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批评视野下的文学阐释理论[1]

——从桑塔格的“反对阐释”谈起

曹成竹

一

虽然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及“新感受力”更像一种激进的口号而非理论，但有意思的是，她初版于1966年的论著却在最近几年间颇受我国学界关注，关于文学阐释和反阐释的讨论频频见于《文学评论》、《外国文学》、《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2014年以来，张江教授提出的“强制阐释论”更引发了热议，把这股对于文学阐释问题的讨论推向了高潮。的确，我们受“阐释”的困扰已久。如果说学界大量的科研论文不过是“为阐释而阐释”的理论套用的话，那么中小学教育则更是“意图强加”的典型。从每年高考后语文试卷标准答案的各种争议，到2010年9月份中小学教材的“鲁迅大撤退”，以及2010年10月《收获》副编审叶开掀起的声讨教材“恶意篡改原著”的风波，可以发现当下从学界到教育界都在呼唤一个自由感性的文学环境；此外，《反对阐释》于2003年译成中文，使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这一带有挑战性和理论自反性的主张，而“文学之死”、“意识形态终结”、“理论之后”等论调，以及市场化、消费化和网络新媒体对文学的冲击，也为文学从精英话语的垄断中解放出来提供了充分的语境支持。因此，“反对阐释”自然成为了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理论增长点。

然而需要明确的是，“反对阐释”并不是鼓励我们在理论弑父之后走向意义的绝对自由甚至狂欢和虚无，而是重建对艺术形式和其本体性存在的尊重，以及恢复读者或欣赏者的艺术感受力和体验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对阐释”显然也是一种阐释理论，它拒斥着当时流行的阐释立场，并且提出了自己的阐释态度。桑塔格特别提到了当时最著名、最有影响的阐释理论，即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学说，并对这两种学说提出了批评：

用弗洛伊德的话说，所有能被观察到的现象都被当作表面内容而括入括号。这些表面内容必须被深究，必须被推到一边，以求发现表面内容之下的真正的意义——潜在的意义。对马克思来说诸如革命和战争这样的社会事件，对弗洛伊德来说个人生活中的事件（如神经官能症症状和失言）以及文本（如梦或者艺术作品）——所有这些，都被当作阐释的契机。[2]

桑塔格认为，在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理论看来，文本必须得到阐释和理解，必须为文本找到一个对等物来实现其意义的转换。而这样的阐释实际上是消极的、僵化的，它不仅使我们丧失了活力和感觉力，还建构了一个虚假和匮乏的意义世界：“去阐释，就是去使世界贫瘠，使世界枯竭——为的是另建一个‘意义’的影子世界。” [3]

尽管桑塔格的“反对阐释”并不是专门针对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理论，而是针对理解事物的“现代的理智思维方式”被运用于文学作品的一切阐释行为，然而这两种文学理论确实在文学阐释方面有着机械的倾向。当然这并不是说两种理论本身存在问题，而是说人们对它们的理解使用过于简单和强制化了。美国文学理论家韦勒克曾将20世纪西方汹涌发展的理论批评划分为六大主潮，其中第一、二大主潮便是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批评，这足见其影响之巨大。而韦勒克同样对两者在分析阐释文学作品方面的欠缺做出了评价。对于精神分析理论，韦勒克指出弗洛伊德本人对文学研究本身并无多大兴趣，然而他的追随者运用精神分析方法系统地解释文学，其结果是既为现代批评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工具，也导致教条的弗洛伊德派批评“通常沉溺于对性象征的不厌其烦的探求中，经常曲解作品的意义，破坏了艺术的完整性。”[4]对于马克思主义批评，韦勒克则指出，梅林和普列汉诺夫等早期理论家都承认艺术的独立性，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研究文学作品的社会决定因素的客观科学”[5]，然而后来马克思主义批评在苏联逐渐成为了封闭教条的政治工具，影响了其健康发展。

