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刘士林提出了“非主流美学”的学术视界，开始对他所认定的主流美学进行反思批判。在他新近出版的《澄明美学——非主流之观察》（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一书中，他从中国美学学术史角度，对美学的主流与非主流进行了一个划界，并论列了中国主流美学的主要逻辑问题和非主流美学的基本内涵。按照其有关论述，以中国式的文学/艺术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美学（实际上正是通常所说的艺术美学或文艺美学），被划分为“非主流”。这样一来，笔者这几年的学术思考及其最终成果《文心三角文艺美学——中国古代文心论的现代转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不知不觉中被划归于“非主流”之列。面对这样的学术遭遇，笔者反应如何？我想借此机会，对于这“同年同月生”的两本书进行一些反思，围绕两个问题，坦诚地谈一谈自己的感受、乃至作为学术研究底色的人生心态，以便为自己下一步的学术研究寻找一个新的基点。
一、文艺美学研究的学术史意义
综观整个中国学术史，佛教在华传播和西学输入是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百余年前开始而且至今势头强劲的西方学术输入，最明显的结果就是彻底打破传统经、史、子、集四部类，建立起众多的中国现代学科，以输入西方美学为开端的中国美学就是其中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相对于当时的美学与文艺学，几位中国学者又提出了文艺美学的主张，并认为它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争论文艺美学能否成为独立学科的声音20年后仍不绝于耳，理由主要集中在：它有没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或范围、独特的理论范畴、独特的研究方法等方面。否定者说“无”，而倡导者则尽力论证“有”。这样的学术争论，侧面流露出中国学者对于“学科”的理解。
我觉得，一个学科实际上意味着一种学术研究范式，一种知识生产机制或者说生产方式。任何学科都是从无到有的，学科的演化，实质上是研究范式或知识生产方式的演化。衡量一个学科存在根据的，最终是该学科的学术史意义：它为我们的学术史增添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质言之，它为人类生产了什么有价值的知识。
在西方语言中，学科和“纪律”是同一个词：discipline。正如当代法国哲学家福柯指出的，国家通过纪律化的职能进行干预：挑选、同质化、等级化和集中化；与此一致，学科对于知识生产执行着同样的权力：挑选真知识而排斥假知识、非知识，规范知识内容，划分知识等级，等等。这样，每种知识按照学科得到整理。中国的学科更加明确地体现出“纪律性”，因为学科体系是由国家权威部门发布而强制执行的，不容置疑地在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中进行贯彻。总之，学科无疑既是具有强大的生产力或创造力的诱导机制，同时又是具有强大约束性的“纪律模范”（disciplinary matrix,库恩语）。
作为文艺美学提出背景的当代美学和文艺学，其形象最像今天的“守纪律的好孩子”：背着一个大大的书包按时上学，里面放着必须读熟背死的几本教科书，大量的却是与所学课程内容关系莫明其妙的辅导材料；大部分的课外时间也都用在了没完没了的做作业上，充分显示了他们的勤奋好学，甚至连个电视剧也难得一看。少年天性中的童心、情趣，生命本来应该具有的乐章和华彩，在他们身上只能流露出依稀的踪迹。“哲学就是认识论”、“存在决定思维”这两个权威论断，构成当代美学与文艺学的哲学框架，于是，出现了一系列与之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相关命题：美是客观存在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美感就是对于美的认识或反映，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等等。