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泱泱大国:诗歌如此,诗论亦然。《诗经》中一些表达“美”、“刺”之情的句子表明：诗歌与诗论几乎同时产生，同样地贯穿于中国历史长途，也同样的兴旺发达。在几乎无法数记的诗论术语范畴中，引人注目的有“滋味”、“神韵”、“意境”、“境界”等，其中尤以“滋味”最为渊远流长，以“境界”最受人推崇。但是内涵最独特，使用人最少，至今最为中国人忽略的一个范畴是“重量”。它的著作权似乎应属曹雪芹，但我们将之归属于《红楼梦》中的一个比较次要的人物：香菱。

《红楼梦》四十八回“滥情人情误思游艺，慕雅女雅集苦吟诗”后半回集中笔墨写香菱学诗，天才诗人林黛玉在给她上的第一堂课上讲：词句究竟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并总结出“不以词害意”的基本原理。理论终究是空洞抽象的，林诗人将《王摩诘全集》拿给香菱，让她细心揣摩透熟了。没想到几天之后，香菱便笑吟吟地送还王集，要换杜律，说林黛玉画红圈之处她已尽读了。林黛玉忙问：“可领略了些滋味没有？”香菱在林的鼓励下，发表了理应在中国古代诗学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议论：

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有的似乎无理，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这“白”、“青”两个字似也无理；想来，必得这两个字才形容的尽，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还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这“余”字和“上”字，难为他怎么想来！我们那年上京来，那日下晚便挽住船，岸上又没有人，只有几棵树，远远的几家人家做晚饭，那个烟竟是碧青，连云直上。谁知我昨日晚上读了这两句，倒像我又到了那个地方去了。

林黛玉张口便问“滋味”，是曹雪芹深受古典诗论“滋味”说影响的结果。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饮食文明之发达、之影响深广令人惊诧；《吕氏春秋》卷十四《本味》篇记载商汤贤臣伊尹，以“至味”纵论天下时政，总结“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不能喻”的体会，将“至味”上升为“天子之道”和“圣人之道”。“体大而虑周”的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化用了这一历史故事，用“伊挚不能言鼎”来说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的不可言传性。稍后的钟嵘以“滋味”专论诗歌，晚唐司空图进一步提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和“味外之旨”，宋代苏轼更有“酸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的论诗名句。曹雪芹在《红楼梦》开篇也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一传统无疑太强大了，以至林黛玉张口便问“滋味”。受此传统的影响，在理解香菱“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这一比喻时，很自然、很容易地滑向“文已尽而意无穷”、“余味悠长”的俗道。聪若曹雪芹、慧若林黛玉似乎无不束在这一惯性之中。这从原著中对香菱所举几个诗例的安排和林黛玉的问话可知。

曹雪芹将香菱“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一句评论系在“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之后，远不如专论“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两句更为恰切。我实在体会不出“白”和“青”二字对香菱何“重”之有，倒是“墟里”所“上”“孤烟”让人觉得沉重无比。那一丝丝轻飘飘的炊烟勾起了香菱对往事的回忆：“那年上京”、“那日下晚”所见。如果我们承认香菱的聪慧，便决不应该将香菱的回忆仅仅限制在村野人家的晚炊轻烟。如果这样狭隘，那将表明对香菱应有的最基本的同情的丧失：“那年上京来”如何而来？跟谁而来？上京之前又身系何地，流落何乡？当我们稍微上溯香菱上京的人生历程时，“沉重”的感觉便油然而生：一个未离怀抱的女孩被拐子偷走时的哭叫，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被拐子毒打恫吓时的凄厉，被“呆霸王”薛蟠强行霸占时的恐惧，生活在“呆霸王”身边的种种凌辱……贾雨村手下的小门子认出她时问起身世，她“被拐子打怕了不敢说”；“哄之再四”，她“又哭了”，只说“我不记得小时之事！”聪明的小门子据此一语便断定她是甄士隐丢失的女儿无疑。如果说香菱“不记得小时之事”尚可说通，但十二三岁被薛蟠占有后的事必定历历在心。这就是香菱阅读揣摩诗歌时的“前理解”，她的心灵“视域”。如果丢开这一层去看待香菱的一番话，必然看走了眼，产生误解。