二

笔者在此无意为精神分析批评辩解，而想着重探讨马克思主义批评中的文学阐释问题。首先应该承认桑塔格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韦勒克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弊端无论在苏联、英美还是中国都有所体现。然而也正如韦勒克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早期的理论家那里是一门客观科学，即使在其被苏联教条化的理解和运用之后，西方世界仍不乏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韦勒克提到了1930年代英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德威尔，还提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者，匈牙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乔治·卢卡奇，认为他的著作“强调了社会和政治因素，然而又不乏对文学价值敏锐的感受性”[6]。这里无需具体探讨考德威尔和卢卡奇的理论贡献，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出，桑塔格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评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却也失于偏颇。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有其固定的哲学基础和价值立场，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不乏优秀的文学批评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精神的同时确保客观合理地阐释文学作品，是他们始终努力的方向。

与桑塔格“反对阐释”意图强调的对文学艺术作品本体的尊重，以及对当代读者感受力和经验力的重建相比，马克思主义批评（并不是过度功利的、政治化和机械化的苏联模式理论）少了一份天真和理想主义态度，多了一份理性的、整体的、长远的视野。因为无论是作品端还是读者端，只有在我们的想象中才是孤立、自足的理想客体，而实际上它们不仅是具体的、历史的，更是在外部机制影响和读者经验的作用下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恢复理想状态下的文学阅读和阐释模式，而是阐释文学创作、文学作品和文学阅读，在具体的、历史的语境中是如何发生的，其依据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科学原则。更重要的是，对于试图摆脱机械和简化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观的理论家而言，他们的介入态度和价值判断立场并不是先在地，强行置入作品之中的，而是从对文学作品的结构探析和文本细读中不断发掘和建构起来的。换言之，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视野下，文学阐释问题的重点实际上有两个维度的支撑，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方法原则，一方面是对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性和经验性的尊重。如何更好地实现两个维度的结合，正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孜孜探寻的方向。

三

以英国为例，1930年代考德威尔、维斯特等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留下了诸多问题。考德威尔的《幻象与现实》把诗歌作为“集体情感的幻象”，把15世纪以来的诗歌称为“资本主义的诗”，把20世纪的西方文学称为“颓废文学”，因为这些文学赖以产生的社会制度是“颓废”（decadent）的。在《传奇与现实主义》、《劳伦斯：资产阶级艺术家研究》中，他进一步分析了艺术同社会制度、阶级的紧密关系，并把理想的艺术同无产阶级的情感需要联系起来。这种分析带有激进的革命色彩，但对文学的理解和阐释无疑过于简化了。1950年代以后，以威廉斯为代表的新左派逐渐崛起时，便开始了对“简单阐释”的批判改造。在《文化与社会》中威廉斯写道：“（考德威尔）将过去300年的英国人的生活、思想、想象简单地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将现在的英国文化描述为‘垂死的’（dying），这是牺牲现实来成全公式。”[7]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中，威廉斯强调不应该把社会历史的发展，简单地看作在某种观念和生产力支配下的进步和变化，而应该注意到这是一个我们的经验“持续地活跃着和不断调整的过程”[8]，这就需要不仅注意作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和观念体系，还应注意那些没有成为当下主导文化的一部分的实践、经验和价值。通过对“经验”和“主体性”的充分还原，威廉斯并没有为任何一种文化和经验贴上价值标签，而只是为展示“个人表达”与“文化或意识形态运作”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为此他使用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他解说道：

这些变化可以被定义为情感结构的变化。这一术语难以理解，但“情感”一词是为了强调同“世界观”或“意识形态”等更加正统的概念区别开来。这样做不仅表明我们必须超越正规的把握方式和体系性的信仰，尽管一直以来我们必须去接纳它们；也表明我们与那些鲜活存在并被感知的意义与价值息息相关，而且这些意义和价值同传统正规的或体系性的信仰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多变的……我们谈及的正是冲动、抑制、语调等特征性因素，尤其是关于意识和关系的特殊的有影响力的因素：不是与思想观念（thought）相对立的感觉（feeling），而是被感受的思想观念（thought as felt）和作为思想观念的感受（feeling as thought）：一种现时在场的、活跃着的、处于交互连续性之中的实践意识。[9]

