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繁仁
1994年，在生态问题日渐成为国内外学术热点的形势下，由中国学者提出了"生态美学"这一崭新的美学观念。许多中国理论工作者从生态文艺学、文艺的绿色之思、生态存在论审美观等多重视角对这一美学观念进行了丰富发展。"生态美学"同国际上日渐勃兴的"生态批评"、"环境美学"密切相关，但又有别于它们。它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观念，是中国美学工作者的一个创意。它的提出对于中国当代美学由认识论到存在论以及由人类中心到生态整体的理论转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它不是一个新的美学学科，而是美学学科在当前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新发展、新视角、新延伸和新立场。它是一种包含着生态维度的当代生态存在论审美观。它以人与自然的生态审美关系为出发点，包含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以实现人的审美的生存、诗意的栖居为其指归。
生态美学在中国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是中国现代化事业深入发展，环境问题日趋尖锐的新形势对中国美学学科和美学工作者的一种现实呼唤。也是中国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要求一切从实践出发、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理论出发点的必然趋势。它实际上是当代社会由工业文明过渡到生态文明的历史必然趋势，是反映着科学发展观的当代先进文化的表征之一。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我国当前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方针、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是一致的，是这些理论的重要内涵。而从美学学科本身来看，20世纪中期以来经过几代美学工作者的努力而创立的实践美学，尽管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贡献和不可抹杀的地位，但在新的时代它的确已经显现出诸多局限。特别是其所表现出的落后于时代的"认识论"理论支点和"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更具明显的局限，需要在新的形势下有新的发展和新的充实。许多中青年美学工作者提出的"后实践美学"就是这种形势的反映，对生态美学的提出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生态美学也是新时期中西交流对话的产物。它的提出主要借鉴了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后期有关"天地神人四方游戏"的哲学-美学理论。而海氏"四方游戏说"的提出又明显地借鉴了中国古代老庄的"道家"思想。特别是老庄的"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等一系列生态智慧。诚如海氏在《从关于语言的一次对话而来》一文中所说，"运思的经验能否获得语言的某些本质，而这一本质将保证欧洲-西方的道说与亚洲-东方的道说以某种方式进行对话？在此对话中，从一个共同的本源中，涌流出来的东西在歌唱"。也就是说海氏将他后期的理论看作是中西道说之间通过对话而涌流出来的一种歌唱。当然，我们还借鉴了莱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所表现出来的具有当代色彩的生态观念及其批评实践，阿伦.奈斯的"深层生态学"，罗尔斯顿的"荒野哲学"，以及日渐成为"显学"的西方"生态批评"。当代我国包括生态美学观在内的生态文化的建设仍需通过中西交流对话的重要途径。当然，对于当代西方生态理论所表现出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也需进行必要的分析批判。
但生态美学仍然与上述西方各种生态理论有着重要的区别。首先，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观以及有关的自然观为其理论指导。当然，马克思与恩格斯由于时代的原因其生态观难免有其历史的局限，但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观中所包含的"物质生产基础"、"实践世界"、"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结合"、"按照美的规律建造"以及"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等等理论观点对于克服当代西方某些生态理论中的局限与弊端有着重要的价值。我们认为十分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实践观在本质上是对西方启蒙主义哲学"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和"人类中心主义"理论的批判与超越，是一种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崭新的以劳动实践为其基础的当代唯物主义实践存在论哲学，成为当代我国包括生态美学观在内的生态文化建设的理论支点。
而且，我们提出的生态美学观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力图主要借鉴中国古代固有的生态智慧资源。包括儒家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民胞物与"的生态思想；道家的"道法自然"、"万物齐一"等生态智慧。当然还有其它一些包含在哲学、文学艺术之中的宝贵生态智慧。对于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目前学术界在理解和评价上尚有诸多不一致之处。我个人认为，我国传统生态智慧内涵之丰富及其所达到的高度是十分惊人的。它恰是我们建设当代包括生态美学观在内的生态文化的基本立足点和最重要资源。中国传统文化尽管有儒道佛各家，但其核心恰是费孝通先生所归纳的刻在孔庙大殿上的"中和位育"四个字。这四个字来源于《礼记 中庸》篇："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这里，《礼记 中庸》将"中和论"提到宇宙运行、万物生长的根本性的高度上加以定位，应该讲是比较确切的。