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都塞学派的兴起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变革

杨建刚

（山东 济南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250100）

摘要：“阿尔都塞学派”是由阿尔都塞及其弟子们所构成马克思主义学术共同体。阿尔都塞以结构主义为武器来批判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了科学化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他对文学艺术与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以及对矛盾与多元决定论、症候阅读法等方法论的有力阐述，对他的弟子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生产和阐释理论的建立、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以及其意识形态和多元决定理论在文化研究中的广泛运用等多个方面。阿尔都塞学派的学术创造最终带来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的重大变革与伟大复兴。

关键词：阿尔都塞学派、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多元决定、症候阅读

项目资助情况：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当代文艺价值观的流变与问题”（17CZWJ03）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资助。

托马斯·库恩指出，每一个学术共同体都是由具有共同的信念、价值和技术等因素的成员组合而成，这些成员研究同一个对象，采用类似的解答问题的方法，从而构成一种科学研究的范式，学术的发展就依赖于新旧范式的转换和演替。虽然库恩用范式理论解释的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史，但是它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朗西斯·马尔赫恩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历史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并概括出了与此三阶段相对应的三种不同的理论“相位”或研究“范式”。一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一直持续20世纪前半期的“古典主义的或科学社会主义的相位”,即“经典马克思主义”；二是从20世纪20年代兴起，在其后的30年中发展成熟并趋于多样化，然后在60年代确立了“非正统的规范”的“具有自我风格的批判的相位”,即佩里·安德森所概括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三是起于60年代早期，其后10年间快速发展和广泛传播，又在“唯物主义”和“反人道主义”等名目下迅速发展和演变的“批判古典主义的新的相位”，即阿尔都塞及其弟子们（学术界将这一学术共同体统称为“阿尔都塞学派”）所开启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新范式。[1]可以说，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的“结构转向”是“阿尔都塞学派”兴起的直接结果。

每一次范式的转换都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基本观点与研究方法的全面更新。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构，及其弟子们对这一学说的继承和发展促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变革。这一变革主要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即以结构主义为方法论来建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但是，与马克思主义第一阶段的“古典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相位”的“科学”不同，第三阶段的“科学”已经“没有了19世纪那种宇宙论的调子”。同时，经历了第二阶段的洗礼，其“科学”中也包含了“批判”的因子。阿尔都塞在新的时代吹响“回归马克思”、“保卫马克思”的号角，其实质是要“回归那种最终必须与马克思著作中大量异质的内容及其嗣后无力的评论相脱离的历史科学”。[2]显然，这一发展历程并不属于黑格尔历史辩证法的正、反、合模式，而是一种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的螺旋式前进方式。学术界对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范式已经有深入的研究，但是对于阿尔都塞学派及其所代表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批评范式的理论立场、研究方法及其学术史意义，还缺乏更为深入系统的分析和探讨。

一、阿尔都塞学派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建构是通过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开始的。六十年代之前，整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的主导范式都是“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无论是以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以亚当·沙夫、米哈依洛·马尔科维奇和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等为代表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都持一种鲜明的人道主义立场，人的自由及其存在价值是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欧洲盛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统治之下人的异化日趋严重，而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法西斯主义的大肆扩张，给西方民众的生存带来了空前的摧残与冲击。因此，关注人的存在、批判这种异化状态，就成为西方与东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选择。另一方面，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现和出版、其对资本主义异化现实的批判以及所蕴含的人道主义观念，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化提供了理论武器。具体到法国学术界，在阿尔都塞学派出场之前，萨特作为一颗耀眼的学术明星居于法国学术界的领袖地位。萨特认为存在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人道主义，[3]而他所主张的正是一种具有存在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正是对人类生存状况的这种人道主义关怀，使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成为5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形态。

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主导地位在六十年代发生了改变。此时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正沉浸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对斯大林主义的失望情绪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前途的迷茫之中。而伴随着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福柯、德里达等结构主义大师的集体闪亮出场，结构主义一跃成为风靡法国的时髦思想乃至主导范式。结构主义强调结构的重要性而削弱人的主体性，这种“反人道主义”立场为马克思主义者反思人道主义提供了方法论借鉴。面对结构主义的巨大影响及其方法论上的可借鉴性，马克思主义者们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要取得新的发展，就必须将这种新兴的理论思潮纳入其中，从而建构一种具有结构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出于这一认识，六十年代的法国学术界兴起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关系的大讨论，以及将二者结合起来的有益尝试。[4]通过这场讨论，阿尔都塞在法国学术界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其结合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从而建构一种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同。正如结构主义史家弗朗索瓦·多斯所言：“阿尔都塞的著作及其产生的冲击力使得马克思主义者再也无法与结构主义相安无事，阿尔都塞对结构主义的浓厚兴趣也使得与结构主义立场的理论论争变得无可回避。”[5]阿尔都塞试图通过将时兴的结构主义引入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摆脱普遍的人道主义倾向，并成为一种科学化的学说。正是这一点使阿尔都塞也被看作“一个广义的结构主义者”。[6]

