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透过歧义纷纭的城市定义，可以从城市与人类文化关系的角度为城市进行一个功能性界说：城市是人类在一定地理区域中、以雄厚的经济力量为基础而建造的、非农业异质性人口高度密集的文化生产、贮存和传播中心。城市和人类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一个应该引起重视的重要学术问题，西美尔、芝加哥学派、芒福德等学者对此都有相关研究，可以作为国内城市文化研究的基础。城市带的大量出现是20世纪城市发展的突出特点，以城市带为主要载体的城市文化模式已经成为当代主导性文化生产模式；因此，城市文化研究最有利于探索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和文明前景，从而为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提供人文学术参照。  

关键词：城市；文化；芒福德；城市带；城市文化  

The Cultural Function of City and The Study of City Culture

Cheng Xiangzhan

( Shandong University Center for 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 Jinan , 250100)

Abstract: By analysis of so many definitions of city, we can make a definition of 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culture and city: Located in some geographical area, created by human based on strong economic power, with great density of non-agricultural and heterogeneous population, city is the center of cultural creating, reserving and sprea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culture and c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cademic topic that has been researched by the West scholars, such as Simmel, Sociology of Chicago School and Mumford and so on, which can be taken as the basis of our further study. The emergence of metropolis i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characters of the urban history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 model of cultural production carried by metropolis has become the leading model of cotemporary cultural production. So, the various forms of cultures produced in them are the most significant exhibition of modernity,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urban culture i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inquire the direction and future of human culture, and to provide academic reference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City, Culture, Mumford, Megalopolis, Urban Culture

什么是城市？城市与人类文化的内在关系是什么？为什么要研究城市文化？本文通过分析几种流行的城市定义，着眼于城市与人类文化的密切联系，试图从文化功能角度为城市下一个定义；然后，初步介绍西方城市文化研究的历史情形，探讨当代城市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城市的本质与城市的文化功能    

给一个事物下定义有三种方式或角度：描述特性、说明功能和揭示本质。关于城市的定义，我们先看两个。西方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一个相对永久性的、高度组织起来的人口集中的地方，比城镇和村庄规模更大，也更重要。”1而中国学者编写的《中外城市知识辞典》的定义则是：“区别于乡村的一种相对永久性的大型聚落。是以非农业活动为主体，人口、经济、政治、文化高度集中的社会物质系统。”2这两个定义都注意到了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以及城市人口高度集中。第二个定义的“非农业”一词，让我们联想到的是中国明显的城乡差别，提醒我们中西国情不同，对于城市的理解肯定是各有千秋的。但是，我们觉得它们并没有完全揭示城市的本质。  

当代中国人无不熟悉《春天的故事》这首歌，它开头唱道：“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从1979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视察深圳、国务院下发“关于广东省设置深圳、珠海市的批复”文件开始，短短25年，深圳从一个海滨小渔村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五百万人口的现代城市。这在人类城市发展史上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有助于我们思考城市的本质、定义等一系列学术难题。它提醒我们：城市并非自然生成的，而是人类为了满足一定的需要而创造的。如西方的一句名言所说：“上帝创造世界，人类创造城市。”正是着眼于城市的本质，有学者提出：“城市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创造的人工环境。”3这个定义揭示了城市的人造本质，但是，还显得极其抽象、含混。反证是随意可以找出的：皇家园林、贵族庄园甚至农家小园，何尝不符合这个定义？然而，它们并非城市。  

在此，强调城市研究的历史意识是非常必要的。从时间上说，人类创造城市的历史已经有数千年；从空间分布上看，城市存在于各个大洲、各种不同的文化地域。上面提到的深圳只不过是当代城市的特例，历史上的情形要复杂许多。我们可以概括地讲：人类创造城市的目的或意图是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因素，诸如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等，都可能是人工造城的动力因；作为城市生活主体的城市人口，其数量和特性也变化不定。而城市又必须建立在一定的自然空间中，所以地理学对于城市也非常关注。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考察城市的起源、思考城市的本质、给城市下定义的时候，主要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人口、地理位置七种要素。概括地讲，这七种因素中的某几种往往综合在一起，共同促成了一座城市的产生和发展或衰落。如果从中西比较角度看，西方城市的宗教因素更突出一些，而中国城市的政治因素更重要一些；如果从古今对比的角度来说，传统城市的主要发展动力是政治、军事和文化，而现代城市的主要发展动力则是经济。  

