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加达默尔的人生道路来看，我们可以看出加达默尔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加达默尔的人生非常单纯，一生几乎所有时间都呆在学校，除了勤勤恳恳地教书就是专心致志地写作；其次加达默尔具有卓越的语言天赋，还在上文科中学时加达默尔就把法语学习当成一种乐趣，已经能为父亲翻译法文科技文章，上大学时加达默尔又学习古典语文学，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这无疑可以使加达默尔更深入地领会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代思想家的文本，更深入地掌握用古典拉丁文写作的思想著作，加达默尔在欧洲各地演讲时，也用的是各地的语言，自由地表示自己的所思所想，在七十高龄，加达默尔还借助于抒情诗学习英语，并同样能够达到自由运用的地步，尽管英语与德语在语缘上十分接近，但考虑到加达默尔的年龄，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另外，加达默尔还是公认的学识渊博者，从加达默尔的著述可以看出，加达默尔不但古典学问功底扎实，而且精通近代大陆唯理论和英国经验论，同时加达默尔对中世纪神学思想也颇有造诣，对二十世纪西方思想潮流更是耳熟能详，这使得加达默尔既能立足当代，又能返本开新，从而能够建立起独树一帜的思想流派；最后，加达默尔性格宽厚，不走极端，这鲜明地体现在加达默尔的对话精神之上，对于任何思想上的交锋，加达默尔总是立足于对话，期待着通过语言让对话双方都超出自身的狭隘视域，达到更高的普遍性。这种从不独断地对待自己和他者的精神使加达默尔不断地处于自我超越之中。所以，加达默尔的思想并不像他的人生经历那样单纯，而是呈现出复杂的多面，甚至有的研究者认为“加达默尔除了不是个纳粹，什么都是”^{[[１]](第15页)}。那么，面对加达默尔复杂的思想，我们该如何界定加达默尔在西方思想史中的位置呢？

一

有的研究者将加达默尔当作了后现代主义者，理由是加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产生于本世纪六十年代，哲学解释学作为方法论解释学的反动，反对理解的客观性、意义的确定性，强调了理解过程中主体的认识的创造性，以及人的有限性，这事实上是后现代文化的精神底蕴。这种看法的确把握到了加达默尔思想中的反主体性、反理性至上、反形而上学的因素，但却忽视了加达默尔思想中还有相当大的确定性的一面，例如加达默尔接受了黑格尔对世界历史的自由逐渐增长的观点，认为自由是历史的最高原则，每一个人的自由是社会的最高理想，这显然与强调解构精神的后现代文化是不合拍的，加达默尔明确地把自己当作一个自由主义者（liberal）,尽管加达默尔并不想回到二十世纪之前的文化环境，尽管加达默尔并不想回到十八世纪的启蒙时代，但自由意识、自由时代的意识依然是加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理想。加达默尔1986年7月接受采访时说：“我从早期到现在一直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并且我总是投自由民主党的票(FDP)”。^{[[２]](第140页)}当采访者谈到一战以后自由意识的终结时，加达默尔又否认了这种说法，他说：“我想说的是，如果你在现代政治意义上使用‘自由’的这个词，那么我总是把自己说成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从来没有谈到自由意识或自由时代的终结”，“当我说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本人想说的是，我和我的朋友们站在德国广大民众中兴起的一种反动的、失意的、怨恨的‘运动’的对立面。我们感到与他们之间存在着绝对的距离”。^{[2]（第143页）}加达默尔在此所说的运动是指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加达默尔从自由主义的立场解释了自己对纳粹政治的看法，他反对任何借国家的名义对个人自由的干涉，表达了对共和制度的信心，所以，加达默尔归根到底还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不过加达默尔既不是激进主义者，也不是保守主义者，而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自由主义是文艺复兴以后近代人文主义的一种思想潮流，主张个人自由高于一切，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涉，坚持经济上的自由竞争（事实上，德国自由民主党就持这种观点），因此，自由主义者也可称为人文主义者，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加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批判康德美学的主观化为什么要从近代人文主义传统对精神科学的意义谈起。但这又不是说加达默尔是个人文主义者而从属于近代思维，因为这样一来加达默尔以哲学解释学反对方法论解释学、以源于海德格尔的真理观反对近代认识论、方法论的思想倾向又是不可理解的了。事实上，加达默尔在对自由价值的确认中已与近代经典人文主义有了很大差异,这表现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本身的方方面面。加达默尔对人、主体、理性、历史、自然的理解都有了很大修正，因为加达默尔终究是立足于二十世纪西方的思想潮流之中，要解决的也是二十世纪的问题。所以，面对加达默尔复杂的思想构成，任何单方面的把握都将导致对加达默尔的误解，只有诉诸全面的、综合的理解，才能达到有效的定位。

