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张力及其超越
——斯图尔特·霍尔文化研究的立场与方法
杨建刚
（山东 济南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250100）
内容摘要: 作为二十世纪的两种重要思潮，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之间的相互征用和借鉴已成为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斯图尔特·霍尔正是在寻找二者之间的张力及其超越的可能性的过程中奠定了其文化研究的基本立场和研究方法的。霍尔的学术活动中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主线，而接合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并加以超越则是其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前提。霍尔把该方法运用于对电视文化的编码和解码方式以及表征的不同路径的分析和批判之中，从而为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研究范本。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编码、解码、表征
作者简介：杨建刚，男，陕西三原人，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和美学。作者联系方式：yangjiangang78@163.com。
基金项目：本文受“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资助。
学术的发展往往是在不同方法的相互交融中向前推进的。作为二十世纪的两种重要思潮，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之间的相互征用和借鉴已成为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在被符号所充斥的当代社会，马克思主义根本无法忽视符号在认识中的巨大作用，正如保罗·利科所言：“如果不分析认识的符号学来源，如果不了解科学和艺术中所使用的符号学形成的具体特征，如果最终不了解记号作为社会和个人的行为的中介者所起的作用，那么就不可能对哲学问题做严肃、系统的论述。”[1]另一方面，符号学研究要更好地介入社会文化现实，就必须超越纯形式分析的瓶颈而持一种坚定的批判立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之所长，因此符号学要取得发展自然也不能忽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著名符号学家赵毅衡就明确指出：“符号学本质上是批判性的，它把符号意指看成文化编织话语权力网的结果，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在精神上至为契合。”[2]精神本质和价值取向上的高度契合使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之间的接合与对话不但可能而且双赢。马克思主义为符号学提供了一种介入现实的批判立场，符号学则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分析问题的科学方法，因此在二者的张力中进行探索就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学术路径。
文化是承载意义的符号的集合，文化研究也是符号学发挥作用的最佳领地。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诸流脉，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法国结构主义还是伯明翰学派，要么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要么将马克思主义作为重要的理论资源，因此文化研究也就成为我们探讨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之间张力与对话的最佳切入点。尤其是，文化研究的巨擘斯图尔特·霍尔及其领导的伯明翰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关系都至为密切。霍尔的文化研究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立场和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的张力中得以建立，并通过对二者方法论的超越而得以推进和完善，最终深深地影响了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范式的形成和走向。