满腹才学的林黛玉听完那番评论后掉开了书袋，翻出了陶渊明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香菱瞧了，点头叹赏，悟到“原来这‘上’字是从‘依依’两个字上化出来的”。此后香菱入了诗社，变得如薛宝钗评论的“越发弄成个呆子了”。香菱能不“呆头呆脑”吗？我们不难想象：深夜青灯之下，大观园里幽径之旁，香菱默诵“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时的心绪：炊烟依依恋墟，自己所依恋的父母、故乡何在？她一生都不清楚这一谜底。在夏金娃、薛蟠的凌辱下，很快病亡，最终只能“香魂返故乡”：

根并荷花一径香，平生遭际实堪伤。

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

香菱之魂真的能返回故乡吗？但愿如此！我总认为：大观园里所有女儿之中，香菱的身世遭遇最为悲惨，遭受的现实苦难最多，对人生苦难的感受最为沉重。她一生中最美好、最灿烂的时刻只有大观园中学诗吟诗的那一瞬间。真得感谢“冷郎君”柳湘莲的一顿胖揍，使薛蟠偶思游艺，让香菱获得了极为难得的短暂解放。在这自由的一瞬中，她的生命迸发了绚丽的光华。唯其是仅有的一瞬，才让人倍感惋惜，倍加沉重：如果不是现实的强大苦难，谁敢说香菱成不了真正的流芳千古的“诗翁”？！

中国传统文化曾被人视为一种“乐感文化”：乐山、乐水、乐风、乐花、乐雪、乐月，以至于“乐苦难”：用一种刻意求得平淡的手法，轻描淡抹，将人生审美化，将现实审美化，乃至将苦难审美化———恬淡超然中便没有了苦难，于是尽管有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杀人盈野，流血漂杵，但陶潜诗中除了极为偶然的“金刚怒目”外，津津乐道、又被后人津津乐道的绝大部分是“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式的“境界”。我曾在所阅读的一本陶诗研究著作上批下这么一句话：高情千古东篱句，柴杖乞食责众子！从苏轼开始人们乐道津津的是“高情千古”的一面，但都有意无意的抹去了陶潜“乞食责子”的苦难一面。陶潜在《归园田居五首》中提到他曾“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见到房屋成为一片废墟，便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殁无复余！”大概是死于战乱或天灾。且看陶潜对此事的评论：

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幻！

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既然“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是“大化”、“天命”至理，那么不管死于何因不都是一死吗？被无辜杀戮与自然垂老结局不是一样吗？于是还有什么苦难与幸福的分界呢？于是……于是之后便有了一种文化心态：一切都将被“审美”化，“重量”便永远与诗歌无缘，“几千斤重的橄榄”只成了“余味悠长”。多么的“含蓄无垠”啊！

二次大战期间，纳粹分子建立了不少集中营用来大批屠杀犹太人，其中奥斯维辛集中营是最为著名的一个。“著名”是以这样的事实为基础的：杀人最多，最为残酷。当代的西方思想著作中，已出现了“奥斯维辛以后”这一专门术语，用来反思这一人类历史上的空前劫难。其中德国哲学家阿多尔诺有句名言：奥斯维辛之后诗已不复存在。为了领略这句名言的内涵，我们最好神游一番奥斯维辛，一个幽静山野里的小村落：一名受带雪白手套的纳粹军官，用洁白如天使的双手向大群犹太人挥舞着：人民们，脱掉衣服走进那间宽敞的浴室吧，洗尽你们的一路风尘，便会获得新生！当人们拥满那宽敞的厅堂后，一只雪白的手指如蛇信般闪出，轻点一个红色的按钮。于是，浴人的煤气便欢畅地涌入。人们开始还觉得有些刺呛，像大口喝了水酒；但很快便张大鼻孔和嘴巴贪婪地吮吸那透明清澈之气……几台叉车隆隆开来，用它们那开山铺路挖土掘石的巨叉，挖土掘石一样叉起横七竖八的人体，填倒进标有“车间”的焚尸炉。炉火烈烈，轻烟便缓缓从高耸的烟囱升起，淡入青天，融于白云。从几百米开外回望这座小村（注意这个必要的观照距离），定然会有陶诗的意境出现：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只可惜香菱早逝，谁人解漯这“几千斤重”的依依墟烟？！套改司空图和王国维的原句，我们可以写下两则“新诗话”：

辨于重而后可以言诗。

诗以重量为最上。有重量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东方丛刊》199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