所谓"中和"其核心内涵即为"共生"，恰是当代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要源头。"中和"从其内涵来说首先是"共"，即"和而不同"。这里划清了"和"与"同"的界线。"和"为万物共生共处共荣，而"同"则为党同伐异、追求划一。这就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著名的"和而不同"理论观念的含义。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在西方直到1871年才由尼采在著名的《悲剧的诞生》一书中提出与之相似的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两种生命本能的相互作用而诞育万物与艺术。"中和论"其次之意为"生"，也就是说只 有"和"，万物才能滋生繁荣、生生不息。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生生之为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等等。这种中国古代"中和论"是迥异于西方古代"和谐论"的。"中和论"是一种建立在"天人合一"基础上的宇宙万物诞育运行理论。而"和谐论"则是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具体事物比例对称理论。在宇宙观上，"中和论"是一种"天人合一"理论，而西方古代之"和谐论"则是一种以主客二分为基础的"理念论"；在外延上，"中和论"是一种极为宏观的"天人之和"，而西方古代之"和谐论"则是一种微观的物质之和，追求世界是由"数"或"火"构成之物质根源和比例对称、黄金分隔之具体和谐；而在其内涵上，中国古代"中和论"思想是一种人生哲学，关涉到宇宙社会人生，以"善"的追求为其目标，而西方古代"和谐论"则主要是一种自然哲学，侧重于具体的物质存在，以"真"的追求为其目标。当然，这两种理论都是一种非凡的古代智慧，"中和论"思想绵延5000年，诞育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而西方"和谐论"则为西方的科技发展与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支持。但从当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来看，中国古代"中和论"共生思想在解决当代文明危机之中重新绽放出绚丽的光彩。特别是"中和论"共生思想在构筑当代人与自然社会共荣共生新目标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与价值，被国际科技文化界所逐步认同。不仅有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对中国古代道家思想的借鉴，而且有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提出当代世界危机的解决应到2500多年前的中国孔子理论中去寻找智慧。这些看法的提出绝非偶然，充分说明中国传统的以"中和论"为代表的古代智慧在当代社会文化建设、特别是在当代生态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价值。当然，中国古代的"中和论"思想作为前现代农业文明时期的产物必不可免地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其当代价值必须通过"批判地继承"才能得以发挥。我们应该遵循"古为今用"的方针，坚持"留其精华、去其糟朴"的原则，对其进行必要的改造，使之在当代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认为，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最基本的局限性就在于它是一种前现代农业文明的产物，虽然包含人与自然平等共生的可贵内涵，但这种"共生"，还是一种缺少科学精神的、低水平的。因而，这种"中和论"生态智慧必须经过必要的改造，注入现代科技精神，充实其"共生"内涵，提高其生存质量。但中国古代以"中和论"共生思想为代表的生态智慧在当代世界生态文化建设中重要作用的彰现，以及我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化的努力，都是新世纪突破"欧洲中心主义"，弘扬中华文化，走向民族文化振兴的重大举措。
再就是我们提出的生态美学观是从中国当代的社会与理论的实际出发的。我们将生态美学观作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之一的生态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自觉地以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理论建设实际。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是硬道理。但我国同时又是资源贫乏的国家，而且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我们必须避免资本主义制度盲目追求极大利润的弊端，坚持走人与自然和谐的真正的"以人为本"之路。这就是我国的国情与基本国策所在。
诚如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提出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及其与审美观的结合，这样的重要论题一样，我们今天在生态美学建设中所要解决的最重要课题仍然如此。我们应努力建设一种以当代生态人文主义为指导的生态审美观。首先，应从生态存在论"此在"之"在世"出发确立人的生态本性观。长期以来我们总是离开人的现实生存抽象地来界定人的"感性"、"理性"、"人类之爱"等等本性。但生态存在论哲学观与美学观力主从"现世之人"出发来界定人的本性。而作为"现世之人"的最基本的特点就是人生存于生态环境之中，与生态环境须臾难分。这样，人的生态本性就是人的最基本的本性。它包括人来自于自然的生态本源性；人都处于生态环链之上并作为其生命最基本条件的生态环链性；人作为生态环链中唯一有理性的动物所具有的维护生态环境的生态自觉性等等。正是在人的生态本性理论的基础上，我们才得以构建新的生态人文主义精神。人文主义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以人为基本出发点"的理论观念。这一观念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的发展变化。今天，在生态文明新时代，我们应该着力建设新的包含生态维度的人文精神，即生态人文主义精神。这就是由人的平等发展到人与自然在"生物环链"之中的相对平等；由人的生存权发展到人的生存权之中包括人的环境权；由人的价值发展到同时适度地承认自然的价值；将对于人的关爱发展到兼及对其它物种的适度关爱；将对于人类的当下关怀发展到对于人类前途命运的终极关怀。总之，当代生态美学观尽管突破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但却不是对于人类的反动，而恰是新时代对于人类生存发展更具深度和广度的一种关爱，是新时代包含生态维度的新的人文精神。生态人文精神集中地体现了人文观和生态观的统一。而生态观所要求的人与自然的亲和性本身就与审美观是一致的。诺贝尔生存权利奖获得者何塞.卢岑贝格将地球称作"美丽迷人、生意盎然"的地母该亚，并说这是一种"美学意义中令人惊叹不已的观察与体悟"。由此说明，生态观与美学观的一致性。
