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美学：生态学与美学的合法联结 ——兼答伯林特先生
程相占
摘要：生态美学将其研究对象界定为生态审美，表明它并没有像伯林特批评的那样忽视了审美问题。生 态美学是生态学与美学两个不同学科有机联结的美学，其合法性根据在于将二者联结起来的六种合法途径：第 一，生态学所揭示的生态危机及其催生的生态意识，催生了美学思想主题的生态转型与生态美学的出现；第 二，生态学提供的生态知识对于审美体验有着巨大影响，甚至能够根本改变审美对象与审美体验；第三，生态 学改变了人们的伦理观念，催生了生态伦理学，而生态伦理观念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塑造了新的审美体 验；第四，生态学所揭示的生态价值，引导欣赏者从生态健康出发去看待事物的审美价值，在价值序列中将生 态价值置于审美价值之前，从而引发了生态美学对于审美破坏力的反思与批判；第五，生态学的核心关键词生 态系统揭示了人的本性是生态存在，生命的本体是生态系统的生生特性与能力，从而为生态美学构建提供了新 的本体论基石即生态本体论；第六，生态学确立的“有机体—环境关系”研究范式超越了现代哲学的心灵一元 论研究思路，启发生态美学将其研究框架构想为“身体—心灵—环境”三元合一模式。综合上述六点可以断 言，生态美学即基于生态学的美学，符合生态美学研究模式的环境美学可以视为生态美学的一部分。
关键词：生态美学 生态审美 伯林特 有机体—环境关系范式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生态审美的基本要点与生态审美教育研究” （13AZW004）；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环境美学与美学的改造”（11JJD750014）
正文：在新世纪的国际美学理论图景中，生态美学无疑是引 人注目的一个亮点。作为生态美学构建的参与者之一，笔 者秉持“全球共同问题，国际通行话语”的学术准则，努力改变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方式或曰知识生产方式，力图 通过国际同行之间的学术交流来构建生态美学。 在这个过程中，笔者既得到了国际学者的热情鼓励，比如说，加拿大学者艾伦 · 卡尔森（Allen Carlson）在其 为《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撰写的“环境美学”词条 2015 年版中论及笔者的生态美学，其参考文献列举了笔者与三位美国学者合著的《生态美学与生态规划设计》 一书，并特别列举了笔者所负责的两章1，这是中国生态美学首次被写入国际权威辞书。与此同时，笔者也受到了国际学者的尖锐批判，比如说，美国学者阿诺德 · 伯林特（Arnold Berleant）于 2016 年撰写《生态美学的几点问题》2一文，全面质疑了笔者生态美学的理论思路与核心要点。
笔者与伯林特初识于 1993 年，2006 年以来保持频繁的学术通信，2008年邀请伯林特参与笔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生态美学的理论构建与实践运用”， 2013年共同出版了该项目的最终成果中英文对照版《生 态美学与生态评估及规划》3。笔者负责撰写该书的序言、 第一章和第三章，伯林特则撰写了本书的第二章。伯林特这次批评笔者的主要依据就是这本书，特别是其第三章 “论生态审美的四个要点”。
对于笔者来说，国际著名学者的鼓励固然重要，但有理有据的批评更有价值，因为只有从学理上回应对方的严厉批评，才能进一步发展与完善生态美学，最终将之建构成经得起国际学术界严格考验的新型审美理论。根据笔者的判断，伯林特批评生态美学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生态学既不能作为美学研究的模型，也无法与美学研究有效地联结起来；第二，以他与卡尔森为代表的环境美学已经比较成熟，没有必要构建与环境美学并行的生态美学。 因此，生态美学能否成立，关键要看它能否回答如下两个问题：第一，生态学与美学如何联结？第二，生态美学究竟如何区别于环境美学？究其实质而言，第二个问题依然是第一个问题的合理延伸，因为只要我们充分地解释了生态学与美学的合法联结，就表明它已经超越了紧紧围绕“环境审美”与“环境价值”而展开的环境美学。因此， 笔者对于伯林特之批评的回应主要围绕第一个问题展开， 希望借此机会将我们的学术讨论引向深入。
生态美学是否偏离了美学
顾名思义，“生态美学”就是“生态的美学”或者 “生态学的美学”。因此，讨论生态美学必然遇到的一个前提问题是：将生态学与美学联结在一起是否合法？伯林特首先质疑的就是这个问题。