在上述七个要素中，非农业的异质性人口稠密聚集是城市的基本特点之一。考虑到人口是最为容易量化的要素，它经常被用来作为界说城市的参照。比如，联合国为了进行国际性的对比调查，建议所有国家的人口普查和官方统计，把集中居住人口达20,000人以上的地方称为城市。但迄今为止，各国沿用的统计标准很不一样，从不足1，000人到20，000人以上不等。美国采用的数字是2,500人，而有些国家则根本不用人口数量作为标准。4人口数量之所以不足为凭，原因在于古今人口数量以及城市与非城市人口数量比例的巨大差异。试想，1，000以前，人口总数的规模根本无法与今天相比，那时由5,000人组成的一个聚居地肯定极其引人注目，或许是一个城市；而今天，相对于40多亿的人口总数，5,000人反倒微不足道了。因此，著名城市理论家芒福德明确提出反对说：“我们与人口统计学家们的意见相反，确定城市的因素是艺术、文化和政治目的，而不是居民数目。”5  

据西方学者考证，在埃及古代的象形文字中，城市被表述为一个圆形或椭圆形的圆圈，中间是一个十字，表示交叉的道路，而圆圈代表围墙或壕沟。 6这种说法可以从中国古代文献中得到印证。“城，郭也。都邑之地，筑此以资保障也。”《吕氏春秋》也说：“筑城以 卫 君，造郭以卫民。”这表明，城市最初的功能是军事防御。19世纪末，西方学者弗雷德里克·迈特兰重在对城市军事功用的分析，其本人也标榜自己的理论为“要塞理论”（the garrison theory）。迈特兰的理论经德国的库根（Keutgen）进一步发展为“城市军事论”（the military theory of the city），认为城市是应对紧急状态时供周边居民退守防御的据点。7漫长的城墙存在史极其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随着军事技术的现代发展，城墙的防御功能几乎丧失。特别是进入现代史以来，随着现代化浪潮的汹涌开展，城市发展的主导力量不再是军事、政治或宗教，而是强大的资本逻辑。世界范围内迅猛的城市化，特别是现代工业城市大规模地兴起，正是资本逻辑四处扩张、漫延的结果。在这种背景上，出现了美国芝加哥城市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R·E·帕克的城市界说。1916 年,帕克发表被称为“划时代之作”的论文《城市: 对于开展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几点意见》。帕克强调指出, 城市并不是许多个人的集合体,也不是各种社会设施的聚合体或各类民政机构的简单汇集,“城市，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换言之，城市绝非简单的物质现象，绝非简单的人工构筑物。城市已同其居民的各种重要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它是自然的产物, 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8他在文中郑重倡导, 必须加强城市研究, 深入研究它的具体组织, 它的各种职业和它的文化。他还提出，城市是根植于它的居民的风俗习惯之中的，因此, 城市既有物质的组织形式, 又有道德的组织形式, 这两种形式以其特有的方式互相作用, 互相影响, 互相调节。他认为, 由于城市有自身固有的生活秩序, 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它的物质结构和道德秩序, 所以必须有城市规划。从帕克的城市定义中，我们能够明显地体会出他对于城市文化的重视。  

极其具有意义的是，帕克在他这篇著名论文的“引言”部分，引用了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的一段话：“人类所有的伟大文化都是由城市产生的。第二代优秀人类，是擅长建造城市的动物。这就是世界史的实际标准，这个标准不同于人类史的标准；世界史就是人类的城市时代史。国家、政府、政治、宗教等等，无不是从人类生存的这一基本形式——城市——中发展起来并附着其上的。”9这段话概括了城市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表明城市和人类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似乎是西方学者早就注意到的重要问题。  

