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著《中国古代叙事诗研究》的雏形，是在袁世硕先生指导下所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吴伟业与中国古代叙事诗》，于1995年5月通过答辩，有关情况刊载于《文学遗产》1995年第6期“博士新人谱”栏目。承蒙冯仲平师兄举荐，论文被列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中国诗学丛书”出版计划。根据丛书要求，我删除了论文的上篇“吴伟业的心路历程”约十万字，在下篇“中国古代叙事诗与吴诗”约十八万字的基础上，修改补充为《中国古代叙事诗研究》，于1996年10月交付出版社，1998年11月又根据书稿的审读意见略有修改。从1992年9月师从袁先生求学，到2002年11月拙著出版，前后历经十年。

由于拙著所属的 “中国诗学丛书”体例限制，当时无法请袁先生作序，我自己连个交待成书过程的后记或跋也没有写。学友觉得赤条条的挺奇怪，我也因无法表达对于袁先生教诲之恩的感激之情而遗憾。现在，借纪念袁先生执教50年学术研讨会之机补写这篇短文，主要介绍在袁先生教诲下自己的一点学习体会，以及拙著的存心立意，一则聊以弥补心中长存之遗憾，二则再次向袁先生以及各位师兄求教。

一

袁先生给王昕师妹和我先后开设了两门课，一门是“元明清文学史史料学”，另一门是“文学史方法论”。尽管我当时未必完全理解袁先生这样设计课程的道理，但是今天看来，其间大有深意。一般说来，中国文学史就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文学的历史；作为一门学科，它既有历史学的属性，又有文学的属性。如何处理好历史性和文学性，是这门学科健康发展的关键。我们可以先从历史角度来看。

与世界各民族相比，中华民族的历史意识之强烈可谓首屈一指，所谓的二十四“正史”以及大量的史论著作，让其他民族望尘莫及。与此相联，中国历史史料之丰富，经常让人望洋兴叹。总之，漫长的历史过程，浩如烟海的史料，使历史研究殊为艰难。这还是问题的表层，历史研究所面对的真正困难还不在这里，而在于如何处理好“三层历史”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把历史区分为三层。第一层可以称为“客观历史”，指客观历史过程本身。就像一个人生存一天，就有一天的生命历程一样；一个民族繁衍生息一天，就有其客观的生存发展过程。第二层是“文本历史”，指的是客观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历史文本，包括一切历史遗存物，如纸上文献、地下文献、历史文物等等，亦即常说的史料。应该承认，并非所有的客观历史过程都会留下遗物。历史活动纷繁复杂的过程，各色人等微妙幽暗的行为动机和潜意识，事件前因后果中的偶然因素等等，往往无法从历史文本上体现出来。如果再加上种种原因导致的史料大量散失与毁坏，相对于客观历史的整体而言，后世所能看到的史料只不过是整体历史的诸多“碎片”。这就意味着，文本历史已经是客观历史大大简化的结果，绝对不可能是客观历史本身。二者之间的距离究竟有多么大，往往超出一般想象。尽管如此，考虑到客观历史只可预设而不可接触，作为历史“碎片”的史料就成了治史的头等大事。完全可以说，没有史料，就没有史学。史料之搜求、考订、解释，成为一切历史学科最为基础性的工作。轻视史料，无异于轻视史学。不专门治史者，往往容易产生这种常识性的错误。最后一层是“书写历史”，指的是某个时代的某个治史者所撰写的历史。尽管我们说文本历史相对于客观历史已经大大简化，但是，相对于任何一个时间、精力都极其有限的治史者来说，有限的历史文本又变成了无限丰富的文献海洋。“读尽天下书”只不过是文人的豪情壮志而已，并且时代越居后，读完全部史料就越不可能。同时，也是更加重要的是，书写历史绝对不能等同于史料长编，而是治史者在特定动机、特定认识限定下的重新叙述，借用当代叙事学的理论，就是一种删繁就简式的“叙事”。因此，第三层的书写历史必然是第二层文本历史的又一次大大简化。经过了两道“简化”工序，供人阅读和评判的书写历史与客观历史的关系，就成了史学理论或者历史哲学的主题之一。