伯林特指出，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对美学的一个重要影响是运用某些特定的科学理论来解释审美现象。他并不简单地反对这种做法，但同时指出，一旦试图将审美纳入某一科学模型而偏离了审美体验时，这种努力就误入歧途了，因为“这些尝试所蕴含的危险在于，试图通过某种形式的科学认知模型或范式来约束或解释审美的独特力量”。伯林特明确提出，他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倡导对科学在美学中的运用加以限定，质疑其作为具有普适性的诠释模型的大一统地位”；“对把进化论理论和生态学理论应用到自然美学的做法加以限定，因为这一做法已经使得美学变成了进化论或生态学的一个分支”。究其实质而言， 伯林特质疑的问题是“生态学在社会和人文科学领域的适用性”，他坚持美学研究应该将审美体验放在首要地位，不同意用生态学这样的科学理论来解释审美现象。从这种学术立场出发，伯林特含蓄地批评笔者的生态美学研究是误入歧途。
坦诚地讲，伯林特的这一质疑也是国内批评生态美学的学者们共同的疑问。这里需要依次辩解的问题如下：第一，生态美学是否将审美体验放在了美学研究的首要地位？第二，如果生态美学并没有忽视审美的独特力量，那么，它是如何借助生态学展开美学论述的？第三，将生态学作为美学研究的新范式是否合理可行？
作为一个术语，“生态美学”的中心词无疑是“美学”而不是“生态学”，也就是说，生态美学必须是“美学”而不是“生态学”，笔者对此非常清楚。与此同时，生态美学作为美学，必须将审美问题而不是生态问题的研究放在首位。这不仅是伯林特的立场，笔者所构建的生态美学其实也正是这样做的。国内外研究生态美学的学者不少，不同学者对于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有着不同的理解，笔者明确将之限定为“生态审美”，笔者的《论生态审美的四个要点》一章对此进行了详尽地说明4，伯林特应该比较清楚，读者单从标题就可以明白笔者的落脚点之所在，这里无需重复。
坦诚地讲，笔者将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概括为“生态审美”受到了环境美学的启发。环境美学的学术出发点是超越艺术哲学，其着眼点是对于艺术之外的所有事物的审美欣赏，其中主要是对于自然或曰自然环境的审美欣赏。 因此，环境美学的关键问题就是有别于“艺术审美”的 “环境审美”。为了回答如何欣赏环境这个问题，环境美学家们提出了一系列的审美模式，诸如卡尔森的环境模式、 伯林特的参与模式，最终都是为了解决环境审美问题。
环境美学清醒地意识到环境区别于艺术品的各种特性，在解释“怎样欣赏环境？”这个核心问题时涉及生态学等自然科学，认为生态学所提供的科学知识有助于环境审美。这无疑是正确的。笔者看到了环境美学的这种生态取向，进一步在生态批评的启发下追问了如下问题：生态知识有助于环境审美吗？能否借助生态学知识去欣赏艺术？ 1978 年正式出现的生态批评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生态批评最初被界定为生态学与文学的结合，很多生态批 评论著大量借鉴了生态知识。这就意味着，生态知识的引入，必然改变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欣赏乃至艺术创作。就艺术批评而言，除了文学意义上的生态批评之外，生态电影批评、生态绘画批评也已经出现；就艺术作品而言，生态文学、生态影视、生态绘画等也层出不穷。那么，美学研究如何面对这些新的艺术批评与艺术样式呢？如果美学也应该从审美的角度研究这些问题，这种美学的名称应该是什么呢？显然不是环境美学，因为环境美学从其出发点 开始就是对于艺术品与艺术哲学的超越。因此，笔者构想的生态美学既包括对于环境的审美欣赏，也包括对于艺术的审美欣赏，与传统美学的区别在于是否借助生态知识与生态伦理，其深层底蕴在于人类中心主义还是生态整体主义。现代美学比如康德美学既研究自然审美又研究艺术审美，但它显然没有涉及生态知识与生态伦理，其深层底蕴是高扬人类主体性而不是生态系统整体观。生态美学是在生态学的影响日益扩大的情况下，伴随着生态伦理学的兴 起而产生的一种美学新形态，其核心是借助生态知识与生态伦理来进行审美欣赏，无论审美欣赏的对象是艺术品还是各种环境。简言之，笔者在构建生态美学过程中，从一开始就将“审美”问题而不是“生态”问题置于美学研究的核心或者说首要位置，比如，笔者 2015 年发表的《论生态美学的美学观与研究对象》一文提出了一种以“审美”为核心的美学模式，即“审美能力—审美可供性—审美体验”三元模式，尝试着以之为框架构建以“生态审美”为研究对象的生态美学5。这些事实表明，担心“生 态美学”成为忽视审美问题的“生态学”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由于伯林特无法阅读汉语文献，因而无法完全把握笔者生态美学的新进展，他的误解情有可原。
生态美学如何借助生态学而展开美学论述
