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好像一种新的以太，使地球上一切民族、一切国家都不得不浸泡其中，都不得不缓慢而又深刻地打上全球化的烙印。我们已经生活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过去如此广袤的地球，如今变成了一个村庄。我们日常使用的物品，可能来自地球的另一端；我们日常使用的词汇，可能来自另一个遥远的民族；我们得以安身立命的信仰，可能来自另一种完全异质的文化。总的来看，全球化凭借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把人类历史推向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轨道，各个领域、民族、国家、文化，都摆脱了原始的孤立发展道路，在日益加深的交往和不断上演的冲突之中接受着全球化的审判。

毋庸置疑，全球化的主要方面是经济全球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全面深入发展，出现了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高涨。目前学界一般认为，全球化现象起源于十五世纪，那时的欧洲正处于文艺复兴时期，逐步上升的资产阶级借复兴古代文化之名，为即将到来的近代欧洲作意识形态上的准备。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这一发现把印第安土著文明跟已经处于近代边缘的欧洲文明联络在了一起，标志着全球化的真正开始。十六世纪以来，资产阶级为了攫取最大利润，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本扩张，在此基础上，才导致了资产阶级不但在欧洲国家推行资本主义政治、文化，而且在世界其它国家推行资本主义政治、文化，这又势必造成以欧美为代表的现代性文化与其它非现代性文化之间的冲突。这构成了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主线。由此可见，全球化的直接动因在经济方面，对全球化的产生和发展要从经济方面作出把握，但全球化本身又必然要涉及到文化方面，涉及到各种非现代性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存在和发展问题，因此对全球化的把握还应从意识形态层面的文化方面展开。

中华文化是人类历史上从未中断过的文化，研究它在全球化时代的命运，对人类未来社会未来的发展、对未来的文化形态建构，都具有不可比拟的意义。

一

原始人类的大迁徙，使人类得以分布在世界各个角落，在相对隔绝的条件下，各地的人们独立发展着自己的族群和文化。随着生产能力的逐步增加，人们的活动范围也逐步增大，就陆地而言，人们可以建立起洲际通道（如丝绸之路），就海洋而言，人们的航海技术的提高，可以使跨洋航行成为可能（1492年哥伦布，1498年达伽玛，1519-1522年麦哲伦），这就为各个民族、各种文化之间的交往提供了可能性。

事实上，各民族、各文化之间交往现象很早就发生了，比如埃及人和希腊人，比如犹太人和罗马人，比如阿拉伯文化和欧洲中世纪文化，但是这种交往并不能作为全球化的表现。古代和中世纪的文化交往，只能作为文化衍生过程中的局部现象存在，埃及文明影响了希腊人，但并不足以改变全世界，希伯来文化影响了罗马帝国，但并没有把世界希伯来化，阿拉伯文明影响了中世纪欧洲，但并没有使欧洲变成中亚。但是，当历史发展到了近代，文化之间的交往终于使全球化成为现实。究其原因，全球化首先是一种经济现象，它根植于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全球化才有可能产生。

十六世纪以来，近代科学的发展使欧洲走出了漫长的中世纪，资产阶级试图以“自由、平等、博爱”为目标建立“理性国家”，在理性精神照耀下的科学和民主成为近代欧洲的基本主题，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欧洲的生产力水平以及它所代表的现代性文化已经大踏步地超越了所有其它文化，率先进入了近代。“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力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这样的生产力水平，使近代资产阶级国家能够保证在其它民族、其它国家现实地复现自己，于是，“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像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站在二十一世纪的入口处回首以往的世纪，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中叶对资产阶级的描述精确地体现在近代以来的全球化过程当中，尽管这个过程相当复杂曲折，有时是以和平竞争的方式表现出来，有时则以武力战争的方式表现出来，但是，这个过程毕竟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由此可见，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全球化一旦产生，又为生产力的发展拓展了全球空间，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可以推断，全球化在未来的发展依然具有不可阻挡的趋势，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全球化现象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入。

二

全球化从产生以来，就作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外在表现而存在，所以，主导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决定性因素，不在于文明是否悠久，文化是否深厚，而在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否先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二十世纪以来美国文化何以能成为世界标准。如果从十五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算起，全球化现象至今已经存在了500多年了，这500多年间，以欧美为主的西方社会占据了全球化发展的支配地位，其它民族、其它国家则成了全球化要处理的对象。

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在物质力量上居于支配地位的民族、国家，在精神力量上也居于支配地位，以欧美为主的西方现代性文化借助于全球化的力量，占据了世界文化结构中的核心地带，其它文化形态相对而言成为边缘或半边缘文化。

马克思在1857年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中曾经有这样一种观点，即，在人类历史上，“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古代中国属于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应该属于早熟的儿童。文化的早熟使得中华民族在直觉的基础上很早就建立起了完善的宇宙解释体系（如“周易”），并且把农业文明推向了登峰造极的高度，所以，在古代，在中世纪，中华文化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前现代文化。但早熟的儿童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因为过早的成功而容易盲目自大、目空一切，进而不思进取，因循保守。当西方文化经过文艺复兴，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在数学、观察、实验的基础上建立起近代经典科学体系时，当笛卡尔、培根已经建立起近代思维方法时，中华文化还在封建主义泥潭里不能自拔。这直接埋下了全球化时代中华文化由核心堕入边缘的祸根。

甲午战争的失败摧毁了“中体西用”的美梦，摆在国人面前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要想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全球化时代生存和发展，中华文化必须全面实现其现代性，自此以后，中国社会一切有意义、有价值的变化都是围绕着建立现代性的中华文化而发生的。

