛的美名日隆。他被视为当时美国最主要的思想家、最伟大的美国学者、美国生活中最有教养的名人。许多选修其课程的学生并非为了学习艺术史，而是为了瞻仰一个大学教授，一个敢于批评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敢于批评一些德高望重的政治偶像的著名学者。当地的《波士顿广告报》（1898年6月1日）报道了诺顿在哈佛最后一课的盛况：“听众拥挤在大厅里，不仅是选修诺顿课程的学生要来与他告别，而且许多大学生也拥进大厅，沿墙站立。当这位教授走进大厅时，一阵掌声爆发出来。这在哈佛是极其罕见的。”[4](p141)
勿庸讳言，对于诺顿也有不少批评和质疑。而这反映了哈佛教育理念的深层矛盾，这一矛盾直到今天仍然在在，值得我们注意。当时一名叫做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的商人告诉诺顿说，对于教育的古典式理解是不切实际的、过时的，因此是无益的。哈佛的学生应该被培养为参与产业资本主义竞争的美国未来商人。哈佛应该为这些年轻人提供实习教育。他说：“我认为，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切我们需要的‘优雅学者’和‘具备高雅古典趣味的绅士’，但现在，我希望看到更多的受过训练的大学生参与美国19世纪生活。而要有效地这样做，我想，他们必须在与那种生活的接触中成长。”[4](p137)但是，事隔百余年后，哈佛第二十五任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 Bok，任期为1971-1991年，2006年6月任临时校长）发表了一本影响广泛的著作：《市场中的大学：高等教育的商业化》（2003年），认真地反思批判了包括哈佛在内的美国大学的商业化倾向。无独有偶，他的同事、曾于1995－2003年担任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院长的计算机科学家哈里·R·刘易斯（Harry R. Lewis）发表了专著《没有灵魂的卓越：一个伟大大学是如何忘记教育的》（2006年），针对哈佛从2002年开始的核心课程改革的困境，更加尖锐批评了哈佛进入21世纪后“丧失了目的”。在这样的语境中，诺顿时代所倡导的教育理念或许会得到新的阐释。
为了纪念诺顿，哈佛大学于1925年设立了诺顿诗歌教授（Norton Professorship of Poetry）。这一教席包括语言、音乐、美术和建筑中的“所有诗性表达”，也就是最广义的“诗”。这是美国最卓越的大学荣誉教授之一，许多著名艺术家获此殊荣，他们是：卢西诺·伯柔（Luciano Berio，1925－2003，意大利作曲家），伦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1918－1990，美国作家、钢琴家导演），哈罗德·布鲁姆伯恩(Harold Bloomborn，1930－，美国教授，文学与文化批评家)，矫吉·路易斯·博尔吉斯(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阿根廷作家)，约翰·米尔顿·凯奇(John Milton Cage，1912－1992，美国实验音乐家、作家和视觉艺术家)，卡洛斯·查维斯（Carlos Chávez，1899-1978，墨西哥作家、导演），阿伦·科普兰(Aaron Copland， 1900－1990，美国音乐家)，爱德华·埃斯特林·卡明斯(Edward Estlin Cummings，1894－1962，美国诗人、画家、剧作家)，阿姆伯托·艾柯伯恩 (Umberto Ecoborn，1932－，意大利史学家、哲学家、小说家)，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英国诗人、剧作家、文学批评家，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伯特·李·弗罗斯特(Robert Lee Frost，1874–1963，美国诗人)，迪姆·海伦·加德纳(Dame Helen Gardner，1908-1986，英国文学批评家)，保罗·亨德梅斯( Paul Hindemith, 1895–1963，德国作曲家、小提琴家、理论家)，罗杰·塞申斯( Roger Sessions， 1896-1985，美国音乐家)，利奥·斯坦伯格(Leo Steinberg，1920－，美国艺术史家)，弗兰克·菲利普·斯特拉(Frank Philip Stella，1936－，美国画家)，伊戈尔·费奥多诺维奇·斯特拉温斯基(Igor Fyodorovich Stravinsky，1882－1971，俄罗斯作曲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1905－1975，美国文学批评家)，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1897－1975，美国剧作家、小说家)。等等。最近，举世闻名的钢琴家、艺术家、芝加哥交响乐团指挥、以色列犹太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荣膺2006年度哈佛诺顿诗歌教授，并于本年春季开设了诺顿系列讲座（Norton Lectures）。从这一串名单里，我们可以感受诺顿久远而广泛的影响。
本文是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现当代中西艺术教育比较研究”子课题“哈佛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
[1](p3) Hiss, Priscilla and Fansler, Roberta. Research in fine arts in the colleges & universi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arnegie Corporation, 1934.
[2](pv)
[3](plix) Morison, Samuel Eliot, ed. The Development of Harvard University since the inauguration of President Eliot, 1869-1929, Cambridge, Mass.
[4](p19) Duffus, R. L.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
[5](p34-35
（刊载于《文艺美学研究》第四辑，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5-2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