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意识与语境关注
——读《现代性与民族性：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双重追求》
凌晨光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这是一本厚重的书。厚重，并非因其篇幅长大，也不仅言其内容丰繁，主要指由它内蕴的思想力度和理论品性的深致专注而给予读者的总体感受。
在印刷文本充斥市场、各类书籍铺陈于前的今天，若要一本50多万字的大书能够吸引读者的眼光、激励读者的兴趣、进而让他读后有所收获和心得，非有其鲜明的特色和丰厚的蕴含而不能为。谭好哲、任传霞、韩书堂所著《现代性与民族性：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双重追求》，就是这样一本书。该书是由博士生导师、山
全书以近5万字的长篇绪论开篇，将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双重追求作为中国现代文论建设的立足点和生长点，对文学理论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生成语境、现代性与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视野、现代化进程与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民族性、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关系等问题作出了深入的思考和阐发。这篇颇有分量的绪论有力地凸现了全书的立意、思路与理论构架，为下面具体研究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与民族性问题打下了坚实牢固的理论根基。绪论之后分为四编：第一编具体考察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的历史进程，在对中国文论现代性的动力机制以及理论追求的合法性问题作了理论考辨之后，以“启蒙方案”、“救亡方案”、“新启蒙方案”三个历史分段将百多年来中国文论现代化的行进轨迹重笔描摹一番。第二编论述的重点是中国现代文论民族性的历史形态，用“初始形态”、“成长形态”、“汰变形态”、“重建形态”四个阶段，为中国文论自改良维新的视角直到当代全球化视野观照下的文论民族性问题作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论述。第三、四两编立足于反思与重构，以马克思主义辩证统一的观念为指导，对中国文论的现代性、民族性及其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而且具有理论原创性的思考。其中，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作者在对论题进行反思重构过程中体现出的理论思辨力度和问题设计的能力。比如在绪论中明确概括出的“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构成的四个维度”、“中国文学理论民族性文论的三个问题视阈”等，在这两编里得到了充分的展开，进一步显示了该书的原创性与启发意义。
问题意识和语境关注为该书的思想力度和理论品性定下了强劲深沉的基调。任何一门理论学科都由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所支撑和架构，学科发展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历史。新旧问题的交替与更迭、生成与解决构成了理论发展变化的主线。因此，问题意识对于学术发展是必需的，是学术理论向前推进的内在动力因素。作者在这种清醒的问题意识的烛照下敏锐地抓住了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民族性关系问题，找到了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与建设的主要突破口，即突破传统的单薄的个案研究与简单化的历史研究模式，代之以一种既能把握文论的总体特征，又能解析文论的内在特质的，更具探索性与创新性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作者力图在认识历史与思考现实、微观探讨与宏观把握、描述阐释与反思重构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动态平衡，以体现其理论研究的生成能力。总览全书，可以说作者的这种愿望和努力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实绩，从而显示出本书的一大特点：立意高远、思考深邃。
应该说，民族性与现代性问题，在中国文学界以及文学理论界，一直是引人关注的热门话题。改革开放以来“新诗潮”、“乡土文学”、“新写实主义”、“现代新小说”等都无法回避文学创作上的民族化与现代化问题，而民族性与现代性问题更是同时期文学理论反复思考和讨论的问题，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民族性与现代性两者的关系并没有被理清，不少研究者似乎是习惯性地把民族性与现代性作为对立的两种理论追求，于是出现了两种理论上的偏差，或者把民族性等同于传统性，视民族性追求为回归传统的被动抗御姿态；或者是将现代性理解为对西方现代文论的全盘吸纳，以至无视中国文论的时代与文化特质。在这种情况下，该书作者在中国文论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理论研究中所体现出的语境关注，就显示了独特而充分的理论价值。