生态美学毕竟是与“生态”问题密切相关的美学，那么，它究竟怎样与生态学发生关联呢？换言之，美学与生态学的内在关联究竟何在？笔者认为首先可以概括为如下五点。
第一，生态学对于各种人文学科的最大冲击之处在于，它以科学的方式揭示了严重威胁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危机，如何拯救生态危机成为所有学科都无法回避的严峻问题，美学当然也不例外。简言之，生态美学就是在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整体背景下展开的美学新思考、新探索。如果没有生态学所揭示的生态危机及其催生的生态意识，就不可能有生态美学的产生。
第二，生态学提供了大量的生态知识，这些知识对于我们的审美体验有着巨大的影响，甚至能够根本改变我们的审美对象与审美体验。比如，一个科学知识丰富的生态学家对于一片风景的审美欣赏，很多地方不同于那些毫无生态知识的一般欣赏者：生态学家能够感受到特定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感受到生态系统中各个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能够发现那些不为一般欣赏者注意的审美现象。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包括《沙乡年鉴》的作者利奥波德、《寂静的春天》的作者卡逊等，他们都是以生态学家的身份进行文学创作的，精湛的生态学造诣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审美观念、审美体验和审美表达。环境美学家卡尔森特别重视生态学知识在自然审美欣赏活动中的重要性，他将自己的环境美学立场概括为“认知立场”，以区别于伯林特的 “交融立场”，从而形成了环境美学领域“双峰并峙”的格局。卡尔森与伯林特之间进行过许多学术争论，伯林特批评笔者追随了卡尔森的“审美认知主义”，其实只不过是二人学术论争的继续。伯林特尽管多处批评康德，但他在这里却坚持了康德对于审美与认识的明确区分，甚至认为审美与认识无关。这不仅是对于康德的误解，而且是对于审美活动实际情况的无视。康德只不过是通过对比审美判断与认知判断（或曰逻辑判断）的差异来说明审美判断的特点，他丝毫没有否定审美与认知的关系；而在我们的实际审美活动中，根本无法排除知识的存在，笔者无法想象对于一个一无所知的对象，我们如何能够进行审美欣赏。 就像卡尔森多次论述过的那样，知识（包括生态学知识）不但为我们“恰当的”审美欣赏提供了基础，而且能够增强或丰富我们的审美体验。正因为特别重视生态学知识的重要性，卡尔森甚至认为自己的环境美学可以部分地称为“生态美学”，或曰“环境美学框架中的生态美学”6。
第三，生态学改变了人们的伦理观念，催生了生态伦理学（又称环境伦理学），而生态伦理观念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塑造了新型的审美体验。究其实质而言，伦理是对于他者的态度与准则，是对于“我该做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传统伦理学的“他者”主要指“他人”，协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此相应，生态伦理学的核心要点是扩展伦理共同体的范围和边界，将“他者”的范围从人扩展到地球共同体及其所有成员并关怀其健康，从而改变了人类对于人类之外其他事物的态度和准则：从占有与掠夺到尊重与关怀。这种转变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审美偏好和对于审美对象的选择，使得那些极少、甚至从未出现在现代审美活动之中的对象，诸如荒野、湿地、蚂蟥、 麋鹿尸体等，开始成为能够带来丰富审美体验的审美对象。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两位著名环境伦理学家罗尔斯顿和考利克特：前者曾经详尽讨论过对于荒野的审美体验， 甚至提出过“生态美学” （ecological aesthetics）[1] ；后者则曾经描述自己访问沼泽时被蚊虫叮咬皮肤的经历，认为这种体验尽管不太令人愉悦，但“总是从审美上令人满足”[2]——这是传统审美观念根本无法解释的审美现象。 笔者觉得，两位生态伦理学名家所讨论的审美体验，就是受到生态伦理观念根本影响的生态审美体验，这方面的理论成果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简言之，生态意识、生态知识 与生态伦理都会对人们的审美体验发生重要影响，这促使我们从生态视野出发重新思考知识、伦理道德与审美体验的关系，是生态美学应该深入探讨的核心问题。
