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王茜《现象学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

程相占

   生态美学从 1972 年正式诞生以来， 尽管国内外学者已经正式发表了数量颇为可观的论著， 但生态美学依然不够成熟，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两方面：其一，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尚未确定，不同学者之间的观点分歧很大；其二，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与研究方法也都尚未确定，如何研究生态美学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笔者欣喜地读到了青年学者王茜的新著《现象学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以下简称“王著”）。 坦诚地说，这本书的很多观点都与我对于生态美学的基本看法不同。正因为观点不同，我才愿意写出自己的阅读体会，以便与作者和广大读者进行交流，从而推进生态美学建设。

一

   研究生态美学，首先应该回答“什么叫生态美学？”这个问题也是确定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王著对此有着明确的说明：“生态美学的任务可以被界定为， 使用现象描述和本质直观的方法， 研究现实世界以及文学作品描绘的日常生活世界场景中人与自然交往的关系，通过这种研究扩展对自然事物的理解，在主体性存在的框架中发现自然事物在物质性之外所具有的存在内涵。”^[1] 这里尽管是在说明“生态美学的任务”，但其实是在界定生态美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就研究方法而言，王著明确提出是“现象描述和本质直观的方法”———这正是现象学的基本方法；就研究对象而言，王著明确将之界定为“现实世界以及文学作品描绘的日常生活世界场景中人与自然交往的关系”。王著在另一处更加简明地指出： “现象描述和本质直观是现象学的基本方法，它帮助生态美学明确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即通过研 究现实或者文学所展现的、日常生活世界中人与 自然的交往方式阐释自然超越物质存在的丰富内涵。 ”^[2]正因为作者采用的是现象学的方法，所以她将自己的生态美学称为“现象学生态美学”， 从而区别于国内外已有的生态美学立场。

   那么，如何看待这种生态美学观呢？ 上面引用的两处界定清楚地表明，作者是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界定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的———这个研究对象说到底就是“自然”，也就是对于自然的审美欣赏与审美表达，用王著第四章第二节的标题“从现象学的自然美学通往伦理学”来概括就是， 作者所研究的其实是“现象学的自然美学”。 如果这个概括符合王著原意的话，那么，王著必然面对一个学术质疑：“生态美学”与“自然美学”是否能够等同？如果不能，那么二者的区别何在？

   众所周知，所谓“自然美学”就是以自然作为研究对象的美学，它将研究对象限定在 “自然” 上，从而将人类文化创造的产品（包括一般的审美文化产品和艺术品）排除在外。“自然”作为审美对象普遍地出现在古今中外的审美活动当中， 因此，关于自然的美学理论层出不穷，比如，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自然审美理论，当代西方环境美 学当中也有极其丰富的自然美学理论。作者对此当然有着清醒的意识。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自然”，而这个问题又包含两方面的思考：一是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看待自然？二是进入人类审美活动中的自然到底是什么，是自然科学意 义上的自然事物、康德意义上的自然本身，还是其他什么？王著正是通过论证这两个问题而把自己的“现象学生态美学”区别于一般的“自然美 学”。

   就这里思考的第一个方面而言，王著提出，我们应该带着“敬畏之心”来看待自然。王著非常精彩地论述了“敬畏之心来自哪里？ ”这个问题：“敬畏的来源也许有很多， 当最伟大的科学家们发现自然的奥妙永远不是人类的理论所穷尽时会有敬畏之心，当普通人遭遇到人力所不能及之自然奇迹时会有敬畏之心，现象学提供给我们的则是理性在自我质疑、自我辩驳和突围中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时产生的敬畏之心……现象学的敬畏是在经过艰苦的理性思辨之后，由理性自我逼问而达到的极境。正因为这个自我逼问的过程缜密而充满理性,其逼问的结果才能具有强大的说服力，理性对于自身有限性有了足够清明的认知之后才能为敬畏之心的建立打扫出一片空地。 ”^[3]众所周知，敬畏自然是当代生态伦理的核心内容之一。心存敬畏之心去欣赏自然不同于 一般意义的自然审美，尤其完全不同于房地产开发广告中所隐含的“自然美”的观念，它可以被叫作“生态的自然审美”。尽管王著并没有明确地采用这样的表述方法，但是，它对于敬畏之心的论述表明，它也比较清醒地将生态伦理视为自然审美的前提。