一、霍尔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霍尔的学术活动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主线，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过程则直接影响着其学术研究不同阶段的立场、对象和方法。早在1951年之前，霍尔还在牙买加读书并准备留学英国的考试之时就已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此时，他接触到的主要是马克思著作中的《共产党宣言》、《工资劳动》和《资本论》等内容。留学牛津期间，他深深地被威廉斯、霍加特和汤普森等英国第一代左派理论家的学说所吸引，并与好友合作创办了《大学与左派评论》杂志，后来又接管并全面负责汤普森所创立的《新理性者》。这两个刊物合并为《新左派评论》之后，霍尔成为这份影响甚大的左派杂志的重要奠基人。1964年霍加特创办了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但由于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借调，中心的实际工作由霍尔主持。1968年，霍加特正式调到教科文组织，霍尔此时开始担任中心主任，直到1979年离开伯明翰大学赴开放大学任教。霍尔1997年退休，之后还担任着《今日马克思主义》（Marxism Today）杂志的编委。这种贯穿始终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使霍尔通常被学术界定义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并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弟子们以及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学术立场和价值取向。如马克·吉布森所言：“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观点，他所造成的影响超过他人，被公认为这方面的权威。如果有某一个时期文化研究的确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那么一定是霍尔掌管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期间。”[3]霍尔的弟子托比·米勒（Toby Miller）也明确指出英国文化研究至少“是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深远并持续性的关联才成就了自己”[4]，而格劳斯伯格则直接称伯明翰学派的工作为“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他们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并非始终如此密切，伯明翰学派的学者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并非完全一致。而且，马克思主义内部本就流派纷杂,经典马克思主义、苏联马克思主义、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以及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等之间差异较大，并不同程度影响着霍尔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有正面的继承，也有反思和批判。因此，不能简单笼统地给霍尔和伯明翰学派理论家贴上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而要对其详细辨析。
霍尔的这一学术定位是自身的身份体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影响和英国文化现实相结合的产物。作为一个混血儿，在孩童时期霍尔就常常受到身份认同问题的困惑，而后来移民英国更使该问题被几何级地放大了。他早年热衷于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并在后来领导伯明翰学派时注重于对性别、种族和阶级等核心问题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马克思对这些问题的论述有助于回答他所遇到的困惑。真正促使他走上文化研究道路的是英国左派文化理论家，其中，霍加特和汤普森都与霍尔在工作上有直接的关联，而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威廉斯则是霍尔学术研究上的精神导师。但威廉斯、霍加特和汤普森本身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就比较复杂。霍加特在的《识字的用途》中虽也提到“中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表现出忠诚，甚至有人说他从来都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相反，汤普森是一个态度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者、英国共产党的长期成员和党的历史小组的积极参与者，以及马克思主义刊物的建立者。相对而言，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则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威廉斯指出，当他在剑桥读书的时候，利维斯和马克思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但由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独裁统治的揭露，以及苏联军队对匈牙利革命的干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深受伤害和打击，一度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怀疑，并出现了退出共产党的高潮，而威廉斯此时也犹豫和彷徨过。这都影响了霍尔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在回顾伯明翰学派的发展历程时，霍尔明确表明早期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就有意识地保持距离， “在消除了对文化研究理论的抵制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大约有五、六年的时间……我们还是围绕着欧洲思想转圈子，就是为了不轻易向当时的时代精神——即马克思主义进行有条件的投降。”[3]