第四，生态学所揭示的生态价值引导欣赏者从生态健康的角度出发去看待事物的审美价值，在价值序列中将生态价值置于审美价值之前，从而引发了生态美学对于“审美破坏力”的反思与批判。与动物只能根据本能行事不同， 人类通常根据价值观而行动。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人们的价值观往往是各种价值观的综合体，这些价值观之间并不总是完全一致，事物的不同价值之间也往往发生冲突。 审美体验与价值的问题是审美理论的核心问题，同样是生态美学的关键问题。伯林特就此提出了一个严正质疑：生态价值与审美价值何者优先？他批评笔者赋予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以无以伦比的重要性，他认为，这些的确是生态系统评价中的重要考量因素，“但它们与知觉毫不相干”，所以，他认为笔者“所接受的影响是生态和伦理的价值观，而不是审美的价值观”，“在强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为生态价值原则时，好像已经完全忽略了审美”。
针对伯林特的上述批评，笔者觉得有必要厘清事物的各种价值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简单来说，事物总是包含各种价值，比如，著名生态伦理学家罗尔斯顿就提出，自然具有供养生命价值、经济价值、休闲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基因多样性价值、历史价值、文化象征价值、 性格塑造价值、多样性统一价值、稳定性与自发性价值、 辩证价值、生命价值、宗教价值等 [3]。笔者这里想提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当生态价值与审美价值发生冲突时，二者之中何者应该优先考虑？在缺少生态价值参照的情况下，传统美学毫不犹豫地将优先权赋予给了审美价值，似乎审美价值具有无可争辩的合法性。但是，生态美学研究者发现了审美价值并非天然合理，比如说，森林的游客可能偏爱整洁而希望清除森林中的枯枝与落叶，但从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来说，这些枯枝与落叶却至关重要。那么，游客所要面对的尖锐问题就是：坚持自己的审美偏好，还是尊重森林的生态健康并改变自己的审美习惯？这个问题 可以借助当前流行的减肥时尚来分析：身体健康与时尚之美，究竟哪个更重要？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 人类不同文明形态中都出现过畸形的审美偏好，比如，中国古代文人对于所谓的“三寸金莲”的偏好，龚自珍《病梅馆记》所尖锐批判的病态审美偏好。生态美学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从生态审美的角度，一方面严厉批判忽视生态健康的传统审美偏好，另一方面努力揭示被纳入资本运行逻辑的所谓的“审美价值”的严重破坏力，比如，对于自然美的欣赏所导致的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那些所谓的“海景房”“湖景房”与“山景房”，哪一个不是那些利欲熏心的房地产开发商的谋利工具？简言之，笔者认为， 因为追求审美价值而形成的“审美破坏力”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审美价值必须在生态价值的引导下重新评价。这绝不意味着笔者忽视审美价值，而是意味着深入反思并重新定位审美价值。
第五，生态学的核心关键词“生态系统”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生态系统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必须依赖其他事物而存在或生存，处于食物链顶端的物种必须依赖处于低端的物种，而处于低端的物种则无须依赖处于高端的物种。 这个基本事实表明，人类这一自命不凡的物种必须依赖其他所谓的“低级的”物种才能生存，比如，为人类提供蔬菜的各种植物，为人类提供肉食的各种动物，而这些物种却根本不需要人类为之提供任何东西——恰恰相反，如果没有人类的干预和掠夺，它们能够生存得更好。因此，生态学向人类揭示的基本事实是，所谓的人类的存在或生存，必然是、也只能是“生态存在”——依赖生态系统的存在。曾繁仁先生借鉴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治学而将其生态美学称为“生态存在论美学”，关键原因正在于此。笔者这里愿意做更进一步地发挥：如果我们从“本源”的意义上来理解“本体”这个歧义丛生的概念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尝试提出“生态本体”这个比“生态存在”更进一步 的概念。所谓“生态本体”是指，生态系统是任何生命存在的本源或本根——如果没有正常运行的（也就是健康 的）生态系统，生命就根本不可能产生，即使偶然产生了也不可能存在，遑论发展。简言之，笔者这里尝试提出的 “生态本体”概念就是构建生态美学的本体论基础，用于取得古今中西哲学史上出现的各种本体论，诸如自然本体论、神学本体论、道德本体论、历史本体论、情感本体论 等7。这无疑是生态学与美学的深层关联。