阿尔都塞以结构主义的诸如结构、系统、整体和二元对立等为方法论来重新阅读马克思的著作，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一个“认识论的断裂”。这个断裂点以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为标志。1845年之前的青年时期属于马克思思想的“意识形态阶段”，而1845年之后的成长和成熟时期则属于马克思思想的“科学阶段”。“意识形态阶段”的代表性理论是人道主义，而“科学阶段”的代表性理论则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阿尔都塞之所以用结构主义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其目的是用结构主义的“科学”方法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人道主义”和“意识形态”方法，用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来反对包括存在主义在内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阿尔都塞的视野里，“这种人道主义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狡诈的诡计，它哄骗了这些善意的知识分子，使他们恰好和自己正在致力批判的资本主义媾和。”[7]在阿尔都塞看来，只有极少数具有足够的哲学修养的知识分子能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学说，而且也是一种分析和行动的“方法”。然而，遗憾的是，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包括马克思主义者，甚至都没有读过成熟期的马克思的著作，而是热衷于“在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的意识形态火焰里重新发现自己炽热的热情”。[8]

建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阿尔都塞的基本目标，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区分则是他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他以结构主义为方法论，提出了一系列方法、概念和术语，使马克思主义表现出新的特征，也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借鉴。也正是因为对人道主义的结构主义批判及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1966年3月，阿尔都塞受到了法共中央委员会的谴责。总书记瓦尔德克·罗歇（Waldeck Rochet）在对委员会决议的总结中声明：“脱离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不是共产主义。”[9]这一声明完全是出于对阿尔都塞用结构主义方法来置换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成分的理论倾向的批评。在这种批评之下，1967年，阿尔都塞开始了自我批评的历程，并宣布放弃了他在《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中所倡导的“理论主义”，将哲学重新定义为“理论中的阶级斗争”。[10]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序言中指出了阶级斗争的三种形式——经济的、政治的和理论的，阿尔都塞的观点显然是对恩格斯提出的阶级斗争形式的继承和发展。正是对“理论中的阶级斗争”的思考，促使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的形成，以及对文学艺术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再思考。

二、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虽然阿尔都塞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试图将其引上科学化的道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反对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事实上，在阿尔都塞的思想体系中，意识形态具有奠基性或拱心石的作用。“意识形态”理论也正是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学理论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重新界定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它在特定的社会中历史地存在，并作为历史而起作用。”[11] 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作为表征系统，它通过形象、神话、思想或概念等来表征现实。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所反映的不是人类同自己生存条件的关系，而是他们体验这种关系的方式；这就等于说，既存在真实的关系，又存在‘体验的’和‘想象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是人类依附于人类世界的表现，就是说，是人类对人类真实存在条件的真实关系和想象关系的多元决定的统一。”[12] 如果把这两个方面综合起来就是，“意识形态是个体与其真实存在条件的想象性关系的一种表征”。[13]意识形态不是人类意识对现实关系的真实反映，而是一种体验的和想象的关系的表征，这就为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天然联系奠定了基础。文学是一种强调体验和想象的艺术门类，所以也就自然成为意识形态的天然载体。就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阿尔都塞指出：“艺术使我们‘看到’的，也就是以‘看到’，‘觉察到’和‘感觉到’的形式（不是以认识的形式）所给予我们的，乃是它从中诞生出来、沉浸在其中、作为艺术与之分离开来并且暗指着的那种意识形态。” [14]艺术不同于科学，对同一个对象而言，科学是借助概念并以认识的方式来揭示和阐明对象，而艺术则借助于感性形象并以使我们“看到”、“觉察到”和“感觉到”的方式来表征对象。生活现实错综复杂，意识形态也多种多样。每一个社会中除了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之外，还存在各种与其相对立的意识形态。因此不能笼统地看待文学艺术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地说文学是意识形态的反映。“艺术（我是指真正的艺术，而不是平常一般的、中不溜的作品）并不给我们以严格意义上的认识，因此它不能代替认识（现代意义上的，即科学的认知），但是它所给予我们的，却与认识有某种特殊的关系。这个关系不是同一的关系，而是差异的关系。我相信，艺术的特性是‘使我们看到’，‘使我们觉察到’，‘使我们感觉到’某种暗指现实的东西。”[15]虽然艺术不能摆脱意识形态，艺术就存在于复杂的意识形态环境之中，也体现着特定阶级的意识形态，但是，真正优秀的艺术所关注的并不是现实的同一性，而是差异和矛盾。因此，阿尔都塞指出，“我并不把真正的艺术列入意识形态之中，虽然艺术的确与意识形态有很特殊的关系。”[16] 这并不是说真正的艺术与意识形态无关，而是说真正的艺术不隶属于居于主导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不是被这种意识形态所收编而成为它的表征，而是在这种意识形态之外，体现着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