这样的命题当然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价值，但是，这样的命题能够解释基本的艺术魅力和艺术感受吗？无论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多么窘迫，人们总是有接触艺术的机会，读小说、看大戏、听歌曲等，即使在偏僻的农村也办得到。为什么不反思自己的艺术感受，不去关心、思考艺术魅力呢？但是，这样的话题最容易突破阶级性而滑向普遍人性，在极左政治语境中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所以，艺术魅力和艺术感受被美学、文艺学的“学术纪律”排斥一边，就在情理之中。按照通常的（我本人不知根据是什么）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的三分法，“艺术魅力/感受”对应的应该是“艺术美”。用“魅力/感受”取代“美”决非简单地咬文嚼字，因为“美”在当时的学术语境中已经被客观实体化，许多学者认为，就像房子里有一把椅子、口袋里有一元钱一样，某些地方有一个“美”。而艺术的“魅力”则是在欣赏艺术的过程中“感受”到的，其明显的特点是“过程性”而不是“实体性”。如果说“魅力”表明了艺术存在的客观一面的话，那么，“感受”则表明了人欣赏艺术的主观性的一面。二者互为因果，共存共亡，所以我用“魅力/感受”来显示其一体性，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尽管文艺美学刚刚兴起的时候还没有学者进行如此明确地论述，但是，文艺美学既然将艺术活动中的审美感受、审美体验作为自己的学术旨趣、研究对象，它实质上已经用艺术“魅力/感受”打破了当时“美”论的铁的“纪律”，“艺术美”中的“美”已经初步丧失其通常的实体意义，而只具备修饰意义，也可以说从“名词”变成了“形容词”；与此同时，“审美活动”一词中的“审美”实际上也不再是什么“动宾词组”，意味着什么“对于美的观审、审视”；“审美”只不过是修饰“活动”的一个形容词，其根本功能在于将这种活动与其它各种活动，诸如种田、造机器、钉鞋子、打球等等区别开来。总之，从学术史角度来说，文艺美学的诞生改变了美学与文艺学的研究视野，打破了陈旧的美学观念、艺术观念，更新了研究对象和学术话语，新的学术命题开始产生。毫无疑问的是，新的对象、新的话语、新的理论命题，意味着产生了新的知识，我们不必过分地去追问：这新知识到底是美学、文艺学，还是文艺美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肯定文艺美学是一个“学科”：一个新知识的生产机制。
这里，我想提一提胡经之先生。原因在于，胡先生不仅是最早倡导文艺美学的学者之一，而且最早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学科中，另辟文艺美学专业方向，率先招收该专业的研究生。这无疑从国家学科体制角度为文艺美学争取了存在的合法性，在全国具有示范作用。目前，这些研究生中有不少已经成为学术栋梁，如王一川、王岳川等。另外，胡先生的学术研究实绩《文艺美学》也意义重大，是文艺美学这个学科最重要的知识产品之一。出于自己的求学经历和兴趣，我最重视的是它对于中国古代文论资源的充分吸收和发挥。与西方体系化的理论形态相比，中国古代文论的突出特点是不注重理论体系建设，通常针对特定文艺作品进行品评和鉴赏，这就是说，艺术魅力/感受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点内容。胡先生曾经提出，历代人对于审美活动、艺术活动这种特殊现象的认识历史，构成了一条“审美中轴线”；我则针对西方美学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这两大互相对立的趋势，借鉴当代学者“形而中者谓之心”（徐复观）、“形而中者谓之象”（庞朴）的说法，用“形而中学”来说明文艺美学的学科特性（“形而中”）和研究对象（“心象”）。《文心三角文艺美学》自觉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美学精神作为学术理念，以古代文论中潜在的“文心三角”为理论框架，自觉地探讨中国古代文论的精华——文心论的现代转化问题。“形而中学”、“文心三角”、“生生美学”等新提法，无一不是源自古代文论及其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美学精神。