就上面提及的第二个问题而言，王著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如自然”概念，用来区别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自然事物以及康德意义上的自然本身。王著提出，所谓“如自然”就是“好像自然那样的意思”，“如”借用了佛家用语“自然真如”消解自然实体性意味的内涵，它的提出恰恰是为了批评常见的“真实的自然”这一概念。 王著认为，生态批评的直接价值不在于陈述任何一种保护自然的实践行动或者直接指向现实行动的指导观念，而是通过恰当分析作品中的“如自然”，精确恰当地陈述其中所隐含的自然理想、自然观念，帮助我们理解的不是所谓的自然本身，而是“我们自己 如何理解自然”^[4]。

   王著对于“自然”的上述两方面论述，有助于其“现象学的自然美学”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美学”而走向“生态美学”。但是，笔者还是对此保持不同看法。笔者一直坚持从审美方式而不是从审美对象的角度界定生态美学，一直认为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态审美”，也就是借助生态知识、立足生态伦理意识的审美活动^[5]。 “生态审美”的对象既可以是自然，也可以是包括生态文学在内的文艺作品、审美文化产品等。也就是说，笔者一直重视生态学和生态哲学在构建生态美学中的重要作用。这样的思路与王著有着明显的差别， 王著明确提出它“坚持的一个基本信念是”，尝试从人文学科自身独特的思考脉络和思考层面上理解“生态”问题，“而不是将生态科学或者生态哲学方法直接拿来套用到美学和文学研究中”。 王著对这些方法一直保持反思和批判的态度，“因为它们无论在理解自然事物还是人类自身时都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二元论的对象性思维方式”。王著认为，它以现象学为基础的生态美学研究坚持彻底的“主体性”一元论立场，认为自然事物以及生态问题只能从“人的存在”这个绝对基础出发才能得到更充分的理解^[6]。笔者认为，王著这里表达的学术信念和学术立场值得认真讨论， 这个讨论可以概括为如下两个学术问题：其一，在构建生态美学的过程中，应该怎样看待生态学和生态哲学？ 其二，现象学与“主体性” 一元论之间是否有着必然联系？

二

   由于王著将自己的研究主题确定为“现象学 的自然美学”， 它为自己设定的核心问题都与自然有关。比如：自然事物的主体性应当如何理解， 它与人类的主体性是同样的意义吗？生态整体的价值何以判定，是谁来判定的，人类自身的文化观念、 思想意识是否包含在生态整体的范畴之内？ 现代人对生命、对自然的“敬畏”之感从何而来，“自然”如何能够重获现代人的尊重？ 在自然中的审美经验有什么现实意义？王著致力于对这些对问题的进行深入反思， 从而确定生态美学（以及生态批评）的身份。带着这样的写作动机，该著试图借助现象学方法为上述问题寻找答案， 从而形成了全书结构的隐含脉络。王著进而认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正是生态美学理论的组成部分，其回答方式是具体研究代表性的现象学家， 试图通过对诸位现象学理论的细致解读，来逐步展示生态美学理论的完整面目。从这种思路出发，王著将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杜夫海纳以及英伽登等五位现象学家及其理论放置在生态美学（或生态批评）的问题视阈中，“在生态文化的问题视域中与现象学理论进行对话，构成生态美学理论的是这种对话的结果，而不直接是某个现象学家的理论”^[7]。正因为这样，王著才将自己所构建的生态美学称为“现象学生态美学”。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要采用现象学方法来构建生态美学呢？ 或者说，现象学理论可以为生态美学提供哪些借鉴呢？王著提出了如下四点：首先，现象学反对现代科学与哲学方法中事实与价值、主体与客体、人和世界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这与生态美学对生态危机思想根源的批判完全一致，正是在对现代自然科学二元论思维 方式的批判过程中，生态美学和先验现象学获得了接近的可能性。 第二，现象学凸显了研究的主体化视角，研究在人的主体性存在世界中出场的自然事物，研究存在层面上人与自然事物的关系， 这是生态美学与生态科学的不同之处。 第三，现象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是现象描述和本质直观，它们意味着现象学与美学有一种天然的内在联系。 第四，现象学探索的是人和世界的对象化关系形成之前的原初联系，在这个原初存在的层面上来理解自然，让我们看到人与自然事物的存在关联 远比生态科学教给我们的要深邃复杂很多，生态美学将和科学一起培育对存在的敬畏之心^[8]。