阿尔都塞之所以非常强调文学艺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是因为他把文学艺术及其教育都看作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并在国家机器的管理和运作中发挥着意识形态规训与压迫、抑或批判与反抗的功能。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中，国家机器（State Apparatus）通常指的是“包括政府、行政部门、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在内的强制性国家权力机构。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国家理论进行了拓展，认为还存在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这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由“包括宗教的、教育的、家庭的、法律的、政治的、工会的、通讯的（报纸、无线电和电视等）、文化的（文学、艺术、体育运动等）”具有意识形态性的权力机构所构成。二者之间关系密切，彼此包容，相互结合，共同参与国家的管理和建构。强制性国家机器也具有意识形态性，并通过意识形态间接地发挥作用，比如军队和警察等都通过意识形态的教育来提高和保证自身的凝聚力和再生产。同样，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强制性，比如学校和教会也使用适当的惩罚、开除和挑选等强制性手段来要求学生和教众服从。不同在于，强制性国家机器中的强制性是暴力的、主导的和直接的，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强制性则是非暴力的、辅助的和隐蔽的。强制性国家机器的各部分构成了一个有组织的统一整体，受统治阶级所掌控，是其实施阶级统治的重要工具。相对而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不同组成部分具有相对的独立自主性，各有其特点和规律，其传递意识形态和再生产生产关系的方式也有所不同。比如，在西方中世纪，教会就是一种宗教意识形态，它通过有组织的宗教活动和教义宣讲在民众心中产生信仰来对民众进行意识形态规训。而成熟的资本主义阶段的主导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是学校教育，它通过文学艺术、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教育，在学生心中形成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认同以及在行为中的遵守。

每个社会都是由不同的阶级、阶层和集团构成的，它们出于自身不同的利益诉求而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因此，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就成为不同阶级、阶层和集团之间进行斗争的重要场所。正如阿尔都塞所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可能不仅是桩标（stake），而且是阶级斗争，往往是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场所。在ISAs中，掌握权力的阶级（或阶级联盟）不能像在强制性国家机器中那么轻易地发号施令，不仅因为先前的统治阶级能够长期地保持强制的地位，而且因为受剥削阶级能够在那里找到方法与机会表达自己，或者利用它们的矛盾，或者在斗争中占领它们的阵地。”[17]一个社会中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必然掌握在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阶层或集团手中，成为他们进行意识形态统治和规训的手段和工具，这也就导致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永远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但是，由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不具有绝对的强制性，因此也就为被统治阶级借以表达其利益诉求，宣扬其意识形态留下了空间。文学艺术作为“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由于远离经济基础，从而成为各种意识形态最复杂、最集中的展现平台和斗争场所。不同的阶级都试图通过文学艺术的生产和消费来宣扬和再生产自己的意识形态。统治阶级把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统治和规训的工具，而被统治阶级则把文学艺术作为生产自身的意识形态来反抗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手段。纵观中外文学史，大量的文学作品都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但是优秀的作家往往有意识地与统治阶级保持距离，避免沦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对被统治阶级、受压迫阶层往往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同情，以使其作品的内涵更加丰富，意义更加深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不属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之列，反而成为使其消解的手段。也正是出于这一点，阿尔都塞的弟子马歇雷提出了自己的艺术生产理论，并得出了“文学艺术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手段，又是使其崩溃的工具”的著名论断。

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方法

可以说，阿尔都塞以结构主义为武器来批判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为其建构科学化的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他对文学艺术与意识形态以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为后世的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创造了一个新的论域和视角；而他对矛盾与多元决定论、症候阅读法等理论的深入阐述，则为当代文学批评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