度过这段迷茫期后，伴随着对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霍尔和伯明翰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变得日益坚定。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多元决定论等学说为霍尔提供了思考文化问题的新方法，而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则为其提供了切入问题的新角度。70年代后，葛兰西在西方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们再也不能忽视他的著作，而是从其思想中得到了极大的启发。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言：“事实上，今天，不更走进葛兰西或者不更明确地运用他的思想，就难以或不可能讨论大众文化或任何文化问题。”[5]葛兰西俨然已成为后威廉斯-霍加特时代英国文化研究的精神领袖。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所从事的书斋里的革命，葛兰西不是纯学术型学者，这与伯明翰学派把文化研究看做一种非纯粹学术性的活动的观念相一致。他们不赞成法兰克福学派把大众文化看做资产阶级霸权的表征，以及他们在文化问题上所持有的精英立场和悲观态度，而是继承了威廉斯等人的平民化立场和乐观态度，认为大众文化作为大众自己所创造的文化形态体现着大众阶层的观念、情感、精神和趣味，其自身之中就具有反资产阶级霸权的力量，可成为工人阶级争取和建立自身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途径。正因如此，他们集体性地“重返葛兰西”，并推动了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6]这一转向进一步加深了霍尔和伯明翰学派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并积极地将葛兰西式的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大众文化研究之中。因此，通常认为，在70年代中期霍尔做掌门人之时，伯明翰学派已真正地转向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成为战后英国激进思潮中的一台“动力无限的发动机”[7]，为文化研究提供了强劲而持续的原动力。
二、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接合及其超越
在伯明翰学派之前，从事文化研究的主要有法兰克福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等流派。霍尔等人因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主义立场而与其保持距离，故而与批判理论没有发生应有的“接合”。[8]相反，他们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报以极大的兴趣，试图将二者所分别秉持的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研究范式接合在一起并加以超越，从而创建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范式。
威廉斯等新左派倡导一种文化马克思主义。威廉斯认识到，虽然马克思曾构想过一种文化理论，但最终并没有能够充分完善和实现。包括普列汉诺夫等后世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也试图发展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结果却造成了一片混乱，因为“这些理论在不同场合和不同作家那里，大家都在各取所需地随意使用所有这些说法”[9]。更严重的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斯大林主义模式简单化地套用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关系模式，把文化的发展动力直接地归结为经济因素而忽视了文化的相对自主性，从而造成了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恩格斯曾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10]威廉斯等人清楚地认识到了这种混乱和误读现象，因此他们一边接受马克思的思想和方法，一边又坚决反对后世马克思主义者在文化问题上的“经济还原论”，认为其忽视了文化的相对自主性，从而大大削弱了文化在社会建构中的重要性。因此，在他们看来，走出“经济还原论”的拘囿，建构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就成为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任务。他们对待马克思的态度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建构深深地影响了伯明翰学派。威廉斯等人的著作都“与某种技术进化论、经济还原论和组织决定论构成了根本性的决裂”[13]。威廉斯认为文化是人们的“整体性的生活方式”[9]，而文化研究就是“对整体的生活方式之内的各元素之间的关系的关注”[11]，其重点是探究和分析人们的生活经验与情感结构。在霍尔看来，威廉斯对文化的这种界定超越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元对立，看到了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用“文化主义”概括其方法论至为贴切。但不可忽视的是，这种文化主义坚持一种人文主义立场，而其方法则是经验主义的，缺乏一定的科学性。
