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于16日上午开幕，由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伏煦副教授主持。作为会议的召集人之一，伏煦向与会的学者介绍了此次会议筹备的过程，强调了在有着深厚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传统的山东大学举办这次青年学者研讨会的意义。山东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孙学堂教授随后致辞，孙学堂代表文学院欢迎各位青年学者参会，并向与会的青年学者介绍了山东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历史传承与近年的发展状况，指出此次会议的议题集中在明清诗文文体学，其中明清诗文是研究对象，而文体学是研究视角，研究视角的转换让我们看到更为丰富的文学史图景。北京大学中文系叶晔教授发表了主题演讲《风与物：作为“竹枝”变体的橘枝词与荔枝词》，叶晔指出作为竹枝词变体的橘枝词与荔枝词，是南方风物书写的重要代表。咏橘的早期文学传统分为“拟人格”和“重物态”两种类型，而“讽荔”的传统则代表了唐人对作为南方贡物的荔枝抱持的政治偏见，南宋以后的南方诗人在写物纪俗和地域认同方面，对“橘颂”和“讽荔”传统有所扬弃，体现出近世风土诗歌在转化地方性知识的过程中，改造了早期咏物文学经典中的言志传统。叶晔进一步指出，橘枝词和荔枝词是一种诗题固化的文学类型，作为源自竹枝词的地方风物诗，七言绝句是其约定俗成的体式，这是所谓“类竹枝词”的“体传统”；与之对应的则是存在一个“题传统”，诗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表达需要适配诗体，如将七绝的荔枝词换为古体的荔枝歌、荔枝叹等。

开幕式之后的学术报告共分为四场，一共宣读了十五篇论文。第一场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代亮研究员主持，伏煦（山东大学）重点关注“理、事、情”这一概念集合，指出其容纳六经、四部之文与后世诸多古文文体，建构了一个多层次的文体分类体系，“子史”并称和考据学的加入是这一概念集合的两种重要“变体”，而诗歌又与以古文文类为主的体系处于离合之间，其中折射出近代文学观念的变化。刘洋（中国政法大学）围绕“绝对正体”和“应用正体”两个范畴，指出前者抽象而稳定，后者则在前者的基础上，进行“拗”这一适当的变化后由人为选择以便应用，由于“拗”范畴在历史上的模糊甚至混乱，“应用正体”在清初之前并不统一与稳定，虽然清代前中期逐渐走向条理化与精密化，但“应用正体”仍存在多样性和变动性，之所以近体诗律的研究存在大量分歧，常常是因为存在不同理论倾向下的“应用正体”。诸雨辰（北京师范大学）运用数字人文的新方法构建唐宋诗风格自动分类模型，并以此分析李梦阳的近体诗，发现其中七言、咏史咏物及晚年闲居开封时期的诗作多接近宋调，其思理性特征亦符合其自然情感论的诗学主张，李梦阳诗歌写作中关注个体情感的自然表达，在明代理学向心学发展的过程中具有过渡性意义。龚宗杰（复旦大学）探讨了晚明文章创作理论中以讲求技巧的杂艺来比喻“机法”，并建构以虚实关系为核心的创作理论，古代杂艺的机巧、法式与文章组织、修辞之间的沟通，不仅揭示晚明“机法”论的实质，亦有助于认识传统技艺与古代文学理论之间的融通。

第二场由山东大学文学院朱家英副教授主持，汤志波（华东师范大学）聚焦小品名称的递变，小品可以指代多种文体，作为集部著作的书名，亦可指代多种性质的文集，作为批评术语则指代游戏之作与变体、变格。民国时期出现的“小品文”多与“散文诗”混用，其文体自觉受到英语essay等词翻译的影响，至周作人将其历史指向晚明公安、竟陵派，并出版了众多“晚明小品”选本，其文体才得以固化。代亮（山东大学）重点关注了具有应酬色彩的实用文体寿序，指出其易于陷入套路化与类型化的窠臼，明清文人以古文作为价值标准和技法模版革新寿序文体，淡化其应酬特性，提升其议论和叙事的功能，将其转化为抒写情志的文体。周游（江南大学）探讨了欧阳修古文在清代的接受，清代是欧阳修古文传播历程中的重要分水岭，清初古文典范从欧阳修转向苏轼，从此苏文再也没有回到与欧文并驱的地位。这一变化背后的原因在于气的观念变化，文气静优于动是欧、苏古文地位升降背后的哲学原因，在古文家之外的考据学家对欧、曾古文亦有学习与接受，而桐城派内部对欧文的认识也存在差异，这些现象使得欧文呈现出更加丰富的文学样态。赵宏祥（中山大学）选择序体文作为讨论对象，关注到序体文作为一种具有公开交际性质的文体，与清初遗民的道德理想和生存处境之间的潜在冲突，进一步指出了遗民无论少作或不作序文，还是以批评的眼光重建其中的文体意义，如在编纂文集的实践中精心编次序体文，背后都隐含了强烈的身份自证的意识。