（一）矛盾与多元决定论

多元决定论是阿尔都塞哲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一概念是在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进行比较、批判与综合的基础上提出的。黑格尔是辩证法理论的重要建构者，而马克思就自认为其辩证法是对黑格尔的批判性继承或扬弃。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因为它不是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坚实基础之上，而是陷入了“思辨哲学”的窠臼之中。恩格斯将黑格尔的这一矛盾称为“辩证方法”与“唯心主义体系”之间的矛盾。因此，要建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就必须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扬弃”，即吸收其“合理内核”而抛弃其“神秘外壳”，从而将其“颠倒过来”。[18]但是，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细读，阿尔都塞发现，他们二人在论述黑格尔辩证法时有明显的语焉不详之处，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二者辩证法之间关系的论述，也只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进行了极其表面化的解释，并没有发现其内在的矛盾之处。在阿尔都塞看来，事实上，“说辩证法能够像外壳包裹着内核一样在黑格尔体系中存身，这是不可思议的事。……同样也不能想象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旦被‘剥去了外壳’就可以奇迹般地不再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而变成了马克思的辩证法。” [19]“内核”与“外壳”的比喻是不确切的，因为它所提出的并不是用相同的方法研究不同的对象的性质，而是辩证法本身的结构和性质的问题。因此，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扬弃不是对其“含义”进行“颠倒”，而是对辩证法的“结构”进行“改造”。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做的就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些基本结构，如否定、否定之否定、对立面的统一、扬弃、质量相互转化、矛盾等重要观念进行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从而使其成为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一个基本方法。阿尔都塞认为，这一任务对于马克思主义是“生死攸关”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当前就取决于这一项任务”。[20]

在辩证法的上述概念体系中，最为核心的概念就是“矛盾”。黑格尔将这一概念运用于观念哲学，认为矛盾是绝对精神向前发展的推动力，而马克思则将其运用于现实社会，认为矛盾是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推动力。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力中，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风俗习惯、道德、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诸多因素并不是毫无关联、各自用力的，而是都参与其中，相互作用，从而构成了一个矛盾的统一体。阿尔都塞称这个矛盾统一体为“多元决定的矛盾”。这个矛盾统一体也正是马克思的矛盾论对黑格尔矛盾论的扬弃和发展的结果。正如阿尔都塞所言：“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经验，一切矛盾在历史实践中都以多元决定的矛盾而出现；这种多元决定正是马克思的矛盾与黑格尔的矛盾相比所具有的特殊性；黑格尔辩证法的‘简单性’来源于黑格尔的‘世界观’，特别是来源于世界观中得到反映的历史观。”[21]因此，只有在黑格尔矛盾论的血管中注入唯物主义的血液，才能将辩证法真正地安置在社会历史的基座之上。黑格尔把政治和意识形态作为经济的前提和本质，马克思则相反，认为经济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前提和本质。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只是经济因素的外在表征，经济因素才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马克思用了“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比喻来描述社会经济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因素之间的关系。经济基础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并决定着矗立于其上的上层建筑的性质和结构，但却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力量。“无论在开始或在结尾，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因素从来都不是单独起作用的。总之，‘简单的’、非多元决定的矛盾观念，正如恩格斯所批判的经济主义那样，是‘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22]也就是说，在多元矛盾的结构统一体中，按照马克思的“基础与建筑”的比喻，从纵向或历时性来看，矛盾中的各种因素的决定性顺序是由底层向上层依次传递的，因而其决定性力量也就必然由下而上逐渐减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才说文学艺术属于离经济基础最远的“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领域”。[23]而从各种矛盾的横断面或共时性结构来看，矛盾中的各种要素却是交织在一起而互为因果，相互影响，从而形成了一个多元决定的力的平行四边形。从这个角度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古希腊和十九世纪的俄国在经济非常落后的条件下却创造出了非常辉煌的文学艺术和文化。这样，在原因和结果的辩证关系中，阿尔都塞就把源自于莱布尼兹和黑格尔的强调一元决定论的“机械因果律”（mechanical causality）和“表现因果律”（expressive causality）发展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强调多元决定论的 “结构因果律”（structural causality）。