将生态学作为美学研究的 新范式是否合理
除了上述五点外，生态学与美学的关联途径还有第六种，也就是在生态学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构建新的美学研究范式。这是生态学与美学最深层、最重要的关联，也是为目前学术界忽略的一点，应该单独拿出来进行讨论。
伯林特是一位著述丰富的学者，他对于生态学在社会和人文科学领域的适用性有过严肃而深入的思考，甚至讨论过“审美生态学”。比如，他的《审美生态学与城市环境》一文提出，生态学已经从其原来的生物学意义扩大为解释人类及其文化环境关系的概念，这种转变已经形成了另外一场科学革命，其重要性堪与哥白尼革命相提并论。[4] 然而，颇为令人费解的是，他在批评笔者的这篇文章中似乎放弃了自己早先的观点，不同意用生态学这样的科学理论来解释审美现象。
笔者这里提出的观点与伯林特的看法正好相反。众所周知，生态学这个术语的希腊文是Oikologie，它由希腊语“家”（oikos）和“学问”（logos）组成，因此，从字面上来说，生态学就是“关于家的学问”，它所关注的就是生物在其家园中的生活。作为一门自然科学，生态学本来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 · 海克尔（Ernst Haeckel）于 1866 年首次提出了生态学定义， 将之界定为研究“有机体与其环境之关系”的科学。这个定义包括如下三个关键词：有机体、环境、关系。我们不妨以野兔为例来理解生态学的研究方法。按照传统的研究方法，要研究野兔，就要把野兔捉住关进实验室，将野兔麻醉后放在手术台上进行解剖，从而了解野兔的各种生理结构，诸如骨骼、内脏、血液循环，等等。这种研究方法固然有其价值，但是，实验室并非野兔本来的生存环境， 手术台上被解剖的野兔并不是活生生的生命体，因此， 通过实验室解剖所得到的野兔知识，对于我们认识野兔非常有限。要想真正地认识野兔的本来生命状态，就必须到野兔的真实生存环境之中，去观察活生生的野兔如何觅食、如何筑巢、如何躲避敌害、如何繁衍生息，等等。这就意味着，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就是把野兔当作活生生的有机体，研究它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因此，相对于传统的实验室研究方法，生态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具有革命性意义。
研究方法背后隐含的是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某一个学科之所以被称为“生态的”，诸如生态人类学、生态社会学、生态心理学，等等，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学科的研究思路与框架就是“有机体与其环境之关系”。各种以人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之所以可以借鉴生态学的研究范式，根本原因在于人这种物种归根结蒂也是一种“有机体”，也像其他各种有机体一样，与其生存环境时时刻刻发生着血肉联系，比如，能量与信息交换。正是在借鉴生态学的研究思路与框架的基础上，芬兰学者贾伟图（Timo Järvilehto）于 1998 年提出了“有机体—环境系统 （Organism-Environment System）”理论。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在任何功能性意义上，有机体与环境都是无法分离的，二者只能形成一个一元系统。有机体没有环境就无法存在，而环境只有在与有机体相连的情况下才具有描述属性。我们尽管为了各种实践目的而将有机体与环境分离， 但这种常识性的起点却在心理学理论中造成了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有机体与环境的分离根本无法作为科学地探索人类行为的基础。“有机体—环境系统”理论引导我们重新解释很多研究领域的基本问题，避免将精神现象还原为神经活动或生物活动，避免将各种精神功能之间的分离。根据这一理论，心理活动是整个有机体—环境系统的 活动，传统心理学概念仅仅描述了这个系统组织的不同方面。因此，心理活动不能与神经系统相分离，但神经系统仅仅是有机体—环境系统的一部分 [5]。简言之，在“有机体—环境系统”中研究人类的心理活动，就是区别于传统心理学的“生态心理学”。
