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由于年代久远，所用的语录体又很简要，加之历代一些注家的臆测附会，有些地方的阐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极须详辨。《论语•八佾》有这样一段文字：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后人从文艺理论的角度解释这段话时，一般把它看作集中体现儒家文艺思想的章节。因为“绘事后素”这条准则，已成为中华民族古典美学的特点之一。然而，我们今天在分析这段话时，仅此而止，未免有断章取义之嫌。这段话首先是从子夏问诗开始的，以孔子称赞子夏“可与言《诗》已矣”结束，是一则典型的诗话。文中还涉及到了“礼”这个儒家学说的核心。子夏在这段话中的第二个问题是“礼后乎？”遗憾的是孔子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用一句称赏的言词表示了看法，这就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的疑问。  

“礼后乎”大意是“是不是礼在后呢？”这里没有具体说明后于什么。朱熹《集注》认为是后于“忠信”，还有人说后于“仁”。这都是主观臆测。首先，这段文字根本没有涉及“忠信”或“仁”，古人作这样的解释，大概是基于对儒家思想的整体分析。但应该清楚的认识到，孔子首先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论语》一书中所载的大都是他和学生的对话，内容首先是教育方面的，即怎样正确的引导学生进行学习。孔子曾这样简明的概括出一个人的学习成长过程：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秦伯》）  

朱熹《集解》引包咸注曰：“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礼者所以立身。”“乐所以成性。”刘宝楠《论语正义》谓“学礼可以立身，立身即修身也。”还说：“学诗之后，即学礼，继乃学乐。盖诗即乐章，而乐随礼以行，礼立而后乐可用也。”  

通览《论语》，孔子说《诗》有十八处之多，并特别强调学诗的重要性，如《论语•阳货》，甚至认为“不学诗，无以言”。可见孔子非常重视《诗》在教育学生中的作用和地位。他所讲的“兴于诗”，即指用诗来引发学生的性情，启发他们那种尚处于蒙昧状态的心灵。但人的思想一旦被启动，其活跃性是无限的。“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其情遇……”（《船山遗书•诗绎》）好像是脱了缰的野马，没有任何制约，难免会有“淫”的危险。怎么办呢？为了既启发学生的思想，又不使之过分，使它符合中庸之道，孔子又提出“立于礼”来，用“礼”来制约学生被引发的性情。再看《论语•八佾》原文：“素以为绚兮。”这句话无从查考，可能是散佚了的诗句。它的意思却是很明了的，和“绘事后素”是同意语，即绘画的文后于白色的底板。孔子为什么用“绘事后素”来解释“素以为绚兮”呢？我们认为，孔子是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把那些尚未启蒙的学生的心理看作“素”，即一片洁白的底板；教育学生，引发学生，正是用彩笔在这块洁白的底板上描绘出各种各样的色彩，画出各种各样的图案。但这种描画又是有一定准则的，决不是海阔天空，信手涂鸦。因此孔子就用“礼”作为标准。因为“礼”可以集中体现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思想，具有强大的约束力，孔子就用它来制约那支描画的彩笔，在那片洁白无瑕的底板上，绘出符合中和之美的色彩和图案来。“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也。”（《阳货》）只有在“礼”的约束下，才能避免“夺”、“乱”、“覆”的发生。所以孔子对子夏提出的“礼后乎”这个问题大加赞赏，竟然惊呼道：“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好像是一种长久思索而突然达到豁然开朗境界的惊喜，解除了孔子的心头之病——被诗引发的性情与符合中和的矛盾。既然子夏已知道用“礼”来制约自己的性情，当然就可以放心的与他言《诗》了。再对照《论语•学而》一章，这个问题就会更加清楚：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很明显，“其斯之谓与”中的“斯”，指的是“贫而乐，富而好礼。”“贫而乐”，郑玄注曰：“乐为志于道，不以贫为忧苦。”这是孔子著名的“安贫乐道”的观点；“富而好礼”，大概是富则易侈，侈则为淫，还要用礼来制约。子贡所引用的两句诗见于《诗•卫风•淇奥》，用来比喻孔子说的意思是更进一层，精益求精。孔子听了他的问话，又说了一句基本上完全同于《论语•八佾》中的一句话：“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其原因是“告诸往而知来者。”“往”指的是《诗》，“来者”指的是“礼”，这仅从字面上就可以分析出来。结合上文，更是昭然若揭。“礼后乎”是说“礼”后于《诗》，而不是后于“忠信”或“仁”。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孔子很多情况下《诗》、“礼”并提，他的诗教是紧密结合着礼教的，礼教又是以诗教为开端的。诗歌和礼教的关系是引发与制约的关系，互相依赖，密不可分。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论说的《诗》的作用——“兴”、“观”、“群”、“怨”，也是个逐步加深的过程。“兴”同于“兴于诗”的“兴”，即朱熹所讲的“感发志意”，是对蒙昧心田的启发；然后可以调动主观能动性来“观”，即“观风俗之盛衰”（《集解》引郑玄注）；然后同志、朋友之间可以“群居相切磋”——“群”（《集解》引孔安国注）直至能比较清醒地分明是非，对那些不合于礼的东西提出批评——“怨”。要进行批评必须要有批评的标准，最稳妥的标准当然是“礼”了。并且“怨”还要做到“怨而不怒”，“怒”则为淫也是不符合中和准则的。清代袁枚在《再答李少鹤书》中论及“诗言志”时指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亦夫子余语及之，而夫子之志岂在是哉？”（《小仓山房尺牍》卷十）。可见，孔子倡言学生习诗，并不单单让学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是另有用意的，那就是借用《诗》这个“感发志意”的工具，使学生尽快“立于礼”——为他的礼教直接服务。  

孔子在他有限的论及文艺的言论中，特别强调文和道德的关系，明确提出了“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诗三百》是一部文学作品，但他却把它完全道德化了。《礼记•孔子闲居》推演孔子论及诗和道德的关系为：“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诗三百》在他那里，主要成了伦理道德修养的教科书。  

《孔子研究》199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