威廉斯主张在艺术分析和文学解读中，发现“鲜活存在的实践意识”，一种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距离的个体情绪，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历史文本分析方法。因为这些个体情绪代表着作家和读者共同体的真实体验，是人们对于生活和社会变迁的反应的记录，由此产生的“情感结构”实际上在艺术与意识形态、个体经验与社会历史发展方向之间设置了一个“缓冲地带”，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元对立。

威廉斯的“情感结构”概念表明文学首先是经验的，而这一经验和实践感又必须是从文本之中仔细探寻才能够发现的。批评和阐释所要做的，是结合历史和文化语境去发现这些经验的生成和变化规律，而不是在“已知规律”的指导下整合或阐释这些经验。这一概念被马尔库斯看作具有人类学色彩的文本批评观[10]，同时与阿尔都塞理论的人类学倾向有着一致之处，并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说威廉斯的“情感结构”是以“向内转”的方式，通过对文学艺术和主体经验的尊重来构建新的阐释观念的话，本尼特的“阅读型构”则是以“向外转”的方式，通过对阅读机制的种种外部因素的审视，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对于文学阐释问题的特殊策略。

托尼·本尼特（1947—）作为英国当代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1970年代便开始崭露头角。他一方面受到了伯明翰学派的影响，同时福柯和布尔迪厄也构成了其理论的重要来源。此外，他对知识分子角色问题有着独特看法，主张一种既不忘启蒙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又履行官僚或技术知识分子工作职责的“实践型知识分子”观，本尼特的学术研究也因此呈现出积极的实践精神和“政府性”向度。这些因素和背景使他的“阅读型构”（reading formation）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反阐释”对话的重要一环。

本尼特的《文本、读者、阅读型构》一文详细论述了“阅读型构”的概念。他首先指出，“阅读”并不是读者面对作品时简单的、被动的或自由的理解和意义阐释活动，而是“一种手段与机制，由此所有的文本——文学的、电影的、电视的、虚构的、或别的——在传统地和不充分地认为是其消费和接受的过程期间，可能被‘生产性地激活’”[11]。“生产性激活”实际上指向了我们活跃的、自主的阅读行为之外的结构性因素，这就是“阅读型构”，即“一套交叉的话语，它以特定的方式生产性地激活了一组给定的文本，并且激活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12]。本尼特是以金兹伯格《奶酪与蠕虫》中对16世纪的磨坊主曼诺齐欧对《圣经》解读的成因的分析为例，来阐明这一概念的[13]。在他看来，“阅读型构”的作用在于“生产性激活”一组文本，也就是将人们阅读的不同文学作品，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角度连接在一起，从而结构性地影响着人们的阅读和阐释行为。“生产性激活”不仅表明这些潜在的、先在的干预我们阅读活动的型构因素是彼此呼应的，更表明它以我们难以察觉的方式转换为了我们阅读活动中的主体经验和感觉。这样一来，“阅读型构”实际上提醒我们反思阅读活动既难以察觉又不可避免的非自由和非自主性。的确，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一个时代和语境中读者特有的阅读经验以及他的出身、教育、文化、种族、性别、社会位置等因素，确实会影响我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阐释，令我们的文学接受活动带有历史性和结构性的鲜明特征。然而本尼特并没有停留在这一层面，他把关注重心转向了大众阅读行为，因为在这一过程中，读者的自由和主体性是最成问题的，换句话说，在大众阅读活动中，读者最可能受到外界因素的控制和引导，从而形成特殊的“阅读型构”：