语境原是一个语言学术语，它指话语行为发生时的超语言背景。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要想确定话语的真正含义，必须将话语置于其实际发生的环境中去考察和研究，也就是说，语境的差异与变化必然造成话语构成和意义内涵的差异与变化。作者将这种对语境的关注贯穿于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中，立足于中国文学理论的特异性，反对将生成于西方的文学现代性理论言说视为权威经典，着力避免通过简单重复西方学者的观点以轻易解释中国文学理论问题的学术幼稚化倾向。于是，关注中国文学理论自身的现代性，从与西方现代性理论的比较中把握其内在的特殊性，就成为作者自觉的理论追求。在这种理论追求的引领下，中国文化与中国文论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便进入了研究视野的中心地带。在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关系中观照中国文论，其理论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作者指出：现代性与民族性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进程中的一体两面，二者不是对立并列关系，而是互为表里的关系。这种一体化研究发掘出现代化视野中民族性的新特质和民族性视野中现代化的特殊性，获得了面向现实和未来的精神取向和动力。现代性是中国一百多年来文学理论从文学的本质观念到理论体系建设的价值追求，而民族性则帮助人们认识中外文论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学理论生成与发展的外部资源和内在动力机制，是自我文化身份的保证。
作者紧扣一体化研究这一主题，对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历史进程和历史形态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梳理和分析，现代性产生发展的各个重要阶段及民族性成长变化的各种主要形态因此而呈现出鲜明清晰的条理脉络。梁启超、胡适、鲁迅、毛泽东等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理论家思想家在中国现代文化及文论的宏大基业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得以进一步彰显。而更具理论价值的是，作者在历史阐释的基础上做出了颇具启发意义的理论反思与重构，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对两个理论概念的引入与思考上。这两个概念是“传统性”和“世界性”，它们分别与“现代性”和“民族性”概念有着复杂的理论纠葛，可以说，理清这几个概念间的关系，无疑是对作者理论功力的一种验证，然而就该书而言，比起概念界定和概念间关系梳理更加重要的是，新概念的引入体现了作者从时空维度上介入诸概念的理论创新意识。比如，作者认为，传统是历史的产物，在时间的维度上它是过去积淀下来的东西，但当我们将传统置于眼前，试图利用和改造它时，传统就似乎变成了可供我们观察和使用的空间性的东西。这种时间性传统的空间化，是传统得以现代化的前提。（第17页）同样在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上，也能看到这种时空转换意识的表现，作者指出，在以往的中国文论研究中，人们通常是用一维的历时性时间尺度评价和认识民族性和现代性问题，而现在，我们把民族性与世界性共时地置于新世纪现代文论的建构目标之下，这应该说是对以往研究心态与思路的一个根本性的超越和转换。（第644页）在这种一体化研究思路和时空转换式研究方法的引导下，经过缜密而慎重的论证该书给出了一个开放性的颇有启发意义的研究结论。
该书结论本身就带有现代性与民族性一体化思维的理论标记。这一点体现于任何一个多少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内涵的人都不会感到陌生的概念上，这个概念就是“中和”。“中”与“和”在中国古代文人那里，自有其“不偏不倚”、“各类相聚”之义，然而该书作者将“中和”引申为一种文化精神取向，它存在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的现代性与民族性一体化思维之中：“民族性保证了现代性的方向，那就是民族文化的生存、发展和强大这一实用性目标，也就是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及其强化。民族性规定了中国学术现代性的精神内涵，那就是立足于古今中外文化错综复杂的文化语境的中和精神。这种中和精神表现为文化创造中古今贯通、中外融汇的路向，也就是新近一段时间内成为学界共识的综合创新取向。”（第49页）原本是中国古代哲学概念的“中和”，在现代理论的语境下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于是“中和”便与现代文论中的几个重要概念“对话理论”、“交往理性”、“主体间性”、“意义多元”等建立起了对应和关联，进而为中国现代文论建设的中外融通、古今对话、功利与审美统一、自律与他律和谐的理想境界提供了学理上的依据。作者借助文化人类学中的自我理论以及现代哲学中的交流理论，推出了一个在“主体间性”、“文本间性”基础上创造性转换出的新概念“民族间性”，指出现代文论的世界性是定义在民族间性基础上的，即在世界文论的视野中规定自己的内涵。“强调学术进步的价值追求，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理论间的平等、对话与共存关系，是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的精神实质所在。”（第23页）
现代性与民族性，这是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双重追求，它使理论研究远远抛离了书斋里的文章学问，而转为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生存处境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切身体察与深沉思考。这种立足本土，面向世界的双重叩问，是孕育具有时代气息和思想力度的理论成果的土壤与根基。作者对之体会弥深，言之切切，读来令人深思。
（《现代性与民族性：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双重追求》，谭好哲、任传霞、韩书堂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4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