如果我们把“文学史”理解为“文学的历史”，那么它就是与经济史、军事史、思想史、民俗史等各体历史相并列的一种历史，是整体历史的一部分。上述对于历史的理解，同样适合于文学史。如何理解和把握文学史的两道“简化”工序，是反思和把握文学史学科特性的基本问题。所以，当代有学者倡导成立与文学史并列的“文学史学”，用以强化学科反思和学科建设的自觉性。这涉及到由表及里两个层面：一是史料。文学史史料只不过是全部史料中的一部分，唐诗、宋词在一般历史学家的工作中，完全可以当作唐宋时期的民俗史料。文学史要从一般意义上的史料当中选取一部分来“当作”文学来研究，就像在一个大圆中划出一个小圆。但是，如何划这个小圆，意味着如何确定文学史的研究范围与研究对象，其实质关系到“什么是文学”的问题。而这就不是历史学能够解决得了的，它要靠一定的文学观念来指导。二是对于史料的解析，也就是要解析一个文学史料的产生过程和艺术特色两方面，它涉及到“怎样写”和“怎样读”两个理论问题。而这同样不是一般历史学所能回答的。由于工作需要，我从1997年开始曾经为本科生连续上过四遍 “文学概论”这门基础课，曾将其基本问题归结为“什么是文学”（文学本质论）、“怎样写文学”（文学创作论）和“怎样读文学”（文学接受论）三个。出于这样的背景，我一直认为文学史和文学理论密不可分。当袁先生给我们讲授文学史方法论的时候，我就把课程的实质理解为文学理论，并尝试着根据康德哲学“概念使对象成为可能”这一主导思想，写了一篇关于文学史方法论的习作。袁先生过目后没有批评我这样写，只是说“这样的文章不好发表”。我自知习作生硬而粗浅，不成熟自然在情理之中。

我们不妨引述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来做些补充。这是本具有世界范围影响的名著，至今已经有七种以上的外语译本。我将其中译本和英语原著对照着读了一些。它开篇第一章就讲“文学和文学研究”，然后讲文学的本质、作用；第四章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其目的在于确定“对文学作系统、整体研究的可能性”。在英语原著中，关键词“文学理论”有两种表示方式，一为 theory of literature，另一为 literary theory。书名用的是前者，表达的是“对文学作系统、整体研究”，著者明确指出它包括“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史的理论”，显然是广义的文学理论；而后者则指“对文学的原理、文学的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类问题的研究”，也就是与文学史相对的、狭义的“文学理论”。中译本都笼统地翻译为“文学理论”（1），使读者难以区别。我觉得著者所说的“文学研究”与广义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非常接近，又不容易导致误解和歧义，因此，我很喜欢“文学研究”这个术语。文学研究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侧重于从历史角度进行研究的不妨称为“文学史”，而侧重于从逻辑思辨角度进行抽象思考的，则是常说的“文学理论”（狭义的）。二者只不过是侧重点的不同，而不是本质的差异。这些思考，都是在袁先生所开设的那两门课程启发下得来的。

二

　　我之所以喜欢“文学研究”这个术语，还有更加重要的深层原因。谁都不会否认进行文学史研究就是在搞文学研究；但是，未必每一部号称文学史研究的著作，都敢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就是在进行真正的“文学研究”。20世纪末期，曾经兴起过一阵“重写文学史”的呼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以前的不少文学史研究，历史成份过重，而艺术分析明显不足；也就是说，当时一般用“文学的历史”这个偏正词组来看待“文学史”，其中心词是“历史”而不是“文学”。这必然导致一定程度的历史有余而文学不足，并未真正把文学史上出现的作品当作文学来研究。一定要明确的是，这里涉及到历史研究和文学研究两大学科，我丝毫无意涉及两者价值的大小高低。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二者各有其价值，完全平等。这里所思考的是如何让文学史更加名副其实的问题。

　　在构思论文初期，我想遵循南开大学罗宗强先生的文人心态研究的路数，以吴伟业为切入点探讨明清士人心态，于是到1993年12月左右，草成了“吴伟业的心路历程”约十万字，在明末清初激烈的党争漩涡中，以三次出仕和归隐为主干，叙述了吴伟业一生的心态历程。我请袁先生过目，袁先生说“我看可以成立”。这时候，我面临着继续扩大现有成果还是改弦更张的选择困窘。困窘来自阅读史料过程中的切身感受。我自己绝无博闻强记的本领，身体素质中等偏下，实在没有足够的体力钻进浩繁的史料；这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在阅读吴伟业三厚本全集和清初史料的时候，心头不时产生厌倦和反感。且不说大量的丝毫没有文学价值的俗滥之作，单单是那种琐碎、阴暗乃至卑鄙的文人心理，实在让我透不过气来。好像是鲁迅先生曾经打过一个比喻，大意说烂泥塘可能很深，但深得阴暗污浊；山间小溪可能很浅，但浅得清澈。我自认是个直性子的人，宁可做那浅浅溪流，活得透明而欢畅些。我苦苦地思索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要把自己的青春岁月花费在吴伟业乃至阮大铖之流身上？答案似乎很简单：相对于文学史而言，如果不是他们的文学创作有可观之处，他们实在不值得如此费心劳神。我们当然不能因人废文，但也不宜因重视历史文献而抬高一般俗滥之作的艺术价值。于是我顿时下定决心，将注意力转向了吴伟业的代表性作品叙事诗上，下篇“中国古代叙事诗与吴诗”由此而定。这已经是1994年年初的事了。