就在文化主义的研究范式大行其道之时，欧洲大陆的结构主义文化研究范式异军突起，从而形成了文化研究领域双星并峙、相互补充、此消彼涨的局面。虽然结构主义也同样反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一隐喻，并在很多方面与文化主义有明显的重叠，但差异也极为明显。从研究对象方面来说，结构主义关注的不再是文化主义所关注的经验问题，而把文化中的意识形态作为文化分析的核心问题，从中我们也可清晰地看到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密切关联。从方法论角度来看，结构主义强调语言的结构化和“多元决定论”，认为是结构和整体决定了文化的特性，因此在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种科学方法的同时，由于其反对人文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倾向而又“让文化进程偏离了它所服从的‘人的设想’这个中心。……因此，结构主义也标志着和理论性人文主义的各种主导范式的彻底决裂。”[12]
霍尔认为，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相互对立，各自的优点及其获得恰恰都源自对方的弱点，因此“都不足以将文化研究构造成一个有明确概念和充分理论根据的领域”[13]。但换个角度看，二者却又相互补充，如果能在更高的水平上加以辩证综合，必然产生一种新的文化研究范式。霍尔将这种多重立场和方法间的“接合”所构成的复杂关系描述为“多重视野的搏斗”[14]。正是在这个克服双方弱点的同时进行综合运用的新起点上，霍尔开启了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征程。在该过程中，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福柯的后结构主义权力理论，一并进入霍尔的视野，为其提供了方法论的启示和武器。其中，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对霍尔的影响尤甚，在霍尔看来，“葛兰西大大纠正了各种结构主义理论通常据以运作的那种非历史的、高度抽象的、拘泥于形式的以及理论主义的层面”[12]。由是，霍尔建立了他自己乃至整个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风格和特色，也奠定了他在伯明翰学派乃至世界文化研究领域的领袖地位。
三、电视文化的符号学批判
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主要集中于青年亚文化和媒体这两个相互交织的领域。青年亚文化的研究方法侧重于“将结构主义与人道主义结合起来”[11]，而媒体研究的方法则侧重于将马克思主义立场与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结合起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就是霍尔对电视文化的符号学批判。威廉斯把电视作为一种新的“技术和文化形式”以及大众文化的重要载体进行了深入研究。[15]霍尔继承了威廉斯的这一传统，在20世纪70年代把研究中心置于电视和媒体研究，主要尝试运用结构主义符号学、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研究媒体与国家、政治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电视文化研究中，霍尔指出：“节目制作被描述为公众的声音，事实上却只是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16]霍尔把电视媒体看作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资本主义运用电视节目的符号编码和解码机制生产意识形态，从而实现统治的重要手段。资本主义社会的媒体表面上与国家政权相互冲突，新闻记者热衷于报道政治家的丑闻，并对各种政策提出批评，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新闻媒体站在民众的一边，代表了民众的声音。但这些却都是表面假象，其深层则是媒体与政权之间的共谋。
霍尔等人的这种极具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批判立场是通过对电视文本进行结构主义的符号分析来确立的。在《编码、解码》一文中，霍尔借用了马克思的生产-消费理论和雅各布森的语言交流理论。在霍尔看来，电视节目作为一种社会产品具有与一般商品类似的生产和消费过程，符合一般商品生产和消费的规律。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它又具有一般商品所不具有的特殊性，它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言语交流行为的信息的编码和解码过程。雅各布森提出了言语交流活动的六要素，即信息的发送者、信息、符码、语境、接触和信息的接受者。在言语交流活动中，信息的发送者根据语境，通过语言符码来编织信息，形成语言文本，借助一定的接触方式将信息传递给信息的接受者。在此过程中，就出现了信息发送者的编码和信息接受者的解码两个活动，而对于信息交流能否完成而言，这是最至关重要的两个环节。霍尔将该理论运用到大众传播研究中，把电视、广播、报纸等一系列大众传播行为都看作类似于语言活动的信息生产和传递过程，因此可借用语言学的方法来分析。