其实，早在这位芬兰学者之前，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詹姆斯· 吉布森（James Jerome Gibson）就深入研究了“生态知觉理论”，其代表作就是出版于 1979 年的《视知觉的生态立场》，其核心要点是：视觉并不始于静态的视网膜阵列，而是始于移动于视觉信息丰富的环境之中的有机体。正因为吉布森既强调知觉者的移动的功能，又强调知觉者与其所处环境的整合，他的生态知觉理论被视为新兴的“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理论的一个例证。国际美学界对于具身认知理论及其与美学理论的关系了解不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情。笔者曾经从身体美学的角度论述过“身体化的审美活动”，认为它是完整的身体美学图景的第三个层面，传统美学理论中的关键词特别是审美主体、审美体验等，都应该增加一个修饰语“身体化的”[6]。所谓“身体化的”，是三年前笔者对于英文单词embodied 的翻译，现在觉得将之翻译为“具身的”更加恰切。
将审美活动与审美体验理解为“具身的审美活动”与“具身的审美体验”，不仅是对于西方现代身心二元论哲学与美学的重大突破，而且也是将美学理论研究导向生态学框架的初步尝试。我们都知道，以笛卡尔与康德为代表的近代哲学家，都特别突出心灵的功能与地位，同时贬低身体的功能与价值，甚至将之视为欲望和罪恶的根源。心灵没有广延，不占据任何空间，也不需要直接与环境进行能量交换。所以，很多近现代哲学流派都表现为突出心灵能 动性的主体哲学，也就是仅仅关注心灵的一元论哲学。针对这种哲学思路和倾向，20 世纪很多哲学家开始重新思考身心关系，严厉地批判了现代心灵一元论哲学的缺陷，深入研究了身体敏锐的感知功能，身体与心灵活动密不可分的关系，身体为人的生存奠基的根本地位，等等，法国哲学家梅洛 - 庞蒂的身体知觉现象学可以作为这方面研究的突出代表。这就把心灵一元论的现代哲学改造为身心有 机统一的二元论哲学。
在此基础上，笔者这里尝试着参照生态学研究范式而提出“身—心—境”三元合一的新型研究模式，其前提是对人所做的如下界定：人是身体与心灵相连、处于特定环境之中的有机体，也就是身体、心灵、环境三元融为一体的独特物种。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么，任何人文学科在对人进行研究的时候，都不能忽视“身—心—境”三元中的任何一元。从当今国际美学前沿领域来看，这一研究模式贯通了环境美学、身体美学与生态美学，三种美学 最终统一为坚持“人—环境系统”这个基本框架的生态美学。这就意味着，环境美学可以视为生态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生态美学除了研究对于各种环境的生态审美欣赏之外，还研究各种生态艺术所表达的生态审美观念——而环境美学的逻辑起点就是对于艺术欣赏的批判与排除。这就从研究范围的角度，清晰地区分了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异同。伯林特站在自己环境美学的立场上批评生态美学的合法性，其前提应该是辨析二者的异同。
生态美学自 1972 年正式诞生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外两个学术群体的质疑乃至否定。一个群体是环境美学的研究者，其核心质疑是：相对于环境美学而言，生态美学提出并论证了哪些独特问题呢？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在环境美学之外另起炉灶构建生态美学，就是一种多余之举， 乃至误导之举。另外一个群体是那些遵循美学研究的传统思路进行科研的学者，他们的核心质疑是：美学就是美学，在“美学”之前添加一个修饰语“生态的”或“生态 学的”，其合法性根据何在？这个问题其实也就是追问： 美学何以是“生态的”或“生态学的”？
客观地说，来自这两方面的质疑都是合理而有力的， 因为到目前为止，倡导并从事生态美学研究的中外学者， 并没有圆满地解答这两个问题。这固然是生态美学尚未成熟的表现，同时也是生态美学走向成熟的契机——如果生态美学能够切实地回应这两方面的质疑，那么，生态美学的说服力就会大大增强。伯林特对于笔者的批评，促使笔者严肃地面对并努力回答这些问题。