二

理解加达默尔的另一个疑难问题，不是来自加达默尔本身，而是我们对一些重要的文化观念的认识存在理解的分歧，例如“近代”、“现代”、“后现代”这三个文化分期观念。

一般来说，“近代”指十七、十八、十九这三个世纪，以笛卡尔哲学为起点，以二十世纪一战爆发为终点，这三个世纪是资产阶级节节上升的世纪，是资产阶级从思想启蒙到政治革命再到彻底确立自己在世界历史上的合法性的世纪，这种对“近代”的看法为大多数学者承认。问题出在对“现代”与“后现代”的理解上，一般认为，“现代”指二十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中叶，“后现代”指二十世纪中叶至今，指二战以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进入了一个经济持续发展的阶段，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文化氛围也随之改变，产生了后现代哲学、艺术各流派。那么，所谓的“现代”与“后现代”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在八十年代中期西方后现代思想传入之前，我国研究者一般将整个二十世纪称为“现代”，例如把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称作现代西方哲学，在美学上也存在类似情况，但随着后现代思想的入侵，国内学者开始把二十世纪分为两部分，以五十、六十年代为界，前期称为“现代”，后期称为“后现代”，这当然是因为看出了后现代思潮的确有与二十世纪前期思想不同的东西，后现代思潮有自己的思路、方法和目标，但随着国内对后现代文化研究的深入展开，研究者们发现所谓“后现代”与“现代”并不存在什么质的差异,只不过是以另一种极端的方式表达了相同的思想主题，实际上，后现代是在现代思维的轨道上前进的，并达到了现代范式的终结。^[3]这样，在承认了现代思潮与后现代思潮的差异的同时，研究者们又将现代与后现代重新统一起来。这事实上也是符合思想史的实际情况的，与前三个世纪相比，二十世纪的确是呈现出一种统一的文化风貌，这就是非理性精神的诞生和确立，人们在近代主体的范式中终于发展到了主体范式的自我解构阶段，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中，在残酷的世界性战争中、在极端的贫富分化中、在人与人的日益冷漠与对立中，理性的偶像破灭了，人的主体性自主意识破灭了，非理性从而得以崛起。非理性本身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它实际上为人类更深刻地认识自己提供了可能性，认识被理性的阳光和秩序所遮蔽的幽暗深邃的另一面，并且当这种另一面获得感性形式的升华时，人们还能获得一种与以往世纪完全不同的审美感受。事实上，人的任何言语与行为，都是一种理性意识与非理性意识奇妙的混和形态，只不过有时理性占主导地位，有时非理性占主导地位，同时，在每一时代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关系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其辩证展开过程中，它们具有自身的规律。二十世纪对人的非理性意识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弗洛伊德、荣格、结构主义以及福柯对十七、十八、十九这三个世纪的颠狂史研究），但迄今为止这种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对人类非理性意识的透彻理解，不仅能够洞见二十世纪的文化秘密，也必将对人类美学、哲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所以，将所谓“后现代”与所谓“现代”看成同一文化过程的两个不同阶段，是比较合理的看法。但既然“后现代”与“现代”是同一个文化过程，为什么西方学者又提出了“后现代”这种观念呢？仔细地分析起来，我们发现在文化分期问题上我们的确存在混乱之处，这个混乱之处关键在于“近代”、“现代”与“modern”的问题上。其实在西方的文化分期思想中，“modern”的所指是非常明确的，即十七至十九这三个世纪，这三个世纪在近代人文主义思想背景中具有较为统一的特征，即，在一切在者之中，人是中心；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主客体关系；在人的精神能力之中，理性最为高贵，它能发现自然的真理（科学、技术在这一时期的崛起就是理性运用于自然的结果）和社会的真理（启蒙运动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社会理想），指导人过一种合理性的生活。一般来说，西方学者将西方历史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即“ancient”、“medieval”、“modern”、“contemporary”。“ancient”（古代）指以古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古代文化，“medieval”（中世纪）指包括文艺复兴在内的公元六世纪至十六世纪的中世纪，“modern”(现代)指冲破了中世纪封建神学统治、人从上帝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自主地决定自己命运的十七至十九这三个世纪，“contemporary”（当代）指二十世纪西方文化，一个“人”从崛起到末落的时代，一个对理性不感兴趣的时代，一个反对“Humanism”的时代（尼采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已经在反对基督教道德主义的立场上表达了这一主题，二十世纪思想家们也纷纷从不同角度讨伐近代以来的人文主义），所以，所谓“后现代”，所谓“postmodern”，是指在十七至十九这三个世纪之后，是“后”十七至十九这三个世纪，而不是“后”二十世纪上半叶。由于我们把十七至十九世纪称为“近代”，而把二十世纪称为“现代”，所以就产生了以上疑问，以为“后现代”是“后”二十世纪的“现代”，实际上，如果我们坚持把十七至十九世纪称为“近代”，坚持把“modern”既译为“近代”又译为“现代”的话，那么“postmodern”的真实内涵是“后近代”。所有这一切混淆均源于对“modern”的翻译，我们既用它来指十七至十九世纪，此时译为“近代”，又用它来指二十世纪，此时译为“现代”，这种作法在文化交流中易造成理解上的混乱，事实上西方的文化分期是相当明确的，提到“modern philosophy”肯定指十七至十九世纪哲学，加达默尔本人也是持这样一种态度。^[4]但既然“近代”、“现代”、“后现代”的叫法延用至今，约定俗成，本文也不得不使用这种叫法，但内涵理解上与传统有别,即本文并不把“现代”、“后现代”看成两种具有质的差别的文化思潮，而是在承认“现代”与“后现代”具有若干差异的同时更注重二者在二十世纪的共同文化语境中的统一与共通之处，由此将这二者与“近代”文化精神对立起来，显然这二者与“近代”文化的差异要远远大于这二者之间的文化差异,实际上“现代”与“后现代”都是“postmodern”，都是“后近代”。