之所以要强调中国古代文论是因为意识到，它是观察、反思、突破西方美学缺陷，建立能够与西方美学平行对话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美学”所必不可少的理念和资源，是彻底改变百年中国美学只不过是“在中国的西方美学”尴尬局面的唯一途径。刘士林《澄明美学》明确区分“中国的美学研究”和“中国美学的研究”，正体现了同样的学术自觉；并且，他以自己长期的中国诗性文化研究作为基础，用比较完好地保存在中国诗性文化中的诗性智慧作为主导观念，进行了一场可以称为“用诗性智慧澄明美学理论”的学术探索，初步完成了中国传统诗性智慧现代转化工作，为新世纪的美学研究找到了一个极其坚实的新起点。而所有这些，都是在“主流美学”中难以见到的。比如，李泽厚先生在其美学思想发展建立过程中，曾写出《美的历程》、《中国美学史》、《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等学术名著，表明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美学具有过人的学术修养。但是，在他影响极大、处于中国美学主流地位的“实践美学”体系中，传统文化、美学资源竟然极其稀薄。如果不从主导观念方面寻找原因，我自己是难以理解这种现象的。李先生的例子也表明：面对无孔不入、摧枯拉朽的西方强势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处于“第三世界”的“非主流”地位。这与刘士林判定主流与非主流的标准完全一致。而这也从反面表明了：自觉吸收传统资源的文艺美学处于“非主流”的必然性。看来，我自己属于“非主流”，竟然是命中注定的。
二、纯粹美学的边缘化理论宿命
如果说“主流”意味着“中心”，那么，“非主流”就是“边缘”。属于非主流的美学理论，无疑是边缘化的美学。如何面对这种存在境遇？中国古代贤哲表达过“尽人事而乐天命”的人生观。我觉得，“乐天命”的前提是“尽人事”，它包括两方面：一是尽力理解自己的“天命”究竟何以如此，而不是盲目地仆伏在命运脚下。这是理性地学术研究的事业；二是理解之后持而“乐”之，近似“安居乐业”。所乐者并非“天命”，而是自己难以摆脱天命的学业。我希望自己追求的美学是纯粹美学——一种以诗意感悟、诗性智慧为根基，自觉清除掉任何非学术的杂质的美学。如何理解纯粹美学的边缘化命运？
我习惯于从“自然/文化”二元对立的角度去思考一切问题，其中当然包括美学、文艺美学。这一思想框架或者说哲学基础可以从简称为“文化哲学”，也不妨叫作文化人类学或哲理人类学。它无疑可以对应于中国传统的“天（自然）/人（文化）之辨”。司马迁表达过“究天人之际”的学术追求，邵雍则明确断言“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说明“天人之辨”是中国悠久的学术传统。刘士林《澄明美学》以“辨乎天人之际”作为结语，表达了继承这一学术传统的自觉性。在《文心三角文艺美学》的结尾部分，我说明自己的学术兴趣是从文艺美学跨入美学，并明确提出了“走向生生美学”的努力方向，初步介绍了“生生美学”构想。我现在所致力的美学研究，其思想基础依旧是文化哲学。我可以通过八个关键词来描述其基本思路和要点，并且显示出它的边缘化命运。
第一个关键词“自然”不用解释，也不能解释，所解释者已非自然。在自然的极其漫长的演化过程中，极其偶然地产生了一种动物，它们把自己叫作人。按照中国古代思想的说法，人是“天地之心”、“有心之器”，其突出特点是“心”。考虑到单字难成词，特别是古代思想经常将心与性放在一起探讨，所以我把它称为“心性”，以之作为第二个关键词，将人视为“心性动物”。心性具有种种功能，诸如感性、知性、理性、悟性（诗性智慧）、理智直观，等等；同时，心性还有种种成分，诸如无意识、欲望、情感、意志，等等。总之，心性极其复杂，甚至可以说幽暗难测。它是人区别于天地万物的基本特点，也是一切人类活动的前提与动力，于是有了作为人类活动结果的第三个关键词：“文化”，意指一切自然中本来没有的人造产品。按照价值观念，文化总体上可以区分为两部分：符合正面价值观的是第四个关键词“文明”，描述它的三个形容词是真、善、美；其反面是第五个关键词“文弊”，描述它的三个形容词是分别是假、恶、丑。“文弊”又作“文敝”，在中国古代颇为常用，大致上也是“文明”的反面，如当代新儒家人物牟宗三先生，就曾用“周文疲弊”指代“礼坏乐崩”这一先秦子学兴起的背景。