   客观地说，这四点都很有见地，的确都是生态美学构建过程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但是，王著对于生态科学的态度却值得深入辨析。现象学的创立者胡塞尔出版过一本名著《欧洲科学的危机 和超验现象学》，对于现代西方科学进行了严厉而深入的批判。 王著之所以特别警惕“科学”（包括生态科学），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胡塞尔所批判的 “欧洲科学”的具体所指及其所包含的思维方式。 简单说来，胡塞尔所批判的科学是以伽利略为代表的近代科学，这种科学思想将自然视为用数学语言写成的 一本书；其后的思想家们不仅将数理模式运用于自然，甚至试图运用于正式社会领域。 自然被理解为自然事情构成的总体即自然界， 它可以、也必须采用实证科学所通常使用的实证方法来研究。 在胡塞尔那个时代，生态学尽管早已出现但依然比较幼稚， 在社会上发生的影响也很微弱。 但是，20 世纪后半期以来，生态学取得了长足发展，目前已经成为众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普遍借鉴的科学范式。特别是 1935年出现的“生态系统”这个概念，有力地揭示了生物圈各个组成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和运行规律，甚至将地球生态系统视为一个庞大的生命体。 1972年出现的“盖亚假说”（Gaia Hypothesis）的核心思想认为，地球 是一个生命有机体， 其提出者詹姆斯·洛夫洛克 （James Lovelock）说过“地球是活着的！ ”这些自然观与胡塞尔所批判的科学思想及其隐含的自然观有着根本差异。 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轻易否定科学，特别是不能轻易否定生态科学。 在笔者看来，王著所提及的“生态文化”也必须与生态学科学联系起来才能得以明确界定。所谓生态文化是指以生态学为基础、符合生态规律的文化；如果没有生态学，一切以“生态的”作为限定词的概念诸如生态文化、生态文明、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文学等，都无法得到清楚的界定。

   更为深层的问题在于，究竟应该如何看待现 象学及其造成的所谓的“主体性框架”问题。王著 明确断言：现象学的全部研究都离不开“人的生 存”这个充满主体性色彩的框架，比如意识现象 学研究的是在意识活动中事物的显现，存在论现 象学研究的是在人的生存实践中世界的显现，身 体现象学研究的是身体知觉如何呈现事物，审美 经验现象学是从审美世界的层面来理解现实世 界……总之，现象学在研究事物的时候绝不脱离 “主体性存在”的框架，事物只有在这个框架中才 能被呈现、被理解和被感知^[9]。 按照这种思路，王著甚至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论断：“现象学不承认‘客观世界’，只研究事物在先在的‘主体性存在’ 框架中的显现”， 王著将自己的立场称为 “坚定的主体性立场”^[10]。