三    

我国学者江天骥先生在探讨理性与西方文化时，对西方文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将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分为三个不同时期，即“现代”、“反现代”和“后现代”。在区分“现代”与“后现代”时，他谈到了自己的分期准则，他认为：“现代派相信有某种普遍的合理性。反之，后现代派则主张合理性是多元的，进而揭发合理性概念是掩饰权力和压制的假面具”，“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就是实在世界的消失或世界魔力的解除(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而后现代的界定特征则是主体的消失或主体魔力的解除”。^[5]因此，他将哈贝马斯等人归入了现代主义者，把德里达、利奥塔、海德格尔归入了后现代主义者。从这些表述与归类来看，江先生所言的“现代性”实指我们所谓的“近代”精神，比如他谈到现代性时所说的“合理性”、“实在世界的消失或世界魔力的解除”等，这些都是近代理性精神崛起的结果，只有在理性精神的照耀之下，整个世界、自然界、人类社会才显出其自身的规律性，才显现出真理，才使人的活动表现出一种追求合理性的价值冲动，表现出一种从神话到逻各斯的倾向；江先生所言的“后现代”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后现代”，指本世纪后半叶兴起的一种文化思潮，反对任何“逻各斯中心主义”，否定任何“在场哲学”，放弃任何追求确定性根基的形而上学幻想。但江先生发现，有些西方思想家既不可归入现代主义者，又不可归入后现代主义者，他将这些思想家称之为反现代主义者，在这些反现代主义者中，他又根据这些思想家对人的看法将他们分为两种，一种是反人本主义的反现代主义者，如福柯；另一种是人本主义的反现代主义者，如加达默尔。江先生把加达默尔归为人本主义的反现代主义者，并没有谈详细原因，但从他对“现代”、“反现代”、“后现代”的界定而言，我们可以断定，他并不认为加达默尔是同法国解构主义者一样的后现代主义者，也不认为加达默尔是同哈贝马斯一样的、坚持完成现代性任务的现代主义者，也就是说，加达默尔既不是一个“moderner”，也不是一个“post-moderner”，而是一个“anti-moderner”，如果说加达默尔是一个“moderner”，那么将无法解释加达默尔思想中的理解的多元性、意义的不确定性等与二十世纪合拍、而与近代确定性的理性能力相抵触的因素；如果说加达默尔是一个“post-moderner”，那么将无法解释为什么德里达激烈指责加达默尔是“善良意志”的形而上学，为什么加达默尔明确反对尧斯等人的接受美学并将其归为解构主义，而且也无法解释加达默尔思想中对人的新理性的信心，所以，江先生把加达默尔归结为“人本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者”，这是一个非常有道理的总结，它不但避免了将加达默尔单纯地归结为“moderner”或“post-moderner”时的两难处境，还指出了加达默尔在反对近代精神（anti-modern)的同时还保持了人本主义的色彩，相当精准地概括了加达默尔的整体复杂特征。

但我们认为，在“modern”和“post-modern”之外再分出一个“anti-modern”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江先生既然已经把“modern”（也就是他所说的“现代”）理解为我们所说的“近代”，那么“post-modern”就理所当然“后”的是“近代”，也就是说它应指整个二十世纪，只不过本世纪中叶以后产生的哲学更突出、更鲜明、更极端地表达了“后”“近代”的主题而已。所以，“post-modern”不应仅仅理解为本世纪中叶以后的文化思潮，也应当包括本世纪上半叶在内，包括“anti-modern”在内，事实上“post”也必定包括“anti”，“anti”是“post”的一种。这样，我们就对“post-modern”做了比江先生更为宽泛的理解，于是我们就把加达默尔划入了“post-modern”之列，划入了“后近代”之列，也就是划入了广义的“后现代”之列，至于加达默尔被德里达称为“善良意志”的形而上学，这并不能表明两人在哲学思想上存在着方向性不同，而只是表明两人在“后”“近代”的道路上处于不同阶段，考虑到加达默尔本人的人本主义色彩，所以，加达默尔可以被称为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后现代（广义）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