生态学作为一门科学，不仅包含一系列概念与观念，而且包含独特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以是否借鉴生态学的概念、观念与方法为标准，可以将整个美学学科划分为生态美学与非生态美学；而根据从生态学所借鉴的内容之层次，又可以将生态美学划分为表层生态美学与深层生态美学。表层生态美学将生态学的概念及其所启发的思想观念引用到美学研究中，提出并论证了一系列为非生态美学所忽略的审美问题，是生态美学的初期形态；与此相应， 深层生态美学则重在借鉴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尝试在“有机体—环境”系统这一生态学研究框架中，反思和批判现代美学的哲学路径及其理论话语的根本缺陷，重新探讨人类审美活动的特性，创造新的理论话语与关键词来描述和解释审美活动，以对于生态审美体验的理论阐释为核心而构建生态美学，从而彻底反思并改造此前的非生态美学。 生态美学要走向深入与成熟，必须从现有的表层研究尽快进入深层研究。这是笔者回应伯林特之批评的最大收获， 也是笔者进一步完善生态美学的努力方向。
注释：
1.参见Carlson，Allen，"Environmental Aesthetics"，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Spring 2015 Edition）， Edward N. Zalta（ed.），URL = <http://plato.stanford.edu/ archives/spr2015/entries/environmental-aesthetics/>。
2.参见阿诺德· 伯林特《：生态美学的几点问题》，《东岳论丛》2016 年第4 期。本文所引用伯林特的话都出自这 篇文章，不再一一注明。2015 年 10 月，山东大学文艺美 学研究中心主办了“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的空间”国际研 讨会，此文就是伯林特先生应邀提交的会议论文。
3. 4.参见程相占、阿诺德 · 伯林特、保罗 · 戈比斯特、王 昕晧《：生态美学与生态评估及规划》 （中英文对照版），河 南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5. 参见程相占：《论生态美学的美学观与研究对象——兼 论李泽厚美学观及其美学模式的缺陷》，《天津社会科学》 2015 年第 1 期。
6. 参见 Carlson，Allen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stern Ecoaesthetics and Western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forthcoming. 该文认真细致地讨论了中国生态美学的理论思路和贡献，甚至在笔者所论述的“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之关系”五种立场的基础上，提出了二者关系的第六种立场，即“借鉴生态美学发展环境美学”，表明卡尔森对于中国生态美学有着高度的重视和评价。
7. 参见陈炎：《形而上的诱惑与本体论的危机——兼论康德、牟宗三、李泽厚的得失》，《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15 年第 5 期。
参考文献：
[1] Rolston，Holmes，III. “From Beauty to Duty ：Aesthetics of Nature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in ArnoldBerleant，ed. Environment and the Arts: Perspectives on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Aldershot ：Ashgate，2002 ：139.
[2] Callicott，J. Baird. “The Land Aesthetic” . Environmental Review. 1983（7） .
[3] MacKinnon，Barbara. Ethics: Theory and Contemporary Issues.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68-376.
[4] 阿诺德· 伯林特，程相占译. 审美生态学与城市环 境 . 学术月刊，2008 （3） .
[5] Järvilehto，Timo. “The theory of the organismenvironment system ：I. Description of the theory”Integrative Physiologic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 1998 ：33 （4） .
[6] 程相占 .论身体美学的三个层面 .文艺理论研究，2011 （6）
源发刊物：学术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