从文化角度研究城市的著名学者，还有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芒福德。刘易斯•芒福德在研究人类城市发展演化时，特别重视城市与人类文化的内在关系，也就是说，他非常重视城市文化研究。芒福德提出，人类最早的礼仪性汇聚地点就是城市发展的最初胚胎，这表明了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精神性。人类驯化野生动植物、驯化人类自身，与人类对于自然地形的驯化改造是同时并进的客观过程；而人类改造大地正是后来形成城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芒福德非常重视城市的文化功能。他形象地将城市比喻为“容器、传播者和流传者”。其论据是，城市的出现与象形文字、表意文字以及手书草字等这类永久性的记录方式的发生时期吻合，还与数的抽象概念以及口语词汇同期出现，也就是说，城市凭借象征性的书写符号，“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大社区边界的浓缩作用和贮存作用”；“一个城市的级别和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种功能发挥的程度”。他把“文化贮存，文化传播和交流，文化创造和发展”称为“城市的三项最基本功能”。10  

考虑到城市在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重要作用，西方学者甚至提出：“城市和文明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侧面。”11这样，综合以上各种理论学说（三种定义角度、七种主导因素），针对我们自己的学术意图，着眼于城市与人类文化的密切联系、特别是城市的文化功能，我们可以给城市（主要是当代城市）下一个侧重于功能的定义：  

城市是人类在一定地理区域中、以雄厚的经济力量为基础而建造的、非农业异质性人口高度密集的文化生产、贮存和传播中心。    

二、城市文化研究的历史情形与当代要求    

工业革命在西方发生后，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西方出现了城市化进程。而工业化、城市化又与现代化密不可分。学术研究一般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由于西方城市化、现代化起步早于我国，程度高于我国，西方学术界对于城市文化的研究，无论是从起步时间来说，还是从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来说，都为国内所远远不及。我们下面再做进一步介绍，以便我们国内的城市文化研究奠定一个初步的基础。  

西方的社会学主要起因之一是现代城市的兴起。因此，西方的著名社会学家几乎无不关心城市问题。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于1903年发表《都市与精神生活》一文。该文重在从都市入手讨论现代性，指出，都市高密度的刺激和高频率互动，造成了都市人特有的心理、体验结构和精神态度。人们工于计算，彼此交往用脑而非用心，态度漠然，与往昔村社亲密的人际关系形成鲜明对比。西美尔的学术意图在于揭示城市空间对城市人格的塑造及对城市人行为方式的影响。12    

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斯宾格勒用了整整三章来讨论“城市与民族”问题（第四、五、六章），他对于城市与文化之关系的概括上文已经引用。斯宾格勒的学术本意并不在于城市研究，帕克的学术成就主要被概括为“城市社会学”。其实，通过上文的介绍可知，帕克对于城市文化是非常重视的。以他为首的芝加哥社会学派从1915到1940年间风靡一时，影响深远。该学派另外一位代表人物沃斯，则直接从生活方式的角度研究了城市主义。其发表于1938年的《作为生活方式的都市化》开篇写道：“就像西文明的开端是由游牧民族定居于地中海盆地所标志的那样，人类现代文明开端的显著标志则是大都市的成长。”13    

我们这里想重点介绍一下芒福德。芒福德于1927年访问芝加哥，对于芝加哥社会学派相当熟悉。他于1938年发表《城市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一书，开始享誉世界。其最负盛名的是1961年出版的《历史上的城市》（中译本为《城市发展史》）。这两本书至今仍然被公认为属于全世界城市科学研究的经典著作。芒福德本人认为，《城市发展史》一书的内容可以替代《城市文化》一书中有限的历史叙述部分，《城市文化》最初四章中的内容就贯穿在《城市发展史》的18章中。14这样，我们完全有理由将《城市发展史》作为一本城市文化著作来研读。我们觉得如下两点值得重视：  