但是，这并不是说在多元矛盾的网络结构中，各种矛盾及矛盾的不同方面之间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是同等重要而没有差别的。随着“毛主义”的这股“东风”在巴黎学术界吹起波澜，毛泽东的《矛盾论》中对辩证法的经典阐述深深地影响了阿尔都塞。[24]可以说，阿尔都塞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一文中的后两个部分对矛盾问题的论述基本上就是对毛泽东的矛盾论观点的分析和阐释。阿尔都塞将毛泽东的矛盾观概括为三个概念——关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区别、关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区别、关于矛盾的不平衡发展，并认为“这三个概念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概念，因为它们体现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特性”。[25]在阿尔都塞看来，矛盾并不是单一的，矛盾的“一元论”是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意识形态概念，相反，矛盾是一个多元决定的、具有一种多环节主导结构的统一性整体。可见，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一方面强调经济的最终决定力量，另一方面又反对把经济作为唯一决定因素的经济主义。而在矛盾的统一性整体中，既强调各种矛盾之间的相互依存、彼此作用，又强调不同矛盾与矛盾的不同方面依社会历史的具体情境而相互转化、共同作用。通过对矛盾的这种多元决定论的深入分析，阿尔都塞充分认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一方法最终成为阿尔都塞哲学体系的核心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并对阿尔都塞学派及其后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症候阅读法

阿尔都塞对文学批评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他提出的“症候阅读法”。阿尔都塞通过分析马克思的著作，发现了马克思的两种阅读方法。第一种是“回顾式的理论的阅读”。这种阅读只是对文本中一致性和矛盾性的记录，是对文本的发现、空白、错误、功绩或缺陷等问题的一个总结，一种“理论的回顾”或者“解读”。在阿尔都塞看来，这种阅读中暗含着一种认识论，在这种认识论中，认识最终被认为是一种“看”。这种“看”意味着一些已知的事实被看到，同时还有一些事实却因为被“疏忽”而“缺席”。敏锐的读者通过其阅读对象能够发现或看到这些已知的事实，而那些不怎么敏锐的读者则更容易疏忽这些事实中的重要部分。在这种阅读中，马克思属于前者，而斯密则属于后者。

第二种阅读是“症候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所谓症候阅读法就是在同一运动中，把所读的文章本身中被掩盖的东西揭示出来并使之与另一篇文章发生联系，而这另一篇文章作为必然的不出现存在于前一篇文章中。……也就是说，在新的阅读方法中，第二篇文章从第一篇文章的‘失误’中表现出来。”[26]显然，阿尔都塞在提出“症候阅读”这一概念时借用了精神分析的“症候”概念和结构主义的方法。在精神分析中，医生往往能够通过病人的普通言谈中的一些不寻常的细微特征来发现病人精神中最为隐秘的无意识领域，从而对其意识状况予以解释和治疗。最为经典的例子就是“弗洛伊德式口误”，通过一些不经意的口误却能真切地发现说话者的内心世界。这种细微的特征或者“口误”正是精神分析家用于把握病人无意识精神的“症候”。从结构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症候正是文本的表层结构，而其无意识精神则是文本的深层结构。前者是可见的或在场的，而后者是不可见的或缺席的。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阅读古典经济学文本的方式就类似于精神分析师阅读其病人的话语症候，他关注的并不只是对象文本中已经明确表达出来的已知事实，而且更加关注文本的意义断裂、脱漏、矛盾和逻辑谬误之处，因为此处作为文本的症候，包含着未被说出的更加丰富的内容。症候阅读就是要通过对文本表层结构中的断裂、脱漏、矛盾和逻辑谬误的深入分析来发掘和重构文本深层的“无意识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对文本进行深度阐释。显然，“回顾式的理论的阅读”更侧重于对文本中已知事实的阐明、解读和呈现，它并不产生新的意义，而“症候阅读”则在文本的症候中发现新的意义，因此这种阅读过程也是一种意义的再生产过程。

四、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结构转向”

阿尔都塞将结构主义方法融入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努力得到了学术界的热烈响应，一批青年学生开始围绕在他的周围，成为他的忠实信徒，从而构成了一个新的学术共同体——阿尔都塞学派。正是阿尔都塞及其弟子的这种努力，在马克思主义中发展出了一种全新的方法论，给马克思主义带来了新的气象，在马克思主义中建立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支脉，带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结构转向”。可以说，之后的马克思主义都或多或少受到阿尔都塞及其“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一）马克思主义文学生产和阐释理论的建立