现代性的根本标志是理性主义基础上的科学与民主，科学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无论是追求自然的客观规律，还是“人为自然立法”（康德），科学确立了人在自然面前的主体地位；民主解决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民主的诞生，终结了封建等级制度，确立了社会中每一个公民的平等地位及其相应的权利和义务。而科学与民主，又都以近代欧洲的理性主义世界观为前提。这些要素的整合，便构成了近代社会的基础。

中华文化延续了几千年，没有自然而然地走向近代，究其原因，尽管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以至于十九世纪初，中国人的世界观还停留在中世纪（参见何兆武《中西文化交流史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但归根到底还在于中华文化自身的原因。中华文化的核心是重人文的儒家与法自然的道家，儒道两家，无论其思想产生的背景，还是它们要解决的问题，都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儒家的三纲五常，道家的消极遁世，都与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积极进取、追求自由平等的现代性精神存在着巨大的张力，所以，“现代性的中华文化”成了一个充满内在矛盾的问题。“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张扬“德先生”与“赛先生”，是倾向于现代性，而否定中华文化；国粹派则正好相反，倾向于中华文化，而否定西方近代文化表现出来的现代性。两者可以说都有对错，弘扬科学与民主，事实上是希望中国社会近代化，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所以，“五四”的激进主义功不可没；但这种“刨祖坟”式的激进主义并没有注意到中国文化批判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使中国文化传统能够产生与新文化结合的契机，也就是说，“五四”的激进主义并没有扬弃中国文化传统，只是简单地将其抛到一边并不能解决问题。国粹派的问题域与激进主义非常不同，国粹派看到的是现代性在帝国主义阶段所表现出的腐朽与暴力，认为这样的文化不能给世人以幸福和安宁，进而否定现代性，产生了对传统的依恋和回归。所以，激进主义与国粹派的对立，是一种时代性的错位，对这种错位的弥补和超越，便能产生中华文化现代性的真正方向，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新民主主义”所倡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口号，便是指向这个方向的路标。此后的中国，乃至东亚，都走在这条现代性的道路上。

就中国大陆而言，从五十年代中叶开始，“新民主主义”的现代性被“社会主义现代性”（金耀基）所代替，但很快，这种转换就遭到了惩罚，跳跃式的文化发展被生产力的连续性所否定，所以，八十年代大陆开始的改革开放，事实上，又回到了“新民主主义”的现代性上来。

二战以来，全球化出现了新变，二战以前的全球化过程，是资产阶级先进国家运用武力进行经济掠夺、政治压迫和文化入侵。二战以后至今，被压迫民族纷纷独立，全球化过程进入了相对和平的阶段，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成为此一阶段的重要标志，“东亚现代性”（杜维明）的问题也被提出。

“东亚现代性”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现代性？我们认为，究其实质，东亚现代行走的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道路。首先，东亚在近代被称为“远东”，这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体现，“远东”的提法，有点像大清帝国称自己为“天朝上国”，称别国为“蛮夷之地”，所以，远东地区是当然的全球化对象，东亚各国各民族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侵略，所以，东亚现代性的第一要务是民族独立，这是“民族的”表层含义，“民族的”更深层的意思是现代性的民族特色，也就是说，既要现代性，又要继承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东亚各国、各地区，大都受中国传统儒家影响，儒家的积极入世、修辞立诚、修齐治平等特征都被批判性地融入东亚现代性之中。其次，“科学的”，东亚各民族在二战以后，都努力学习西方科技，迅速发展生产力；最后，“大众的”，实质就是民主的，东亚各国都走在不断民主化的道路上。

“东亚现代性的提出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那就是，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并非一条普遍性的道路，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化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探索达到现代性的文化阶段。在这一点上，东亚现代性与新民主主义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

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人类文化大发展也是永无止境的，就已经发生的文化变迁来看，没有永远的强势文化，也没有永远的弱势文化。中国文化史上，曾经出现了汉唐盛世，世界各国纷纷前来取经，但如此强盛的中华文化，到了十九世纪初叶，竟然比西方落后了二三百年，真可谓沧海桑田！

就目前的全球化趋势来看，现代性依然是全球文化主题，依然是“未完成的事业”（哈贝马斯）。就现代性本身而言，自由主义现代性占据了支配地位，尤其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东巨变以来，自由主义现代性被视为永恒的、超历史的（福山），成了一种新的文化神话。

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现代性并非历史的终结，正如前现代性无论发育得多么完善、多么富有诗意，终究要被现代性代替。现代性的全球化过程已经持续了五个世纪，它为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现代性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比如，现代性所建立的理性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压抑了生活的诗意，使社会变得僵硬和冰冷；比如，现代性推崇的人类中心主义，使自然遭受巨大的奴役，世界生态危机愈演愈烈；比如，作为现代性的经济基石的自由主义，使人类的经济生活变得不受控制，人的异化感越来越强烈，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现代性本身无法解决的，因此，二十世纪以来，不断地从西方文化内部产生出一些否定现代性的声音，比如有强烈宗教感的海德格尔，比如热衷于结构的德里达（后现代性）。所以，可以预料，现代性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被更高的文化形态代替。

这种更高的文化形态必须能够解决并且超越现代性造成的问题，为生产力的更高度的发展提供新的更大的空间。一旦这种文化形态得以形成，那么，一种全新的全球化过程便会开始。在这样一种未来的文化形态建构中，中华文化传统也许可以作为超越现代性的一个维度，融会到未来文化建构中去，从而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