（一）城市文化与人类文明价值理想  

芒福德重视城市的文化功能，他还具有自己独特的功能观念。他认为，最重要的功能是对人类更高一级的生活有重要意义的那些功能。他说：“城市应当是一个爱的器官，而城市最好的经济模式应是关怀人和陶冶人。”历史上的城市，最早是一个神祗的家园，一个代表着永恒价值和显示神力的地方。芒福德将城市起源、发展、演化与宗教联系起来，主要学术目的大概在于论证人类文明发展中的“永恒价值”及其重要性：没有它，就没有人类城市文明，人类文化将成为无目的的盲目过程。因此，他综合了西方的宗教思想和目的论思想，提出了一句极其富有形而上学色彩的论断：“城市最终的任务是促进人们自觉地参加宇宙和历史的进程。”（P586）这使我们联想到中国古代的“参天地之化育”学说和冯友兰的“事天”境界。尽管我们可以不赞同芒福德的宗教思想；但是，城市研究必须依据于一个明确的思想主题，这无疑是任何一个研究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城市文化研究作为人文学术应有的品格。  

（二）城市的二重性与现代性反思  

芒福德对于科技进步的本质有着非常深刻地反思批判，对于现代城市带的弊端进行了深入分析。而这是通过他的“城市二重性”学说而展开的。他揭示了城市进化过程中那些最不幸的事件，提出在城市的诸多功能中，它始终发挥着 “容纳有组织的暴力，并传播战争”的作用（P50）从精神层面上来看，城市造成并传播了“一种无个性的集团化的人格结构”。（P51）这一结构从古到今都存在，其具体表现便是见诸各种人身上的病理现象。他的结论是：“城市，作为在文化传播中仅次于语言的一项最宝贵的集体性发明，从其产生之初便成了内部各种分裂势力的容器，被用于无休止的破坏活动和灭绝活动。”（P58）尽管指出了现代大城市文明的各种弊端和危机，芒福德本人并不绝望，其学术用心在于：“只有那种意识到这种危险的人才能把我们集体的力量引导到更有建设性的过程中去。”（P571）尽管我们国家的目前的主导趋势依然是城市化和现代化，但是，前瞻性的理论反思也是必要的。芒福德的上述学说无疑有助于我们反思现代性的两重性。  

20世纪城市发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城市带”（megalopolis，该术语来自希腊词汇，意思是“巨大城市”）的出现。《美国传统词典》对于该词的解释是：“由几个大城市及其郊区所组成的地区，这些城市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单一的城市复合体。”较早使用这个术语的是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Jean Gottmann，1915－1994），他于发表了《城市带：美国城市化的东北部海岸》（1961年）一书。从书名可知，作者所研究的是美国东北部海岸的城市群体，北起麻省（马萨诸塞州）的首府波士顿，南到美国首都华盛顿。从此，美国英语当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复合词BosWash，就是指这个城市带，又被称作波士顿－华盛顿走廊。根据戈特曼的研究，BosWash为整个美国提供了为数众多的基本服务，是一个巨大的功能性城市区域，就像一个社区习惯于从其市中心获得服务一样，它可以戏称为美国的“主干大街”。许多城市地理学家已经研究借鉴了城市带概念，不仅将之运用在美国，而且运用到全世界。比如，学者们发现，日本的东京－名古屋－大阪城市带就是一个城市合并带的典型代表。根据这种理论学说，我们当然可以找到其它的城市带，甚至在中国也能找到两到三个。如果我们考虑到BosWash在美国、乃至世界文化生产和传播方面的巨大影响，我们就会意识到城市带在当代城市文化中的重要功能。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与城市带相关的文化生产、文化传播方式，已经成为一种独具一格的文化生产模式。这种模式在整个当代文化生产中，无疑占据着主导地位。由此可见，城市文化研究就意味着当代主导文化生产模式的研究，其重要意义和发展前景是无庸置疑的。  

当然，我们有必要意识到城市文化研究的复杂性。在城市带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对于过度城市化带来的弊端的批判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与20世纪中期以来兴起的后现代“去中心”（Decentralization）思潮相应，8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城市主义”（New Urbanism），就是以矫正这些城市病为使命的理论。总之，当代都市群最为集中地体现了现代化，是抽象的“现代性”之具体化；因此，产生于其间的都市文化是现代性最为集中的展示，当代都市文化研究最有利于探索人类文化发展方向和文明前景，从而为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提供人文学术之参照。  

《人文杂志》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