马克思区分了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讨论生产的时候多集中于物质生产，而对以文学艺术为核心的精神生产很少论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试图补充这一理论空缺。本雅明很早就提出了“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生产”和“作为生产者的作家”的问题，前者主要是从物质进步对艺术生产的影响的角度来讨论艺术，后者则是要阐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认为作家是艺术的生产者，其生产资料是语言，而技巧和修辞等则是艺术的生产力。在此基础上，阿尔都塞认为“知识”也是社会生产实践的一种形式，这种观点被看作“阿尔都塞对分析理论作品的最重要的贡献”。[27]阿尔都塞把理论生产作为知识的一个重要部分，认为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它与其他的社会实践（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等等）一起构成了这个复杂的整体‘社会’”。[28]这些实践中的每一种都有一定的原材料，都是经过人类的劳动，依据一定的工具来完成的。不同在于，理论实践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它所采用的原材料不是物质，而是概念、观念和事实。它们要么是其它社会实践（尤其是意识形态实践）的产品或副产品，要么是理论生产的前一阶段的产品。阿尔都塞对理论实践的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理论的发展和丰富，并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生产理论的形成和完善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作为“第一位阿尔都塞派的批评家”，[29]在《文学生产理论》中，马歇雷试图把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贯彻到文学的批评实践中，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提供一种语言分析的方法论。不同于戈德曼所坚持的文学文本与社会集团及其意识形态的异质同构，马歇雷认为文学文本与意识形态之间具有一种“离心”结构，其中并不存在一种主导意识形态。“正如一部作品产生于一种意识形态一样，它也是为了反对意识形态而写的。”[30] 因此，如果说一般的文学还只是在重复或生产着现实意识形态，那么优秀的文学则“通过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提出挑战”。[31]显然，马歇雷的文本与意识形态的离心结构和文学生产理论是对结构主义的文本理论和阿尔都塞的理论生产、意识形态和症候阅读等学说的有机融合。正是出于这一点，孔帕尼翁对马歇雷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以文学为背景，马克思主义理论（意识形态批判和科学观的确立）与形式主义（语言学分析方法）在书中成为佳配”。[32]伊格尔顿进而认为文学生产实际上也是一种“物质实践”，文学生产过程就是将一般意识形态和作家意识形态转化为审美意识形态，从而成为文本的有机构成部分的过程。与此相对应，詹姆逊将结构主义的文本理论引入马克思主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意识形态阐释理论，以此为方法来挖掘文本深层的意识形态或“政治无意识”。[33]可以肯定地说，通过他们几位的努力，阿尔都塞所提出的建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在文学理论和批评实践成为现实。

（二）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的兴起

马克思最具影响的具有结构主义性质的符号学说就是讨论社会结构时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一对比喻性概念的运用。正是在这一点上，阿尔伯特·柏吉森认为阿尔都塞也是符号学家，是符号学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在阿尔伯特·柏吉森看来，“马克思正在被首尾倒置。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中已经可以看到一个理论链条的产生，它不仅主张基础/上层建筑模型的倒置，而且认为上层建筑的逻辑（更具体地说，意识形态和语言的逻辑）就是一个作为整体的社会构型（social formation）的逻辑。”[34]也就是说，在这个理论系列中，马克思所主张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决定关系被颠倒过来，上层建筑尤其是意识形态和语言被赋予了自主性，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基础的形态和发展。为了将这一理论链条与其他后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符号学马克思主义”就作为一个标志性概念被提了出来。柏吉森将“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梳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是葛兰西，他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霸权（领导权）理论已经开启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颠倒模式。在葛兰西看来，意识形态是国家霸权中的重要方面，意识形态霸权甚至可以影响政治，并最终影响经济基础。阿尔都塞是第二阶段的代表，他在60年代提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中已经将意识形态与政治融为一体，或者说意识形态“吸收”了政治，从而使其成为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阿尔都塞的弟子、希腊的政治哲学家尼科斯·普兰查斯在70年代成为第三阶段的代表人物。在普兰查斯这里，经济基础被吸收到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中，从而成为一个理论实体。在柏吉森看来，此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超越了颠倒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的阶段，因为在普兰查斯的理论中意识形态不再决定政治和经济，而是已经与它们融为一体。而在阿尔都塞的再传弟子拉克劳和墨菲这里，即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第四阶段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或经济与政治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因果关系理论被淘汰了，阶级之间的逻辑关系被借用符号学理论解释为能指之间的符号逻辑关系。意识形态的逻辑不再是基础的逻辑的决定因素，相反，它就是基础本身。也就是说，在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中，原来被区分的几个领域之间的界限消失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构型（social formation）被转化为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构型”（discursive formation）。[35]可见，在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过程中，从葛兰西开始，经由阿尔都塞、普兰查斯到拉克劳和墨菲，马克思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社会结构模式被颠倒过来，经济基础和政治不断地被吸收进意识形态中，最终转变为一种全新的符号学模式。