在现代汉语常用词语中，诸如弊端、弊病、弊政、兴利除弊、弊绝风清等，使我们很容易领会文弊的含义。我将之改造为一个文化哲学概念，用意在于强调指出人类历史的阴暗、险恶乃至罪恶的一面。我们曾经见到过许多种以人类文明为题的论著，但至今未见有人写过一部旨在展示人类假、恶、丑历史的“文弊史”，好像人类从未有过罪恶、从未制造过灾难似的。古诗有言：“一将功成万骨枯”。人们似乎最容易注视着成功者的荣耀，又似乎最容易忘记种种荣耀掩盖的累累白骨、血汗和泪水。文明与文弊的共生性显示了一种“悖论”，我希望自己认真探讨文化悖论的内在机制。简单说来，心性中的对象化、主体化能力以及阴暗成分是其根源，人类置身其中的社会结构则是推动力量。个体在出生以后的社会化过程中发展出对象化、主体体化能力，同时也塑造出社会性欲望。于是我想到第六个关键词“社会迫力”，用来描述社会机器所产生的、客观存在的、对于个体具有强制性的无形力量。它如同巨大的漩涡，使个体不由自主地随波逐流，甚至被吞噬而彻底丧失自主性。当然它也有正面作用，比如激发人的创造潜能、升华心性；但它无疑是心性扭曲的强大动力。如果“文弊”就是“文化病”的话，那么从“文化病理”的角度来说，心性之恶是病根，社会迫力则是病因。《文心三角文艺美学》的结尾部分甚至提出美学就是“文化病理学”，表明我对于文弊的强烈关注。正是文弊的存在，“返朴归真”、“复古”、“复元古”等观念才能得到确切理解；非对象化、非主体化、非功利欲望、超越社会桎梏的审美活动，作为一种净化文弊的文明活动，其功能和意义也由此而得到彰显。
出于这种学术旨趣，我根据中国古代“正德利用厚生”的观念，特别是“天地之大德曰生”一语体现的“生生之德”，提出了“生生本体论”。它是古代贤哲出自对于人间苦难的反思和人类命运的关切，面对兼具生（成）杀（毁）二重性的自然力量，运用心性的价值定向能力所作的最高“价值玄设”——与逻辑经验、科学实证无缘的形而上学智慧。“生生本体”是既是宇宙万物生成的本源，又是文明创造的本源。因此，它是一般本体论和价值论的统一。以之为本体的美学就是“生生美学”，所以，“生生本体论”是第七个关键词。最后一个关键词是“普适伦理”（普世伦理）。普世伦理（the Universal Ethics）又译“普遍伦理”、“全球伦理”或“世界伦理”。有感于现代社会和现代人已经陷入了一场深刻的道德危机和生存危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一个“走向普遍伦理”和促成“世界伦理宣言”的运动方兴未艾，其中也包含对于生态环境、也就是天地万物的关怀。人类与天地万物共在一个世界上，甚至可以说，正是它们构成了人类生活世界的根基。所以“普世”也应该普及于它们，伦理也应该适应于它们。总之，“普适（世）伦理”既是适应于人类的“人伦”，又是适应于天地万物的“物伦”。在我目前所能够想到的所有思想学说之中，“生生”——化育生命、创造生命，或许是所有宗教、文化传统所最容易达成共识的价值观念，同时又是挽救人类毁灭命运的最佳价值观念，所以最适合用来作为“普适伦理”。
以上八个关键词就像幼童的积木元件，我希望自己像顽童一样，用它们摆弄出一个“生生美学八卦阵”。在这里，取消一些无聊的陈旧问题，重释一些有价值的古老问题，提出一些有学理根据的新问题。既然决心这么做，边缘化的命运就必须承担。原因在于：人的社会化是无法避免的，从人类自我意识产生的那天起，对象化、主体化的思维方式就愈演愈烈，社会欲望也在社会迫力（今天主要是资本主义逻辑）的巨大推动下日趋膨胀。过度知识化、伦理化的主流美学之所以能够占据“主流”，根本原因在于它与人类思维方式的演化以及社会演化方向相一致，特别是与近代以来对工具理性、科学认知的片面强化趋势相一致，而这一趋势正意味着诗性智慧的被压制、抛弃和遗忘；另一方面，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现代化工业大生产，在对有限的自然资源进行疯狂掠夺的同时，又以倾倒工业废弃物的方式破坏着生态、摧毁着自然，显露出血腥的“杀生”特征。因此，生生美学必然背逆天下大势，其边缘化命运是难以改变的。
一本叙述生命历程的书在结尾处写道：仰望苍天，我们的来处苍茫！我们的去处苍茫！这让人联想到李白的诗句：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在一片苍茫中，我希望自己学术跋涉的步伐能够尽量坚实些，尽力留下容易辨识的足迹。
200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