   在笔者看来，王著的这个论断值得进一步推敲。 胡塞尔现象学特有的方法论步骤是“现象学 的还原”，其基本方式是现象学的悬置。现象学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在它看来，我们的自然态度预设了外部时空世界的实存，并预设了作为心 理及肉身个体的我们自身的实存。现象学的悬置就是要把这种自然态度“放进括弧之中”。这里必须特别注意的是，“加括弧”这种做法仅仅是对于世界的客观存在“存而不论”，以便更集中地探讨世界如何在意识中被给予、被体验，这绝不意味着否定世界的实际存在。 即使这样，现象学阵营内部也出现了很大分歧，比如现象学宗师胡塞尔与他最欣赏、最忠诚的学生英伽登之间关于观念论（idealism）与实在论（realism）之间的论争。 胡塞尔的先验观念论认为，所谓的“真实世界”的存在与本质都依赖于先验意识，它只由于意识才得以存在，意识之外则是“无”。 英伽登尽管极其尊敬他的老师，但是从 1918 年起，他直接或间接地抛弃并批判其师的先验观念论，这种批判甚至贯 穿在他此后整个哲学研究工作之中。

   我们这里无法详细讨论现象学阵营内部的观念论/实在论之争，这里只是提出如下一个生态美学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是否客观地存在一个由生态学所描绘的客观世界？在回答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才能进一步追问第二个问题：这个 世界是如何向人显现其自身的？王著站在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立场上，对第一个问题基本上“存而不论”，而是直接进入了第二个问题。笔者研究生态美学的立场首先是实在论的，然后才是现象学的观念论的，原因在于，笔者认为生态美学是 一种“对症下药”之论———它所针对的“病症”是生物圈出现的生态危机，只有首先承认生物圈的客观实在性及其生态危机的客观实在性，生态美学的时代使命与思想主题才能得以确立。现象学对于生态美学研究的重大启示在于，它让我们极 其清醒地意识到， 客观世界尽管是客观存在的， 但是它并非直接呈现其自身的，而是通过人这个 中介才得以显现的。 正因为这样，人对于客观世界的态度、显现客观世界的方式，才成为我们必须深入考察的课题。导致生态危机的原因多种多样，人对于自然的态度、呈现自然的方式是其中最为深层、最为隐秘的。 生态美学必须对此进行有理有据的分析批判。 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同意王著的如下论断：“生态美学与生态批 评的独特性就在于，它要基于人的存在这一主体性框架上展开对自然的研究，在人与自然事物的生存关联中研究自然。 ”^[11]

结语

   中国生态美学在构建过程中较多地借鉴了现象学，比如，曾繁仁明确地将自己的生态美学称为“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 这种美学观对于海德格尔哲学有着很多吸收。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曾繁仁还明确提出生态美学构 建需要充分借鉴“生态现象学”。 他提出，当代现象学的产生与发展是为了克服现代工业革命过程中唯科技主义以及人与自然二分对立的二元论哲学观，因此整个现象学哲学都具有浓郁的生态内涵，均可称为生态现象学^[12]。王著在论述过程中也涉及生态现象学，但是，没有将之与现象学进行比较说明，似乎二者就是一回事。那么，在这篇短文的最后，笔者想提出一个问题作为结语：现 象学与生态现象学的关系是什么？ 或者说能否 将二者等同？ 我们在借鉴现象学资源进行生态美学构建时，理应考虑这个问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生态审美的基本要点与生态审美教育研究”（13AZW004）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环境美学与美学的改造”（11JJD75001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王茜：《现象学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 20 页。

[2]王茜：《现象学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20-27 页。

[3]王茜：《现象学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22 页。

[4]王茜：《现象学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223 页。

[5]参见程相占：《生态美学与生态评估及规划》，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3 年。

[6]王茜：《现象学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26 页。

[7]王茜：《现象学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25-26 页。

[8]王茜：《现象学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15-21 页。

[9]王茜：《现象学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17 页。

[10]王茜：《现象学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26 页。

[11]王茜：《现象学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18 页。

[12]曾繁仁：《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3 期；

曾繁仁：《生态现象学方法与生态存在论审美观》，《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 年第 1 期；曾繁仁：《再论作为生态美学基 本哲学立场的生态现象学》，《求是学刊》2014 年第 5 期。

源发刊物：鄱阳湖学刊 2015年 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