大众传播研究首先面临信息的编码问题。任何一个尚未经过加工的历史事件都不可能通过电视新闻来进行传播，只有当历史事件在电视话语的视听形式和话语规则范围内经过加工而符号化之后，传播才成为可能。在此，历史事件必须服从语言的形式规则才能够被符号化或编码，从一个原生态的“历史事件”转变为一个可讲述的“故事”。这样，通常被看作信息传播过程中居于次要地位的话语形式就被提高到了“主导地位”。不同的信息传播媒介的话语形式规则不同，也就决定了同一个历史事件因不同媒介所编码而成的“故事”会具有不同特点，并产生不同效果。鲍德里亚不无极端地说海湾战争没有发生，就是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不是真实的战争，而是经过电视新闻媒介编码过的“故事”。[17]但霍尔与之不同，认为即使话语规则和信息形式僭越为主导性要素，也并不意味着它所指涉的历史事件、产生这一事件的社会关系，以及事件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不复存在。话语生产者借用一定的符号编码规则把基于一定社会关系而发生的历史事件编码为“作为意义的话语节目”，并试图通过诱导受众按照其设计好的规则和路径对这些话语信息进行解码，从而在传递信息的同时在受众中产生影响，进而完成情感传达、思想建构和意识形态再生产等目的。在此过程中，信息编码者往往试图使具有一定主观意向或意识形态性的信息表征为自然或真实的样貌。因此，霍尔认为并不存在巴特所说的“零度”语言，所谓的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式地对再现对象的忠实再现，以及其所造成的“真实效果”，皆是话语实践的结果。[18]
但信息和话语的编码者与解码者并不处于平等的地位，解码者也并非按编码者的编码规则进行解码，这就造成了信息传递过程中误读的可能性。为减少这种误解，话语编码者往往选择一种社会通用的“主导话语结构”进行编码，也期望解码者能够从诸多解码方案中采用这种主导性话语结构来解码。这种主导话语结构在话语的编码和解码过程中处于“主导—霸权地位”，也是电视、广播等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大众传播媒介所采用的主要编码和解码方式。这是一种理想的解读模式，而在实际的信息传递中，出现更多的是信息的“协调性解读”。在协调性解读中，解码者与编码者基于不同的社会关系，采用不同的符码规则，甚至对相同符码的理解和掌握程度也有所不同，因而信息解读中必然存在误读和分歧。真实的意义和信息的获得就是在编码者通过符码所编织和传递的意义与解码者所解读的意义之间相互协调和博弈的结果。第三种情况是解码者采用完全相反的方式进行解码，得出相反或敌对的信息，霍尔称之为“对抗的符码”。这种对抗性解读是一种“意义的政治策略”，其中融入了政治和话语的斗争。由于不同的编码和解码的方式与策略的存在，电视、广播等媒体在编码过程中也就不仅提供一个可供解释的固定意义，而且提供一种意义解读的范围，或者说通过推荐一种或几种意义来引导观众对经过编码的文本进行解读和释义。正是这种推荐的多义性的存在，使电视等媒介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四、文化表征的路径与方法论批判
霍尔关于文化理论的系统论述是成型于上世纪90年代的文化表征理论。在霍尔看来，表征是某一文化的众成员间通过语言符号进行意义生产和信息交换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而根据语言符号如何再现世界并生产意义的方式，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表征模式：反映论的、意向性的和构成主义的。反映论的观点认为意义是一种客观存在，语言单纯反映已存在的关于物、人和事的世界的意义，只是意义得以呈现的载体和工具，并不参与和生产意义。意向性的观点持一种近乎浪漫主义的表现主义方法，认为语言只是个人意向或情感的表达，其缺陷在于把语言看作完全私人的东西，而语言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系统，个人言语必须与语言系统相妥协，其所传达的意义才能够得到理解和实现。构成主义认为意义的产生并不依赖于物质世界的存在和言说者的意向性，而在于语言或符号的意指实践。也就是说，意义是实际的行动者运用语言或符号系统而建构起来的，并伴随着言说的展开而一并形成并呈现出来，这些语言符号就构成了意义的表征系统。
从构成主义的角度看，文化并非一系列诸如小说、戏剧、绘画、音乐、建筑等现成事物的堆积，而是在人们对这些事物的使用、言说、思考和感受并赋予其意义的表意过程和意指实践中所呈现的一种状貌。文化研究的核心即是研究人们言说这些事物并赋予其意义的方式和过程。构成主义的表征方法有两种路径，即索绪尔开创的符号学路径和福柯开创的话语路径。前者侧重于语言和符号生产意义的运作机制，属“诗学”范畴，而后者侧重于意义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即表征的后果和影响，属广义“政治学”范畴。
依据表征的符号学路径，意义并非内在于事物之中，而是通过语言符号等信码被建构和生产的。因此，“思考‘文化’的一种方法是以这些共享的概念图、共享的语言系统和驾驭它们之间转化关系的各种信码为依据。信码确定了概念和符号间的关系。它们使意义在不同语言和文化内稳定下来。”[19]在霍尔看来，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性关系转化为约定俗成性时，人际交流方才可能，而这种转变过程依赖于社会惯例，以及对这种惯例的学习、遵守和传递。文化的习得过程正是这种“信码内在化”过程。每一种文化都具有一种共享信码的“文化契约”，“归属于一种文化就是大致上归属于同一个概念和语言的世界，就是去了解各种概念和观点是如何转换成不同的语言的，以及语言何以能被理解为涉及或指称世界的。共享这些事物就是从同一概念图里面看世界，并通过同一系统理解世界。”[19]正因为信码或语言是一种文化的标志和存在的根基，因此，意义、语言和表征就成为文化研究的核心要素和主要研究对象。