（三）意识形态和多元决定论在文化研究中的广泛运用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与多元决定理论对当代文化研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斯图尔特·霍尔指出，在以威廉斯和霍加特等人为代表的文化研究的文化主义范式中，文化被看作一种“物质实践”，“意识形态”在其中并没有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结构主义范式中，意识形态却作为一个核心概念发挥作用。[36]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和巴特等人所批判的大众文化中包含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虚假意识”，那么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中所运用的意识形态则是阿尔都塞意义上的人们与现实世界之间的“想象性关系”和“非强制性国家机器”。在霍尔看来，大众文化正是这种“想象性关系”的再现或表征，并作为一种国家机器对生活于其中的人们起到一种规训的作用，而文化研究的目的就是揭示这种意识形态规训的内在机制，从而使人们认清大众文化的本质并从中解放出来。通过对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深入探讨，霍尔产生了对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霸权”理论的兴趣，并最终推动了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而从文化研究的方法论角度来看，在阿尔都塞的影响下，伯明翰学派试图摒弃文化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模式，认为这个模式把复杂的文化现象仅仅看作是政治经济的直接表征，从而陷入了经济还原论和本质主义的俗套。在霍尔看来，经济是大众文化产生和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但并不是直接因素，其中间还存在着很多中间环节。每一个特定社会中的文化形态中都包含着经济、政治、种族、阶级、性别、宗教和意识形态等多种要素，或者说是这些要素和力量多元决定的结果。因此，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就是要对这种多元决定力量加以剖析，从而将复杂而一体化的社会文化结构化，并使文化研究摆脱文化主义范式的经验主义和人文主义倾向，最终走上结构主义的科学化道路。

结 语

阿尔都塞学派用结构主义方法来重新阅读马克思，并把结构主义的理论、方法和术语纳入马克思主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的对话促使了阿尔都塞学派在60年代的兴起，而他们所主张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方法带来了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的重大变革，也促使了马克思主义在七十年代的再次复兴。对阿尔都塞学派的学术史地位，学术界给予了高度评价。结构主义史研究专家弗朗索瓦·多斯认为，阿尔都塞从结构主义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解读“是对马克思主义富有活力的治疗，它使马克思主义摆脱了悲剧性的命运。……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为新的哲学时代奠定了基础，但是所有的知识领域都在1965年经历了严重的震荡。阿尔都塞的模型充分利用了结构主义的时尚，成了转化人文科学的其他努力的发射台。”[37]因此，阿尔都塞也自然被看作马克思主义在七十年代的伟大复兴中最为重要的人物。[38]亚当·沙夫虽然批评阿尔都塞的学说是一种“伪结构主义”和“伪马克思主义”，但同时也认为，在后斯大林主义的这个极为关键且问题丛生的时代，阿尔都塞及其合作者在1962至1966年的研究和出版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做出了很大贡献。[39] 阿尔都塞为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再出发奠定了理论基础，指明了发展方向。可以说，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遵循阿尔都塞的遗产，沿着阿尔都塞的道路前进的。这一点在文学理论和批评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正如阿尔都塞研究专家卢克·费雷德所言：“由于他的著作，文学批评似乎第一次能够变得既具有科学上的真实性，又具有政治上的激进性。自从20世纪70年代文学研究中发生的革命性的激荡以来，政治理论与批评变得多样化，而且变得更加复杂。然而，如果我们要理解政治干预理论与批评的诸般现代形式——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男同性恋和酷儿理论、以种族为导向的和后殖民的理论、女性主义批评、文化研究或者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那么阅读阿尔都塞的著作就是很重要的，所有这些形式都以不同的方式受惠于阿尔都塞。”[40]因此，要准确地把握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发展历程，就不能忽视阿尔都塞学派所产生的这种影响。从阿尔都塞学派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的“科学相位”再出发，探索一种适应于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将是一个重要的学术命题。

The Rise of The Althusserian School and The Great Change of Western Marxism Literary Theory

Jiangang Yang

Abstract: The Althusserian School is a Marxist academic community composed of Althusser and his disciples. Althusser criticized humanitarian Marxism with structuralism as a weapon, and based on this, constructed the scientific structuralist Marxism. He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ry arts and ideology as well as the state machine of ideology. And he also made a powerful elaboration of contradictions and plural determinism, symptomatic reading methods and other methodologies which have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his disciples. This impact is reflec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Marxist literary prod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theory, the rise of semiotic Marxism, and the extensive use of ideology and plural determinism in cultural studies. The academic creation of The Althusserian School eventually brought about a major revolution and great change of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Key words: The Althusserian School, structuralist Marxism, state machine of ideology, plural determinism, symptomatic reading methods