当前，有关生态观与人文观、审美观的统一问题是引起争论最多的问题。有些朋友将对于生态观的强调提到"反人类"的高度，有的则认为三者的统一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分歧与争论的激烈是空前的。我们认为，这是正常的现象，是没有任何奇怪的。因为当代生态存在论哲学观与美学观的建设，实际上是冲破统治人类头脑几百年的"主体性"、"人类中心"传统文化观念的一场革命。是一场改变人们基本观念的哲学的和文化的革命。既然是一场革命就必然要碰到思想的剧烈冲突与碰撞。我们认为对于生态观与人文观、审美观的统一这样崭新的理念，站在传统的认识论的立场是无法接受的。而只有站到当代存在论的哲学立场才能把握和理解。因为，从当代存在论的立场来看，传统认识论和现代所盛行的唯科技主义和工具主义之弊端就在于混淆了"存在者"与"存在"的界限，因而以"物"遮蔽了"人"，走上无限崇尚科技与物质之路，从而使人的根本生存状态遇到极大威胁。而当代存在论所追求的恰是超越物之遮蔽，走向存在得以彰现的澄明之境。这种超越既是对物之迷恋的超越，也是对人与自然对立的超越。因为，恰从存在者均为存在之显现的意义上，万物具有某种平等性，理应处于和谐共处之境。而从认识论主客二分的角度人与自然是不可能"平等"的。这种"平等"与和谐共处恰是生态观与人文观的统一，是人类获得诗意的栖居的前提。而在当代存在论哲学之中，真理与美是同格的，存在之由遮蔽走向澄明，真理得以显现，其本身是"真"，同时也是"美"。美即真理的自行显现。这就是生态观与人文观、审美观在当代存在论立场上的一致性。但有人却提出，当代生态文化反对"人类中心"即等于反对"以人为本"。其实，"以人为本"与"人类中心"是不可混同的。因为，"以人为本"是一种贯穿人类社会始终的关爱人及对人类终极关怀的人文精神。但"人类中心"则是启蒙主义工业革命时代的产物，以"我思故我在"、"人为自然立法"为其内涵。当然其中也贯穿着使人类走向文明和民主的启蒙主义时代的人文精神。但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工业文明逐步被新的生态文明所取代。"人类中心"及与之相关的"人与自然根本对立"的观念也作为一种历史的范畴被必然的扬弃，而代之以人与自然平等共处的生态整体观念。而启蒙主义时代的包含科学精神和民主意识的人文精神内涵则应于保留，并在新时代加以继承发扬，构建新的包含生态维度的人文精神，使人类更加美好地生存。有人对于这种新的生态人文精神的建设持保留态度，认为"人与自然是宿命的对立，不可能走向统一"。的确，人类要生存发展就必须改造自然，但这种"改造"的前提是人类得以在自然环境中持续美好的生存，而且是基于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的这一基本事实。如果离开这一前提与事实，对大自然无度地滥发，必将毁灭人类自身。早在1873年，恩格斯就在著名的《自然辩证法》之中批判了这种将人与自然相对立的观点。他说，"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他还更加明确地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才能在现实生活中求得人与自然的平等共生。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对利润无限追求的本性必然导致其对于自然的无限掠夺。他说，"当西班牙的种植主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认为木灰作为能获得最高利润的咖啡树的肥料足够用一个世代时，他们怎么会关心到，以后热带的大雨会冲掉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崖石呢？"因此，恩格斯期待一个"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将人类从资本主义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之中解救出来。而这样的"社会生产组织"就是克服资本主义"以物为本"，坚持"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我国正在实践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之一。因此，摆脱人与自然的根本对立，走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正是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意。
目前，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具体到生态美学观到底包含那些新的内涵。我们认为，它具体指人的生态本性突破工具理性束缚真理得以自行揭示的生态本真美；天地神人四方游戏的生态存在美；自然与人的"间性"对话关系的生态自然美；人的诗意栖居的生态理想美以及审美批判的生态维度等等。当然，这只是一个轮廓式的意见，其具体内涵还需在总结古今中外各种文学艺术文本的基础上加以概括总结。特别是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和当代生态文艺的研究愈加重要。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我相信一定能更好地概括出生态美学观的基本特征。但生态美学观作为后现代语境下生成的理论观念，本身是一种开放的、非中心的和共创的，它并不刻意追求理论的自足性，而以其理论的现实性与突破性为其指归。这样，包括生态美学观在内的当代生态文化建设必将随着我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发展而不断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