　　写什么确定了，应该怎么写？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叙事诗尽管相对薄弱，但要认真梳理历代作品也绝非易事，当时也没有见到中国古代叙事史之类的著作，我似乎可以这么做。但是，经过一、两个月对于理论著作的阅读和思考，“叙事”一词使我决定借鉴当代西方叙事学理论，走艺术分析的学术路子，突出文学之为文学的“文学性”。此时，真正的困难来临了。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处理好西方理论与中国古代文学史料的关系。

　　当代西方叙事学得力于结构主义哲学的启发，主要以西方叙事文学作品为例，提出了一系列的复杂概念，初读时眼花缭乱，晦涩难懂。我意识到中国古代叙事诗既无结构主义的哲学背景，又远远不如西方叙事作品复杂，弄不好极容易流于生搬硬套，除了落下笑柄之外，不会有任何积极价值。我联想到少年时期读到的一个智力故事，大意说人们习惯于将苹果从顶端到尾部切为两半，殊不知如果从中间将之拦腰切为两节，就会发现苹果核竟然可以构成一个优美而完整的五星形状。我试着这样切过，这次又想到拦腰切断的做法，何不将一首叙事诗横向切开呢？于是，我的思路集中在叙事要素分析上，总结出任何叙事作品，必然有意旨、结构、视点和人物这些基本要素，这无疑是中国古代叙事诗与西方叙事作品的共性。接下来，论文的理论框架便产生了：意旨、结构、视点和人物等基本要素成为前几章的标题，而能够显示中国古代叙事诗特殊性的“诗体”（论文中称为“话语”）成为最后一章的标题。从先秦到近代的所有叙事诗都被放在了这个解剖平台上，是谓“横断”；每一个要素以及诗体又都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可以非常充分有力地显示出叙事诗演化的轨迹，诗人的成就大小不证自明，是谓“纵贯”。总之，“横断纵贯”成为我的研究方法。20世纪八十年代，大量西方理论涌入中国，甚至出现了“方法论年”（1986年），似乎西方新方法就是点石成金的神指。但是，时过境迁，并没有见到多少成效显著的论著出现。究其原因，在于没有真正理解方法论的实质。严格说来，批评的方法只不过是批评对象的“类似物”，研究方法是由研究对象决定的。我认为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在西方相关理论的启示下、结合研究对象而归纳出来的，自然符合研究对象。

顺着这样的思路匆匆赶路，短暂的三年学制使我不得不草草收尾。论文答辩过程中，袁先生作为导师的评阅意见，诸位参加评阅或评审的学界前辈提出的修改意见，都使我深受启发和鼓舞。我用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对论文进行了较大修改，之后交给出版社。出版社于1997年底反馈的审读意见，建议我改写成中国古代叙事诗史。我拈量了几天，横下心来宁可不出版，也拒绝写成一般的历史。恰巧，我有幸读到戴燕先生反思文学史学科的一篇论文。针对将文学史理解为“文学的历史”这种常识，论文提出了文学史研究的是“历史上的文学”这一新的命题（2）。我很兴奋，因为这一提法绝不是一般的咬文嚼字，其中心词由已往的“历史”变成了“文学”，而将历史置于相对次要的背景位置，正符合我的学术追求。于是，我有针对地修改了“引言”，将自己的立意予以明确，并直接引用了戴燕论文的观点，表明我追求一种“文学研究”，而这种追求在学术界已经引起重视。出版社没有再提修改意见，剩下的只是等待。

古人曾经说过“十年磨一剑”，那剑一定是把难得的良器。而我这本前后磨蹭了十年的书能否有一点存在价值，自己实在没有多大信心。不要说对于整个人类历史长河，就是对于我现在所工作的山东大学中文系而言，我这十年真的是不足挂齿，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对于只有唯一一次生命的个体存在来说，这十年是我完成学业、成家立业的十年。本书的构思、写作、修改出版过程，实际上就是我在袁先生教诲、关怀之下，由青春年少而人近中年的生命历程。人生能有几个十年！所以，我珍惜这十年岁月，特别是它留给我的美好记忆。

（200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