霍尔充分肯定了索绪尔语言学对表征的符号学路径的开创性意义，但又明确指出了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两大缺陷。一是索绪尔只关注能指和所指，很少关心或不关心指称物。这一点正是皮尔斯的三元模式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霍尔对皮尔斯的符号学方法也格外关注。二是索绪尔只关注语言系统（深层结构），不关注日常言语（表层结构），而文化恰恰是在个人言语行为或表述的过程中才得以呈现的。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这两大缺陷在巴特的符号学中有所弥合，因此霍尔把巴特的神话符号学作为表征的符号学路径的代表性方法。巴特对时尚服装、意大利面广告、摔跤比赛和《巴黎竞赛》中黑人向法国国旗敬礼的照片的分析，都超越了单纯的语言学的范畴而深入到了文化现象的意识形态层面。但总体上，符号学把语言当作一个封闭的、相对静止的系统，将表征局限于语言中，言说主体以及言说过程中的各种权力关系被忽视了。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从索绪尔和巴特式的以‘意指结构的支配’为基础的方法，转向以他所谓的‘诸权力关系、战略发展和策略’的分析为基础的方法”[19]。这样，霍尔就将表征理论由符号学路径转向了话语路径。
话语本是一个语言学概念，指各种相互联系的书写和演讲的段落，但福柯赋予了其新含义。作为一个后结构主义者，福柯感兴趣的并非纯粹意义上的语言系统，而是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中生产意义的陈述和合规范的话语的各种规则和实践。知识是主体经过话语而被建构的，有了相应的话语，比如疯癫、惩罚和性等这些知识才得以被创造出来，没有这些话语，相关知识就不存在。而且，所有的话语、表象、知识和真理都产生于一定的历史语境中，脱离了历史语境，知识和话语也不可能产生，或者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因此，类似于库恩的范式理论，福柯认为同一种话语就构成了一种知识型。
福柯把关注的重心转向知识是如何通过规范他人的行为而设置的特殊制度来运作的。这些制度的设立本身蕴含着一定的权力关系。在福柯看来，话语是包含着权力关系的言说，是权力运作的场所，它构成了一般的文化实践的基础部分。正如海登·怀特所言：“在所有话语的背后，都是欺和骗的结构。……不论福柯关注什么问题，他所发现的都是话语；而无论这些话语从哪里产生，福柯看到的都是一场争斗，一方是那些生成自己对话语拥有‘权利’的集团，而另一方则是那些被否认他们自身的话语拥有权利的集团。”[20]显然，福柯的话语理论超越了索绪尔的共时语言学，排除了结构主义的非历史化倾向，将表征从纯形式理论的控制中解救出来，并置于一个历史的和实践的运作语境之中。通过把语言与权力及其产生的历史语境联系起来，福柯最终进入了语用学领域。霍尔将表征问题由符号学路径向话语路径的转变标志着构成主义表征路径的一个巨大发展。巴特的含蓄意指分析虽然也运用话语，关注意识形态，并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但他侧重于符号学的结构分析，并没有将话语延伸到历史层面。福柯不同，他对话语、知识与权力之间关系的关注很大程度上让我们想起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和阶级社会理论。但霍尔也看到了二者之间的不同。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而福柯反对把话语、知识和权力的关系置于经济关系和阶级利益的层面进行讨论，而是认为所有形式的政治和思想都不可避免地卷入知识和权力的相互作用，而不仅仅限于阶级问题。可见，霍尔并不是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接受福柯的，他的表征理论中的福柯明显具有葛兰西的影子。可以说，霍尔表征理论的“话语转向”是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的一部分。再加上霍尔的人生经历和种族特性，最终决定了他一改文化主义的路径，将种族、差异、身份、认同等作为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在霍尔看来，这些问题都是通过一定的文化符号和知识话语所生产和建构出来的，也就自然成为其表征理论的组成部分，可通过表征的两种路径来分析。
通过对《星期日泰晤士杂志》封面上的名为《英雄还是恶棍》的照片的符号学分析，霍尔明确提出了黑人运动员所具有的“他者”身份以及在英国社会所遇到的认同困境。在巴特的神话学的意义上，这张照片是在神话的层次上发挥作用的。“有一个字面的、直接意指层次上的意义——那就是一张百米决赛的照片，跑在前面的人物即本·约翰逊。然后，还有一个较含蓄的或主题性的意义——兴奋剂报道。而在此范围内，还有一个次要的‘种族’和‘差异’的主题。”[19]与巴特相同，在霍尔看来，同一个文化符号的直接意指是单一的，但其含蓄意指则是丰富和模棱两可的，包含多种潜在的意义，有待解读者去发现和挖掘。在该符号中，意义“漂浮着”，无法固定下来。而把这种不确定的意义固定下来，就是一次表征实践的任务。读者的解读，即表征的意指实践的介入，从多种潜在意义中最终选中一种而将其确定下来。因此，我们看到，对符号表征的意义解读不可忽略语境的重要性。有人对巴特的批评正是由此出发的，认为巴特的含蓄意指分析忽视了历史语境对符号意义的生产和解读的影响，而霍尔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借用和丰富巴特的表征的符号学方法的。