【参考文献】

[1][英]弗朗西斯·马尔赫恩：《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刘象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2][英]弗朗西斯·马尔赫恩：《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刘象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3][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

[4]虽然戈德曼结合发生学和结构主义的尝试还比较机械，但是他试图把结构主义引入马克思主义的努力却为马克思主义后来的发展开启了新的方向。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结构主义的兴起，以及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复杂局势，对二者之间关系的讨论一时成为一个热点问题。1964年吕西安·塞巴热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一书，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成功地调合在一起。遗憾的是，1965年1月，吕西安·塞巴热向自己面部开了一枪，从而在结束了自己生命的同时，结束了他这一具有启发性的尝试。1967年10月，《思想》杂志以“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为题出版了专号，哲学家吕西安·塞夫、让·迪布瓦、让·德尚等均就这一议题发表了文章。同时，1967和1968年，《新批评》和《法国通讯》等杂志也刊登了系列文章，就结构主义如何应对马克思主义的危机问题展开了讨论。这场讨论对于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法]弗朗索瓦·多斯：《解构主义史》，季广茂译，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111-122页。）

[5][法]弗朗索瓦·多斯：《解构主义史》，季广茂译，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111页。

[6][法]马克·波斯特：《战后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从萨特到阿尔都塞》，张金鹏、陈硕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85页。

[7][澳]卢克·费雷特：《导读阿尔都塞》，田延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8页。

[8][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页。

[9][澳]卢克·费雷特：《导读阿尔都塞》，田延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6页。

[10][法]路易·阿尔都塞：《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容易吗？》，载《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页。

[11][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27-228页。

[12][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30页。

[13][法]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载《图绘意识形态》，斯拉沃热·齐泽克等著，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版，第161页。

[14][法]阿尔都塞：《一封关于艺术的信》，载《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陆梅林编，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521页。

[15][法]阿尔都塞：《一封关于艺术的信》，载《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陆梅林编，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 520页。

[16][法]阿尔都塞：《一封关于艺术的信》，载《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陆梅林编，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520页。

[17][法]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载《图绘意识形态》，斯拉沃热·齐泽克等著，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版，第108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4页。

[19][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79页。

[20][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81页。

[21][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95页。

[22][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0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11页。

[24]在法国知识界，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吸收和借鉴是比较早的。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的辩证法的新阐释，使他成为法国左派学生中的“毛主义者的精神导师”。随着“毛主义”这股“东风”在西方世界的日益强劲，法国知识界对毛泽东思想的接受也逐渐由哲学转向政治理论。1966年5月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法国学生对中国革命和“毛主义”报以更大的热情，致使1967年成为法国社会的“中国年”，并深深地影响了1968年的学生运动——“五月风暴”。（[美]理查德·沃林：《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董树宝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1-128页。）

[25][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87页。

[26][法]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

[27]Ten Benton, The Rise and Fall of Structural Marxism: Althusser and his influenc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4. p.36.

[28]Ten Benton, The Rise and Fall of Structural Marxism: Althusser and his influenc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4. P.36.

[29][英]特里·伊格尔顿：《马歇雷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戴侃译，《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30]Pierre Macherey, 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78, p.133.

[31]Pierre Macherey, 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78, p.133.

[32][法]安托万·孔帕尼翁：《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吴泓缈、汪捷宇译，南京大学出版2011年版，第6页。

[33]关于马歇雷、伊格尔顿和詹姆逊如何将结构主义的文本理论引入马克思主义来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生产理论和文本阐释理论，笔者在《文本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对话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文艺研究》2010年第1期）一文中有详细的探讨，在此不予赘述。

[34]Albert Bergesen, “The Rise of Semiotic Marxism”，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Vol.36, No. 1, (Spring, 1993), p.1.

[35]Albert Bergesen，“The Rise of Semiotic Marxism”，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Vol.36, No. 1, (Spring, 1993), p.3.

[36]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两种范式》，《文化研究读本》，罗钢、刘象愚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7-58页。

[37][法]弗朗索瓦·多斯：《结构主义史》，季广茂译，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385-386页。

[38]Leonard Jackson, The Dematerialisation of Karl Marx: Literature and Marxist Theory, London: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94, p.174.

[39]Adan Schaff, Structuralism and Marxism,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78, p.32.

[40][澳]卢克·费雷特：《导读阿尔都塞》，田延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发布人：谷若涵

原载于《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