第三场由中山大学中文系赵宏祥副教授主持，张知强（山东大学）关注了选本中的诗歌删改现象，指出删改的原因包括文学与音乐、政治与教育等多个方面，删改角度有字法、句法、章法和学问，选本删改作品是对经典的重塑，依据诗法进行的删改亦是对诗学规范的实践，诗歌删改受到诗学思潮的影响同时又会反作用于思潮，是一种长期存在的批评传统。朱家英（山东大学）探讨了唐文治文章学的思想内涵，认为其对文论范畴的精细化分类及作文法、读文法等方面呈现出集大成的形态，在文学创作的艺术形式之外扩充了文道关系的内涵，并强调文章学与性情教育的关系，都是积极用世思想的体现。莫崇毅（中山大学）以万树《词律》为研究对象，讨论了《词律》里严分上去、四声填词、泛化的同调异体等理念对于清代词学的基础性意义。同时文章指出这些理念可能并非来源于万树对唐宋词的研究，更可能是万树在参考了元明曲学后得出的认识。底层逻辑的错位可能导致《词律》的重要理念存在误区。

第四场由华东师范大学汤志波副教授主持，潘静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以晚清民国时期古埃及的金石题咏为研究对象，讨论了光绪年间驻外使节接触并输入古埃及石刻，形成了以潘祖荫和端方为中心的鉴藏圈，其中埃及女王画像拓本的题咏，与“宫词”传统结合，体现出晚清诗人的文化想象，而“埃及古文”与中国古文字的“象形”因缘，促使晚清士人将两个“东方”古国的历史、现实联系起来，亦启发学界重审旧体文学所具备的现代性维度与全球史脉络。林锋（中山大学）关注了清代的怀人组诗。作为清代组诗风潮中最具代表性的类型之一，怀人组诗的崛起与清前中期某种“去政治化”的文人生态息息相关。它以多种方式介入到文人的社交活动之中，并由此建构起以作者为中心的社交网络，在此前提下，怀人组诗具备相当的史料价值，其对当代批评的呈现和文学史实的修正，均有不可替代性。胡琦（北京大学）结合政治文化史的视角，探讨了“经解”文体进入科举考试的历史背景，指出其体制由近于策问演化为颇有汉学色彩的经学阐释文，后在阮元等学官的推动下，成为地方书院授学课文中常见的文体，到了晚清，这类课试文体的流行催生了通俗应考读物，使得经解文体出现套路化倾向，成为一种新的“俗学”，“经解”文体的产生与演进中可以看到官方政策、学术研究与应试教育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张奕琳（中山大学）以副文本理论为视角，关注了晚清文人诗集和刻本的域外书写问题，以俞樾《曲园自述诗》与王治本《舟江杂诗》作为个案，讨论了日人运用题词、评注等副文本等工具，对正文本进行重新定位、阐释和引导，产生了文本意义的转移与纳入日人身份后的文化重构，使得晚清文人诗集呈现出域外特色。

会议于17日上午闭幕，由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奕琳主持，浙江大学文学院何诗海教授发表了主题演讲《“四六难于叙事”说发微》，何诗海指出“四六难于叙事”说是清人孙梅基于骈文发展史提出的命题，在厘清“四六”与“骈文”的关系，两者在古代文论语境下主要是语体概念而不指向任何具体的文章体裁，“叙事”之“事”既可指动态发展的“事件”也可指静态的“事物”，但在孙梅的论述中主要指向前者，骈文叙事要求作者兼具文人藻彩和史学修养而难度极大等四个问题的基础上，何诗海分别从骈文集中传体文的缺位、骈文修辞与叙事审美的冲突与骈文表达机制与叙事思维的冲突这三个方面，阐发了“四六难于叙事”之说成立的内在理论，具体而言，叙事文源于《左传》《史记》等以单行散体为主的史学名著，后世最典型的叙事文体如人物传记亦以散体为主，清人的文章总集与骈文别集中，极少出现骈体的传记文，尽管骈文创作复兴，但无法改变传记以散体为主的事实。骈文自身追求对偶、藻彩、声韵之美的审美特性，与叙事追求文约事丰的特性相悖，而好用典故、借代、譬喻等修辞特点，也容易造成叙事障碍，更深层的原因在于骈文以对偶为特征的表达机制与叙事单向、流动的线性特征有着不合调和的矛盾。随后，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龚宗杰青年副研究员和北京师范大学诸雨辰副教授，以本届会议报告的论文为基础，各自发表了对明代与清代诗文研究的现状及展望。张奕琳副教授感谢了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和山东大学文学院对本次会议成功举办的大力支持，并宣布本届会议圆满闭幕。

“第三届中国文体学青年学者研讨会”为近年来活跃在学术界、从事明清诗文及文学理论研究的青年学者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使相关院校青年学者之间的合作与联系更为密切，并进一步扩大了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与山东大学文学院在相关领域的影响。（文/伏煦 图/何雅诗）