霍尔指出，所有的他性、种族、身份和认同问题都是通过一系列的差异原则而被固化和自然化的。西方世界中有色人种的他者地位就是文化的差异原则的一个典型例证。无论是商品、广告、言说等都从不同的层面强化着白人/黑人、文明/野蛮、先进/落后、文化/自然等差异，从而让人们觉得黑人的他者地位是由于白人与黑人之间的肤色差异而自然而然的。肤色的差异衍生出文化的差异，而当代西方文化则用一系列的符号来强化和表征这一差异系统，从而将其定型化。这种定型化便是通过确定符号边界，并排斥不属于它的任何东西，来使差异固化和自然化，以此保持其文化和种族的“纯粹性”。霍尔认为，这种符号的定型化实际上是一种文化霸权，其本质是一种阶级划分的策略，它通过对符号权力的掌控来确立文化和社会中的规则和秩序。要改变这种阶级关系，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突破这种定型化的符号边界，揭示其表征系统及其运作方式的虚假性和欺骗性，表明这种差异并非自然而然，而是一种人为的文化建构。可见，在霍尔对黑人的他者地位的表征系统及其运作方式的分析中，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和福柯的权力学说被融合在一起。如其所言：“对于葛兰西，就像对于福柯一样，权力既卷入了经济压迫和物质限制，又卷入了知识、表征、观念、文化领导和权威。两人都会同意，权力不能仅靠想到武力和强制而引人注目：权力还吸引、拉拢、诱惑、赢得赞同。”[19]符号和表征的权力不是一种强制性权力，也不是在宏观层面运作，而是一种非强制性的，在微观层面通过诱使和吸引人们自觉并乐意接受的方式进行运作的权力关系。
科林·斯巴克斯（Colin Sparks）认为，在经历了与马克思主义持续20年的蜜月期后，从80年代末期开始，霍尔乃至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逐渐远离马克思主义。[21]这个论断表面看来似乎如此，因为在霍尔于90年代发展成熟的表征理论中几乎没有出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也极少出现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阶级概念，而是把重心转向了权力问题。但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虽然此时的霍尔较少提及经典马克思主义，但阶级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一直贯穿始终。而从其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来看，他只是把讨论的重心由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马克思主义转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等人的学说。这些都渗透并贯穿在他分析以索绪尔和巴特为代表的表征的符号学路径和以福柯为代表的表征的话语路径的过程之中。在霍尔的表征理论中，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福柯的权力学说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等各种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学说和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达到了很好的融合与对话。也正是这种融合与对话，才使霍尔乃至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充满了张力与活力。
结 语
尽管文化研究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实践性学术活动，并不以理论见长，但对大众文化的批评实践不能脱离基本的学术立场和方法论的指导。在霍尔乃至整个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的理论探讨和批评实践活动中，马克思主义贯穿始终并为其奠定了批判性的学术立场，而结构主义符号学则为其提供了剖析文化文本的科学方法。通过寻找马克思主义和符号学之间的内在张力并予以超越，霍尔确立了自己的文化研究的基本立场和研究方法，并为整个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研究范本。
在二十世纪后半叶，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之间的相互征用与对话并非霍尔和伯明翰学派所独创。事实上，包括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鲍德里亚等我们所熟知的文化理论家，以及以沃尔佩、亚当·沙夫、罗西-兰迪、杰夫·伯纳德和奥古斯托·庞其奥等为代表的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理论家，都是在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张力中建立其学术高地的。我们通过对霍尔文化研究的立场和方法的分析，仅仅是介入这一学术论域的一个尝试。寻找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之间张力及其对话的可能性，建立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应该成为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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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人：谷若涵
原载于《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 9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