大众文本的大众阅读会怎么样呢？安置了这种阅读的相互文本性的规则又是什么呢？大众阅读被监督的话语形式与制度机构是什么呢？没有一个人知道，至少不是特别清楚。人们可能指出明星系统的操作，指出大众英雄的社会生产，作为大众阅读的监督的例证；这些事实上构成了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压制大众文本的意义的解释系统，因而加固了意识形态的位置，而大众文本就在这里被阅读。人们也可能指出，男演员、女演员、剧作家、导演的访谈所具有的相似作用，这种访谈录一出现在出版物上，就会直接冲击诸如电影评论、影迷杂志之类的大众阅读的社会组织。然而，我们对大众文本的解释的激活动因的作用知之甚少，我们甚至很少知道可以组织起来反对这样“引发”的阅读的文化资源。[14]

这正是本尼特理论中最体现马克思主义特征的一点，他提示我们重要的并不是文学阐释本身，也就是所谓的“生产性激活”的结果，而是发现“生产性激活”的原因——这一过程不仅取决于文学传统本身以及政治意识形态，还可能受到各种因素的操纵和影响，特别是在当代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语境下。伊格尔顿曾经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划分为四个板块，即人类学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其中“经济的”并非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造和输送意识形态产品的“管道”的研究，如电视媒体、明星广告、商业机构、展览陈列等等。本尼特的“阅读型构”理论，显然是对于文学阐释问题的“经济”因素的关注。它以“生产性激活”为切入点，却越过了阅读经验和意义阐释，而抵达“生产性激活”的外在结构性，并且直指大众阅读活动的更为复杂的文化操纵机制和非自主性。“阅读型构”揭掉了文学阐释活动神秘的、理想的面纱，唤醒了读者“感受力”和作品自足的迷梦，把对阐释之阐释作为了理论重点。这实际上是对他《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立场的强调和具体化：批评应该关注的不是抽象的、大写的、形式主义意义上的文学，而是具体的、小写的文学（literatures，用伊格尔顿的话说即生产和转换意识形态的不同文学模式），应该是“具体的、历史特殊的、唯物主义的”[15]。

四

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提到了“反阐释”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

这股尼采式的反阐释潮流在某种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并非没有等同物：建构一种恰当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事业，而这必然要面对有影响的、所谓结构主义或阿尔都塞式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建立的传统解释模式的强大反对。[16]

的确，在反阐释理论的启示下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并不意味着要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原则，因为我们所面对的阐释的尴尬，并不在于“从未能真正直接面对一个文本，一个保持着自身内在新鲜性的文本（as a thing-in-itself）；取而代之的是，文本在来到我们面前时‘总是—已经—被读过’（as the always-already-read）了。”[17]此时我们并不该期望得到一个纯净的文本并化身为敏感细腻的读者，而是需要知道文本怎样被读过，为何被读过，以及我们应当如何去阅读。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方法和立场对于文学阐释活动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恰如詹姆逊所言：

本书的基本主题之一是为了表明，马克思主义包涵了其他的解释模式或体系；或者，用方法论的话来说，通过将它们的心理运作方法从根本上历史化，诸如不仅仅是分析的内容，还包括方法本身，以及分析者，都被计算在“文本”和被解释的现象之内。这样一来，后者的局限性可以被克服，而它们更积极的发现则可以保留下来。[18]

显然，詹姆逊力图在反对阐释的理论参照下，通过自己的理论发展，确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更加优越的位置。而他的这一努力并非是独创之举，以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为例我们可以看到，从威廉斯的“情感结构”到本尼特的“阅读型构”，批评家始终在探寻一种恰当的马克思主义文学阐释理论。这种理论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立场为支撑（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人类解放、克服资本主义矛盾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一方面以对文本和阅读活动的忠实客观为出发点。然而重要的并不是独守一方，而是将两者结合起来。文学的阅读和阐释是任何普通读者都必然面对的活动，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则不仅需要经历这一活动，更需要超越这一活动，总结和反思这一活动。“情感结构”与“阅读型构”理论，前者从文学文本形式和文学经验的内部，后者则从文学阅读机制的外部，共同构成了对文学阐释活动的完整的把握和解说，也使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建构科学的、合理的文学阐释理论的积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